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拒绝谈GDP增长率)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增长系统失灵。它有社会对抗心理产生的原因，也有传统产能过剩的原因，更有新技术产生困难的原因。若要进一步描述，就是在社会充满不满情绪状态下，经济发展无起色，国民经济对政府调控手段处于麻木状态；传统行业加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不明显，又没有革命性的新技术产生，更没有产生新技术的条件和氛围；社会闲置大量投资无处生息，乱投资行为反而带来物价上涨，激发新的矛盾，财富集中度进一步提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整个社会处于消极、愤怒、无耐的对抗之中，直至激化成政治运动，走马灯式地更换国家最高领导层，动荡与相对贫困进一步加深，社会进步停滞，甚至倒退。

从上述描述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全过程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的原因，而不仅仅是产能过剩一个方面。通过考察，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

1、政治原因主要是腐败；

2、经济原因主要是传统产能过剩，闲置投资助纣为虐；

3、社会原因主要是国家法律和政策系统限制创新创业，科学技术创新人员得不到鼓励与激励；

4、文化原因主要是社会成员整体氛围持浮躁心理，急功近利，社会违德行为猖獗得不到制止，人人者都是受害者，而受害者又害人。

       对照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现象，我们中国大陆也不同程度存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问题，有因必有果，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五月初，许小年教授在深圳演讲时大胆提出：“我们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作者认为许小年教授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的确没有引起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低层干部的足够重视。

中央高层早就知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厉害，尤其是李克强总理，从他提倡的事情反推，他是一直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作为主要工作在抓，他心里装的话，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怕影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心理上促成中国经济发展由漫向低转向。其实，主要导致陷阱的前因，中国没有南美哪么严重，关键是中国早就注意到了，这才是我们有信心的来源。

第一，政治原因在中国基本得到制止。党政官员腐败问题，从18大以来的反腐，基本上得到遏制，但还没实现遏止。真正遏止腐败的产生，需要系统的政治性改革措施，目前政治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党中央完善反腐的制度安排，还不能实现一劳永益的目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以人民的名义》的反腐电视剧的播放，激起了民众对反腐的深层思考，也强化了一些新的社会观念形成。因为，人民群众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社会现实才是真实的，电视剧是被审查和艺术修饰过的。一是认为剧中有的正面人物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二是认为干部职业就是个腐败的职业；三是改变过去干部受人尊敬的心理，现在的干部却是坏人的标志；四是体制内的人群认为反腐是有选择的，并不彻底，还有很多该抓的没抓；五是真的有腐就反，腐了都抓，那就没有多少干部了；六是被抓的人认自己的罪，但对反腐 本身不服气，还有哪么多怎么不抓？七是没被抓的暗自庆幸自己的情商高、关系好、得的少等复杂心理存在。

中国反腐，应该说还在路上，只要一放松，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经济原因在中国都被紧紧盯上了。过剩产能和闲置投资两个方面，都被 中央下大力调控改善，关键看效果。目前，是中央决心大，地方在假做；一把手在强调，干部是撸起袖子不干事；专业部门在扎实抓（如污染），企业在低调抵抗。

近40年的大干快上的快感难丢，GDP主义的政绩观难改，现在去的产能是别人的政绩，到我这儿成了包袱，其实，过剩产能就是过去努力的成果，是地方财力的来源，舍不得去掉，而且，去掉的产能带来的失业难消化。大量社会闲置投资横冲直撞的直接动机是在保值增值，以钱生钱，原来说是新型的金融产业，鼓励发展，现在为什么要限？没有投资哪来的增长？投资、 技术与劳动三者的结合就是现实的生产力，限投资就是限制生产力。而投资者说：“你给我投资机会我就不会劫贫济富、横冲直撞，赚钱是金融资本的本能。”

第三，社会原因在中央政府层面已经注意到了，但全民没有普遍认识。我国法律与政策系统是经过长时期漫漫形成的，具体法律与政策，是针对具体事情，当时设置的都有充分的理由，大环境发生变化了，整个法律政策系统要在短时间内调转方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如2008年后出台的“十大行业发展规划”，房地产调控政策，减税政策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到底怎么调整法律与政策，既没有理论指导，又没有神仙指引，我国的各级权力中心系统本身认识没有统一，很难有大的突破性改变。如美国新政府的减税计划，我们是不是要仿效？科学技术创新人员的主体——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的工资是不是要比公务员的高出一定比例，对他们的个人所得税要不要降低一些？提出这样的设想都没有可能，大的突破性的改变必然是产生争议，甚至出现不必要纷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层矛盾只能调和不能激化，“稳定压倒一切”是“两个一百年”必须遵守的原则。

中国社会政策性奖限方向，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进军环节，的确需要系统的各个击破，限制一些人的破坏性积极性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否则，很难出现“80年代那种全民火热劳动创收”的局面。

第四，文化原因在中国基本没有办法扭转。全民的“反腐”与“爱腐”同时存在；全民的浮躁、静不下来的心理状态；全民的急功近利、期望一夜暴富情绪；全民的违德等不文明行为的普遍性等等，没有“文革式”的全民运动，政治高压下的与舆论压力，短期内扭转局势是不可能的。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要求解决所有问题才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对于上述四大内容而言的捷径也是系统工程，经济状况完全变化了，整体上，相对于改革开放初、中期，党的19大和20大的改革责任比过去更大、形势更严峻，需要更理性的头脑和科学的方法。

例如：创新体系建设是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牛鼻子，除直接向科技人员分配倾斜、鼓励创新外，主要包含三大支柱：

一是相对自由、宽松的营商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家精神。这是当今中国做得不太到位的方面，如何建立？对国家来说是法律和政策系统的改善与改变，对于个人来说，是职业修养与品质的提升。

二是人口红利再开发、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税收、贸易、市场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相对完备的制度体系。直接涉及到社会人群之间的利益调整，既有政策调整的难度，也有政策落地的矛盾，还有力度控制与社会情绪的拿捏。

三是政府支持研发、激励企业研发、教育与医疗投入和竞争低价转向竞争品质等组成的创新政策体系。其中涉及部门协作，政策力度、奖限设计思想，以及能服人的理论指导，都是当今中国全社会的难题所在。如企业竞争价格是发展初期的手段，竞争品质才是成熟时期的正道，就这一个观念与氛围的建立，就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

中国暂时还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离陷阱很近，18大后有离开陷阱的主观愿望的实际行动，我们还有可能避免掉下陷阱。

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但很难，这就看中华民族的智慧，党中央的领导能力与科学发展观的系统理论与观念的建立。改写人类发展史就在我们眼前，不比解放全中国建立政权轻松。

                                        2017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