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联络人杜桐荪
杜桐荪（1905-1998）青田北山村人，祖父杜师预，字左园，清末优贡、诗人，曾任黑龙江省龙沙道道尹、浙江省国民会议议员。父亲杜汝璜（1882-1912）曾任湖北候补巡检。弟杜松荪，姐妹三人。杜桐孙1922年毕业于温州省立第十中学，留学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设立一个电影工作队，任命杜桐孙的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同学好友张冲为队长，张冲聘杜桐孙为电影工作队干事。从此开始，杜桐荪一直追随张冲，做张冲助手。
张冲（1904-1941）是促进国共合作的重要历史人物。张冲原名张绅，字淮南，曾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哈尔滨政法大学，后赴苏联留学，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处长，终于成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负责联络的国民党代表。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奉命参与同中共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期间曾到陕北瓦窑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晤，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杜林书房主人附言：大表哥杜桐荪一直从事电影事业管理工作，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他随从去了台湾任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退休后移民美国加州洛杉矶。投资房地产事业，在我三舅杜汝琎的技术帮助下，我表侄杜纪川开发计算机硬件企业公司成绩显著。
我年幼时只晓得有一个大表哥管理电影事业，从未谋面。1987年老汉作为中国卫生部健康保险考察团成员出访美国加拿大期间，在洛杉矶《兰德公司》访问学习。桐荪大哥设宴既宴请我们考察团全体团员，也邀请移民洛杉矶的青田北山老杜家人。这是我俩第一次谋面。宴席间他十分赞扬周恩来，怀念当年在重庆与周公一起的美好回忆。我们劝他写回忆录，他说多有不便。我说，你多有不便我来写。他笑笑说，你写等于我写。还是不写吧。1989年大表哥应约（是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天津市委统战部邀请）来上海访问，特意拜访我妈他的堂姑母，看我妈妈居住条件差，答应给她出资买新房。我大嫂威利特别喜欢我的小儿子，听说他要去美国留学，嘱咐我老伴让伟民一定去洛杉矶读书。大表哥身体欠佳，说西医治不好他的病要回国看中医，问我你是卫生部系统的专家，你是否可以替我找一位知名老中医。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替他找到一位老中医，他接受检查号脉处方十分满意，并建立了联系。我人在上海，因为出席会议没有出席家庭聚餐。
素材摘自陈木云根据台北市青田同乡会1987年编《续修青田县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3月版，《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等编写，吴德正根据《北山晋昌郡杜氏宗谱等资料补充。杜桐荪与家人合影是其表弟杜乐勋提供。
1989年杜桐荪应上海市统战部和天津市统战部邀请访问上海天津，到达上海拜访堂姑妈杜善勤与家人团聚留影。前排右起第一 人是桐荪夫人威利依次是杜桐荪杜善勤杜乐勋夫人周玉凤等
桐荪大嫂威利和米够大嫂玉凤合影
附件：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打管打，谈管谈。就在毛泽东发布“决战动员令”前两天——
就在毛泽东的“决战动员令”发布翌日——
陈立夫带回的蒋介石的话，口气是非常强硬的。陈立夫说，蒋介石仍坚持原来的意见，决无让步的可能！蒋介石要潘汉年将此意见电告毛泽东。
潘汉年提及，曾养甫代表国民党，曾经提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四项条件，与蒋介石今日的意见相距甚远。陈立夫完全否认曾养甫曾提出过四项条件，说：“纯属子虚乌有！”谈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陈立夫说：“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潘汉年针锋相对道：“蒋先生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听潘汉年这么说，陈立夫又道：“我们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捐弃成见。”这样一来，第二轮会谈依然没有成果。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丙）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详容另告。东、天
这时，中共红军和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正激烈交火。战斗在甘肃东部环县山城堡打响，那里离“红都”保安以西并不太远。自从毛泽东在十八日下达“决战动员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开赴山城堡，于二十一日一下子歼灭了胡宗南部队一个旅又两个团。虽说吃了败仗，蒋介石“剿共”之心益切。他和宋美龄飞太原，飞济南，飞绥远。在太原，蒋介石鼓动山西省主席、晋军首脑阎锡山“剿共”。在济南，蒋介石策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全力“剿共”。在绥远，蒋介石要傅作义调部队“剿共”。这时，毛泽东则加强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毛泽东等十九人致信蒋介石。此信一派毛氏文风，况且如今已收录《毛泽东书信选集》，足以确证出自毛泽东笔下——虽说信末是以下十九人共同署名（内中王稼蔷即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徐向前陈昌浩徐海东董振堂罗炳辉邵式平郭洪涛率中国人民红军同上此信花了一大段笔墨，回顾蒋介石历次“剿共”的败绩，一直数落到山城堡之败。然后笔锋一转，劝起蒋介石来。毛泽东陈词于蒋介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现照录此信后半段原文如下：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毛泽东书信选集》，八十至八十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就在毛泽东发出此信后不久，
在毛泽东就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翌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潘汉年的电报，对于谈判作了如下指示：“离开实行抗日救亡的前提，就没有任何商谈的余地。蒋介石如有谈判的诚意，应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绝对不作无原则的让步。”这样，国共谈判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就在“疑无路”之际，忽地“柳暗花明又一村”！那是在几天之后——
杜桐荪步入裁缝店内，见到一老头子，一问才知道，老板姓潘，已经打烊回家去了。杜桐荪便问，楼上住着谁？老头子答曰：“小潘先生。”杜桐荪猜想，这位“小潘先生”兴许是潘汉年！于是，杜桐荪便在裁缝店里坐等。夜深，忽地闪入一人。杜桐荪一看，正是潘汉年，顿时欢呼雀跃！潘汉年一怔：杜桐荪为何深夜等他？杜桐荪急急说明来意，拉起潘汉年便走，要他马上去南京——陈立夫有十万火急之事找他！陈立夫为什么如此焦急要跟潘汉年见面？那是因为
与“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消息，要晚得多。据当时在南京的陈布雷
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
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至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
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
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
会议还决定，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部队讨伐叛乱。会上，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陈立夫另有妙计，他以为妥善解决西安事变，可另辟蹊径：通过潘汉年与中共紧急联络。于是，他急急忙忙去找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命他火速赶往上海寻找潘汉年。国民党和中共在幕后建立的秘密联系，在这关键的时刻，发挥了作用。当杜桐荪好不容易在上海“潘记裁缝店”里找到潘汉年，已是十三日深夜。 潘汉年随杜桐荪赶往南京，与陈立夫见面，则已是十四日上午了。
参考资料
蒋公是因为张学良才和共产党合作么？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颍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进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
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悼张淮南先生>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