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章 形式逻辑的贡献与应试教育的偏执
单一形式逻辑是依靠概念形式设定前提条件而展开有效思维的逻辑方法。应该承认，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在创新领域中的伟大贡献永不磨灭。
远古文明时期涌现的一大批“人类先知”，他们在没有脱离劳动实践、没有被蒙上巫术算卦的神秘色彩时，实际上其中的多数也掌握了“算术”，即有精确概念形式的推算方法，后人从表象上称之为“掐指算”，中国还有独特的“八卦算”。
那些“人类先知”的智慧孕育了逻辑学萌芽。他们依靠古老的概念形式思维，通过知其一实现了知其二，实现了对某种事物的认知比他人“先觉”，也实现了对尚未发生事物的“预见”。远古所发生的古老的创新思维成果足以使蒙昧时代的芸芸之众感到神奇和惊讶，于是“先知们”普遍受到了尊重和推崇，以至被推向神秘和神化。
科学发展史反复证实：许多科学门类初创期和成长期，单一形式逻辑创新智慧可迅速推动同门学科独立成长、独立丰羽、独立成熟、独立完善起来。在近代文明时期，各学科之间的分界比较清晰且区隔遥远，学科门类体系和体系结构并不复杂；一种学科对另一学科的相互依赖关系更未见显著，甚至无所依赖。其时，各学科均有自己独立发展和自我丰富的极大空间，所有学科都一样处在幼年期，尚未发展到饱和和成熟阶段。
当其时，以演绎和归纳、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为主要标志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几乎成为各门学科的主要创新手段，并且，无可置疑地迅速推动了各学科门类在各自领域创出累累成果。尤其是数学、早期物理学、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学，它们主要是依靠单一形式逻辑思维实现了本学科概念体系的丰富、发展、延伸和成熟。
实验课题（NO：72）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成果之一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从事数论研究并进行算术演绎推理时，发现了一种“奇数”共性表现。他举例确证：77＝53＋17＋7，461＝499＋7＋5，461＝257＋199＋5……等等，不同的奇数有着同一规律的素数之和的数例现象。
他通过观察和思考上述所列举的不完全例证，看到每次相加的三个数都是素数。由此形成了不完全归纳的逻辑思维延伸，得到的创新新概念是：但凡所有大于5的奇数，都可分解为三个素数之和。他把上述尚未被他人发现的道理，写信告诉当时著名的数学界权威欧拉。欧拉不仅肯定了哥德巴赫猜想，并补充提出4以后每个偶数都能分解为两个素数之和，而且，哥德巴赫的发现能够从欧拉补充命题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两位数学家相互呼应的数论命题，被人们合并称之为今人所熟知的“歌德巴赫猜想”。它所包含的创新概念从此形成了数论领域一个极其艰难的探索方向，曾鼓舞着大批数学家在该领域前赴后继攀登数论高峰，极大推动了数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注：据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刊载于1978年《人民日报》）
上述实例是哥德巴赫运用演绎和归纳发现了数学新概念。
实验课题（NO：73）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成果之二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对自由落体运动有过开创性研究。他曾经明确断言：“落体速度快慢与物体重量关系成正比”。这位令后人长期敬仰的权威学者，其所发现的几何学、物理学定理传承至今，对后来的科学创新与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但他的有关自由落体的速度与重量之间成正比关系的结论则是个错误，并且延续了1800多年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不过，到了伽利略这里，发生了新概念逆转。
伽利略用形式逻辑证实了亚里斯多德结论有误。他假设：物体A比B重得多，那么，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结论就应该是A比B先落到地面。而现在，如果把A与B捆在一起，成为（A＋B）。一方面（A＋B）比A重，它应该比A先落地；另一方面，由于A比B落得速度快，B应该减慢A的下落速度，所以（A＋B）又应该比A落地慢。伽利略认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结果。用形式逻辑“不矛盾律”排除了亚里斯多德的判断，那么，事实上会是什么结果？
伽利略获得了新的猜想。著名的“比萨斜塔自由落体实验”就在他的创新思维指导下展开了。那是一次罕见的有公众参与的科学实验，起初，人们是用怀疑眼光围观。猜测否认权威论断会“出洋相”，但随着实验展开，看到的结果则是相反。围观者又用赞叹和肯定褒奖伽利略纠正前人错误的智慧和胆略。实验证实：重量不同的两物体从比萨斜塔顶同时下落，同时落地。（注：据《科学发现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由此诞生。
实验课题（NO：74）可以仿效的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成果之三
