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认为“国家应该为其成员谋福利”，这似乎是个不容置疑的主张。维系社会的扩展秩序保障了道德共同体，市场保障了人们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那么国家在此基础上怎样行善？它需要制定法规保证合法的活动能够开展，非法的活动遭受惩罚，人们在市场的活动不会增进社会的财富，不会提高社会的供给，它只是提供了资源配置的机制，让供需获得高效的安排，增进交易各方的福利水平，因此国家的慷慨在于弥补这一不足，促进社会的生产活动，当国家的行为增加了人们的选择而不是减少了人们的选择，那么国家就是正确的。

布坎南说“善心伦理建立在等级制假设前提之上”，朴素的辩证也能说明这点，正如我们出让一部分权力于政府以使其成立，这样政府理所当然的需要增进社会成员的福利。如果不能确立这一原则，出于施舍与馈赠的原则，这必然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并使其受到盘剥。但是我们也知道社会秩序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结果不是设计出来的，任何希望通过推行美妙设计的秩序来推动改变，其结果必将带来破坏，新加坡并不是充分的良治，移民的加入与流出减轻了这种设计的破坏效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总之，政府的作为需要考量不损害人们自由的前提下增进福利。

市场是一种自由机制，一旦确立了这一经济活动的机制，任何逆市场而为的行动都会被看做阳光下的丑恶，增进市场活动而不是减损是政府承担的角色，这不是善心使然而是自由市场的召唤。人们在此基础上能够获得权利，因此重温肯尼迪所说的“不要问美国为你们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们为美国做了什么”就顺理成章了，当政府确保了自由市场的机制并基于社会秩序形成的道德规范行事，那么这样的道德共同体就是布坎南认为的愿景，其成员需要做些什么。

愿景可观，但是为了达成愿景，即使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也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范围的移民正在叩问国家的灵魂，但这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力量，人们处于怎样一个位置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水平视角一个是垂直视角，即人生而平等还是处于等级制下。在垂直视角看，人们并非逆来顺受而是希望国家做得更多，正如所谓“国家是民众之乳母”，相反，人们懂得个人掌握权力而相应的并不向国家申诉超越制度的需要。一旦市场为人们所接受，等级制明显的表现为伸向市场的权力大小，那么，掠夺则是自然而然的。

社会之恶成为一面审视的镜子，如果它拿国家的伦理作旗子，各种规则均可看作为国家伦理的翻版，那么我们应该说国家需要改进，如果社会之恶处处与国家的正义为敌，那么国家则是正确的，“国家应该为其成员谋福利”这一点在这一前提下是可期的。

参考：布坎南《为什么我也不是保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