后现代管理的基础是世界观革命，它首先意味着人性的救赎，然后才是企业与管理的重生。所谓重生，象鹰的重生一样，意味着要真正彻底地死过一次。
谷歌、苹果、Facebook、阿里巴巴、海尔等公司，虽然年轻且未来不可预知，但已经初步磨砺出了视灵活性、适应性为最高价值的管理系统，他们都是后现代管理的先驱。而后现代管理，包括以下六大模式：
系统变革管理模式
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世界观革命前提下的管理范式变革，无疑是缔造另一个庞大的系统。由于管理变革缺少世界观革命高度下的系统设计，使某些局部变革成为流行的管理时尚，而这些管理时尚在实际运用中必然充满重重障碍。当人们把商业模式捧上神坛之后，发现它必须有组织模式、战略模式、文化模式的匹配，同时，由于不能从系统变革的角度构筑商业模式，也会使商业模式设计本身出现致命的缺陷。再如，目前阿米巴经营模式被高度推崇，但如果站在后现代管理系统变革的高度，我们发现阿米巴模式已经落伍，它在稻盛和夫的手中创造了辉煌，未必能够在互联网进入纵深时代继续创造辉煌。
心智重生管理模式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改善心智模式”，然而以世界观革命为基础的后现代管理，则需要心智模式的重生。世界观的改变不仅是理性的改变，更是心智模式的改变，其核心是人心的改变和人性的升华。这不单是理性的范围，也是心与灵魂的问题。世界观改变意味着人是带着另外一颗心来看待世界，看待一切人事物。在此基础上，人的地位被改变了，进而作为管理范式核心的整个理性系统也被改变了。从某种角度而言，心智无法改善，只能重生。
信仰级愿景管理模式
创造利润永远是企业的核心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如果以利润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在社会化企业时代，企业的利润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对企业愿景的管理必须超越利润目标。后现代企业理应具备三级愿景：一级愿景，孕育信仰级使命；二级愿景，编织信仰级理想；三级愿景，设计信仰级目标。后现代管理的世界观，包含理性与信仰的成分，后现代企业的愿景管理就必然是信仰级愿景。
灵性驱动管理模式
在系统管理变革中，产权革命是基础，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人不是唯利是图的低级动物。人有灵魂，管理的最高境界是灵魂的交互。这就是所谓的灵性管理。在海尔这样的开放式创业创新平台企业中，组织、产权、领导模式等都已经很完善，但最终将面临灵性驱动的课题。这不是传统的企业文化所能代替，而必须在理性-信仰体系下，缔造超文化的企业文化。也就是，通过管理而升华人性。到了一定程度，超文化的灵性管理就会应运而生。
多元目标管理模式
取消KPI不是取消目标管理，而是目标管理的转型。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时，其关注的重点也不是指标，而是绩效。同时，德鲁克强调目标管理中的自我管理。在互联网背景下，建立这样的机制必须依赖系统的管理范式变革。后现代企业的目标管理是更为系统，更为整体的目标管理。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目标管理，包括纵向目标与横向目标。其中，纵向目标管理包含文化、战略、营销三重目标管理；横向目标管理包含社会、企业、个人三重目标管理。
生命协同管理模式
平台化组织提升了协同管理的重要性，开放式创新和全球性人力云系统，使协同管理成为未来后现代公司的核心管理模式。作为智能生命体的公司，具备章鱼般灵敏的数字神经系统，但真正的协同管理不仅是智能化协同。后现代管理的协同管理，是四级协同模式的组合，包括自我协同、智能协同、机制协同与领导协同。自我协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管理，而是每个人都具备自组织的性质，可以自我整合及协同各种资源。智能协同是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为支撑的协同系统，比如阿里巴巴的内部协同软件。机制协同，则包含后现代管理整体系统，以及所有子系统之间的有机协同。领导协同是最高层次的协同，当自我协同、智能协同、机制协同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领导协同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作者简介
张羿，后现代管理开创者，著名管理学家，企业家。现为上海信约管理创新咨询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曾受邀为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哲学在职研究生班和政商精英班导师；曾任《商界评论》、《管理学家》、《中国新时代》等媒体专栏作家或特约撰稿人。
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2004年）、《中国式管理批判》（2007年），系后现代管理开创者和中国式管理批判代表。多次应邀在世界顶级管理论坛、著名大学管理学院等发表后现代管理主题演讲，均引起强烈反响。著作被多所高校列为博士研究生重要参考文献，为众多管理学专业论文所引用；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新浪财经等报道或转载。
曾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与中国式管理大师曾仕强展开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在博客中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展开后现代商业精神大辩论，引起强烈反响。曾因《万科与世界级企业的真正差距》一文被《中国企业家》杂志转载引发强烈反响，该文在十年前就指出万科治理结构的隐患，间接预警了“宝万之争”。
2004年7月，应邀出席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发表《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主题学术报告，引起国际管理界强烈关注。《管理救赎：超文化企业缔造》系张羿第三部划时代管理学力作。
张羿历经二十年企业实践，具有从记者到经理人到创业者的丰富从业过程，同时身兼思想家、管理学家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学术背景。其管理学著作视野开阔，思想独到，理论与实践并重，是具有世界级高度的中国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