宇宙物理学有关行星三定律的发现，要归功于德国科学家刻卜勒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判断。1600年以前，丹麦天文学家第谷花了整整30年时间精确观察可见行星的位置。他的观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大量观察资料都具有记载精确的科学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第谷只善于观察分析，不善于综合性的形式逻辑方法运算和判断。在所有资料未经综合研判时，使他只能得出既不同意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不同意哥白尼“日心说”的结论。
此后，第谷请来了助手刻卜勒。
刻卜勒的特长与第谷正好相反，他对具体的天文观察分析积累一点不感兴趣，观察技术也远不如老师第谷。不过，刻卜勒却善于变换角度综合演算老师写在纸上的观察资料。
他首先假定大前提：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经过轨道计算发现与第谷的观察资料相差甚远，于是推翻。又假定大前提：行星们是绕着太阳转的。计算结果还是误差大，再推翻。两次大前提假设均是综合计算角度不同的假定和在假定前提下的演算。两种理论概括均与观察资料不符，刻卜勒立即想到了行星的运行轨道是否并非“正圆”？
于是，在两次演算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第三种综合性理论前提假定：“行星运行轨道是椭圆的，太阳就位于椭圆的中心之点。”接着，再一次对照第谷的观察记录进行椭圆理论运算，不出所料，计算结果与观察资料十分接近。刻卜勒多角度假定大前提的计算方法所得到的创新概念，奇迹般引导出了他自己后来用公理公式所表述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被发现，天文学由此获得突破性进展。（注：据《光明日报》
这是一例在现成资料基础上，通过形式逻辑思维的延伸而实现的“先觉”。
（
实验课题（NO：75）可以争论的如下思维成果是否孕育了辩证思维方法？
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运动，是一种从小概念到大概念再从大概念回到小概念的基于同一学科内概念体系的思维方法，它在科学史上也创出过惊人奇迹。
西方科学界早期开创生物学领域时，并没有“生物学”称谓。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家们，是把各类物种分开在各自领域中开展研究的。那曾经是一个千百种生物被科学界分散、分别做具体特征解析的过程。当人们在各自分隔的领域研究到一定程度时，有人就发现所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属于生命存在方式，都有自己基本的生命成分——蛋白质。于是完成了一个特征的合并即抽象概念的提炼过程。
基于上述研究，歌德、圣·提雷耳等一批学者便从生物都有基本成分蛋白质的共性特征上，“抽象”地推出一个创新概念即“生命物种”，它是相对于无生命物种在科学门类上的一种对等新概念，由此推动全球科学家对动植物和微生物，一概都简称之为“生物”，这就有了创建“生物学”门类的开端。（注：据《自然辩证法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
人们根据“生物”概念再一次进行有新概念指导的分类工作，从抽象再回到具体。又发现依靠生物排序而展示出来的物种进化阶梯现象。从此，生物学开始面向人类社会清晰呈现出一个“物种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和连续演变”的生命链，这使人脑思维直接抵达了遥远的太古期和地球混沌期。接着，“进化阶梯”激活了达尔文探索激情：要寻找生命物种进化原因——思维又从具体物种形态转到了另一种有共性特征的提炼过程。
读者从上述创新思维运动的初级形式表现中，已然看出迈向近代文明的人脑，其逐步进化和演变升华的大趋势，即辩证逻辑思维在学科初创阶段即严密的形式逻辑思维展开之前的萌芽和孕育过程。不过，当时直到今天的自然科学史只承认单一形式逻辑的功劳。
所有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创新思维，其所结出的“先知”之花朵，都是在以万倍于单纯“感官全接触”的认知速度，高速推进着人类新思想、新创造、新发明和新发现向前延伸！换句话说，凡创新意识没有不体现“先知先觉”的。
“先知先觉”如果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对社会文明进步实在是一件求之不得和难能可贵的事。在科学技术前沿探索领域，哲学思想体系有责任把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和最终标准”这一关，却没有必要斤斤计较那个“先知”的成分里，到底包含的外界信息与脑内想象成分各占多大比例，以及它与思维延伸长度间的比量关系如何。因为人的整个大脑都是物质，包括记忆积累也要变成物质，思维运动是生化粒子的介质运动。只有反映对应物指向和指向范围的“概念”从大脑里涌现出来，才需要验证。
不经过思维运动而直接照见客观物的感官感觉同样会像镜子一样把镜像模样搞得偏瘦或偏胖。镜子反映事物映像之“程序”确有正规的直观立场，不过，也出错。
作为一种初级创新思维形式，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就像宇宙间物理运动的基础作用一样，永远不会被否认。它将在科学创新领域起到基本的、成就于同一概念体系或创新思维中端和末端的创新或发明功用。包括当今时代涌现的高新科技如遥感技术、空间技术、生态学、环境科学等，都离不开初级创新思维运动来推进其发展和丰富。
