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变”与“不变”

经济学是理论的科学，也是现实的科学。与时俱进，依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研究对象和方法，这是“变”；坚守信念和立场，不趋炎附势，不跟风转舵，不做墙头芦苇，这是“不变”。这样的“变”或者“不变”，都不违背科学原则，甚至还是科学原则的体现。

西斯蒙第（1773—1842）的“变”。

西斯蒙第的经济学之旅，是从研读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的。瑞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西斯蒙第曾经流亡英国。这段时间，他开始阅读《国富论》，开始经济问题的研究。1803年，西斯蒙第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论商业财富》。这本书实际上是斯密《国富论》的一个通俗读本，西斯蒙第写作此书，为的是解释和宣扬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这时候的西斯蒙第，是斯密自由放任理论的忠实信奉者。

之后，西斯蒙第一边写作和研究，一边在欧洲各国游历。他观察到的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让他对斯密及其经济学产生了怀疑。他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在进步，物质产品供应日趋丰富；但是，收入分化在加剧，阶级冲突在深化；人们的被剥夺感加深了，幸福感降低了。经济活动的目的，应该是人们物质福利的不断增进，但现实的表现却远远地不尽如人意。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广大劳动人民，似乎不是更幸福，而是更痛苦了。西斯蒙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各国实施了错误的政策，而之所以会有错误的政策，是因为各国政府信任斯密错误的经济学。

西斯蒙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不再信任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他认为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有危害的。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他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这部著作的“新”，意味着西斯蒙第的改变，意味着他对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背离。自由放任只是一个乌托邦，现实的经济政策必须强调干预的作用；经济学不仅是解释经济现象的科学，更应该是指导经济政策的科学。

西斯蒙第的“变”，立足于对现实的关注，立足于科学的良知。为真理而变，而不是为利益而变，这是值得认可和尊重的“变”。

萨伊（1767-1832）的“不变”。

萨伊的经济学之旅，也是从研读斯密的《国富论》开始的。萨伊在英国学习商业期间，接触了斯密的《国富论》，于是开始了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对于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萨伊很认同；但是，对于《国富论》的写作，萨伊认为问题很多。结构混乱，内容庞杂，叙述冗长，“基本上只是一堆有待处理的素材”。萨伊决定对《国富论》进行再加工，完善其结构，理顺其逻辑，简化其论述。萨伊确定从生产、分配、消费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斯密经济学的体系，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分法”。

萨伊后来参加过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又主持过一家宣扬新思想的学术期刊。萨伊发表的文章引起一定的社会影响，并得到拿破仑（1769-1821）的赏识。后来，萨伊被拿破仑任命为财政委员会委员。萨伊用来重构斯密经济学体系，用来宣扬斯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在1803年出版，这是斯密经济学的通俗读本，也是法国最早的系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著作。萨伊虽然曾经得到过拿破仑的赏识，但他们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观念是冲突的。拿破仑是个专制主义者，干预主义者，重商主义者，而萨伊却是自由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作为干预主义者的拿破仑，主张对对外贸易进行干预；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萨伊，主张自由贸易。萨伊修订再版《政治经济学概论》时，拿破仑要求他对内容和观点做出某些改变，放弃自由贸易的主张，支持贸易保护。萨伊拒绝了。即使面对的是皇帝，萨伊以为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人格更加值得坚守。萨伊甚至愿意为了学术的尊严和学者的人格而放弃政治前途。他被拿破仑免除了财政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个专制主义的君主当然知道如何惩罚一个不自量力的小小经济学家，萨伊被任命为关税征管员。萨伊放弃了这一职务。

因为不妥协，萨伊被禁止从事学术工作，他的著作不能出版，他的文章不能发表。他只能去开办纺纱厂，转行做了企业家。一直到1815年，拿破仑因为战败而下台，萨伊的研究工作才得以继续。当萨伊来到格拉斯哥，坐在当年斯密讲课的教室里时，他感慨万千。为了那“不变”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付出了十几年宝贵的时光。

西斯蒙第的“变”，萨伊的“不变”，都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敬佩。无论“变”还是“不变”，他们都秉持着学术的良知，维护着学者的尊严。这种精神，在我们的时代，是越来越匮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