但是，必须看到：单一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只能在某一理论猜想被创立之后或尚未发展成熟时期，它才有独立施展才干的空间；只能在单项学科技术门类已把握了熟知范围及其概念体系留有延伸创新发展指向时，它才有独立施展才干的空间。
然而，今天的地球人所处的新时代，其创新思维运动所面临的极大挑战则是一种发展变化了的门类很复杂的科学局面。遍查所有科技领域包括人文科学在内，几乎再也没有显著孤立的新老学科和技术可存在于当世。学科间区隔遥远的时代已成过去，科学门类发展到了一个“边缘诸侯”崛起、领域交叉渗透、“群雄”相互兼并的时代。
那些传统科学技术门类不仅自身已经发展成熟，而且它们的发展前景也正在被兼容性很强的新科学新技术所取代。用未必恰当的形象比喻说，即当今世界再也找不到一位西方的纯种金发女郎和银发女郎，再也没有纯种新学科和纯种新科技的位置，而且，每一种科学的最初之创新或创立，均不能依靠单一形式逻辑思维运动来实现。
人们感叹，一面是全球新科学新技术的诞生，如雨后春笋，林立茁壮，竞相成长，一面是他国人才干什么都容易，而我们自己，即便是
中国的高等教育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谁能为素质教育准确把脉？
恰在此时（注：这里指的是2003年），有人在报刊上撰文，否定英国著名思想家罗杰·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伟大观点，认为当今的“高等教育成果”导致“专业知识使人迂腐，使人穷酸，使人软弱无力乃至产生反作用！”笔者不赞成其说法。
我们不能简单认可“专业知识使人迂腐”，而要明确指出：陈旧的专业知识使人迂腐；也不能认可“知识使人穷酸”，而要告诉人们：用不到点子上的知识才使人穷酸；我们更不能认可“知识使人软弱无力”，而要单刀直入地提醒教育界和全社会：没有依赖于先进思维方法统帅力而海量存储的“知识点”必然一盘散沙，软弱无力！
知识的积累不是多了无用，而是不能只依靠知识点的简单相加来积累。高等教育要在培育提升人脑尖端机能上下功夫，用多种思维方法链接习惯来统帅和运用知识点。
据《深圳商报》
霍德华·加德纳认为，能力比知识更重要。获取知识需要能力，运用知识需要独特能力，他所指的人的能力包括：视觉能力、语言能力、逻辑能力、计算能力、乐感能力、肢体能力、顺其自然能力和交往能力等8种。笔者又补充一句：其中逻辑能力应该包括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和直觉逻辑三种思维响应能力。这三种逻辑思维能力，是该学者没有深入研究，但恰恰是体现“人的智力水平”和“准确认知现实事物能力”的人脑最核心能力。
不过，正当社会上有人针对素质教育重视不够普及不够，而无端怀疑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时，发达国家却嫌自己国家知识太多的人太少，他们趁着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创新教育经验时，用各种优惠条件把穷酸、迂腐、软弱得没有“智慧”统帅自己知识点的大陆学子们大批吸引到他们的实验室里“被统帅”。
结果在别人创新思维管理下，中国人全泡在实验台上倾心科研，许多人把节假日行为动机都忘却了。西方人也不需要中国人那种处世圆滑的生存智慧，实验室里显得很单纯。于是，丧失了一种智慧的人却赢得了另一种机遇，个个都成了大气候！
为什么？答曰：人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先进的思维方法才是所有能力以及所有知识体系的统帅。许多有智慧的人，其在特定环境中会给“智慧者”本人带来穷酸，但却能够给科学事业和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它需要全社会高瞻远瞩：不要把能力仅仅看作是特定环境中的做人技巧和为人手段，更不要把衡量智慧的标准选定在文凭高低和官职大小上。要寻找一个好制度，激励中国人奋发走向矢志不移、甘于寂寞、宁静致远的创新之路。
实验课题（NO：76）为什么与机制设计相关的教育制度极为重要？
本场“实验”讲述的是一个真实故事。
英国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曾占有的大片殖民土地可使各殖民领域24小时轮番享有阳光。17世纪时，英国常要运送犯人到澳大利亚以实现移民和殖民战略。起初，政府是按上船时犯人人数给船主付运费、配口粮。船主为了牟取暴利，便不顾犯人死活，每船装载犯人贪图越多越好。因此造成船上生存条件恶劣，加之船主一路克扣饮食并囤积所克扣的食物抵岸贩卖，导致大批犯人中途饿死、病死。更残忍的是，船主一出公海，就把“不听话的犯人”活活扔进海里。
英国政府为了降低国民死亡率，曾经采取过加强犯人运送途中医疗保障和增加食物发放标准等措施。但是政府的运送成本提高了，却未见死亡率降低。且到后来，演变到被派到船上的监管人员竟与船主勾结起来虐待犯人，牟取暴利，导致政府开支进一步增加，而死亡率则继续攀升，最高时达到94％。直到18世纪，英国政府终于想到了一个新的运送制度：改变激励机制设计，即按犯人到达澳洲的人数付给运费。从此之后，船主便把犯人当作财源来看待，千方百计想办法让犯人活着到达目的地。结果死亡率降到了1％。
通过上述“实验”，我们联想到了衡量人才培育成果的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如何创新？是按上船时的“人头”计算好还是按下船之后的“人头”计算好？
如果高等教育绝对按“上船”时的高考总分划线，并以此作为重点院校优生录取的唯一标准，也就是“上船”资格决定一切，那么，高考应试成绩则无疑成为决定人生命运的最重砝码，应试教育的基本格局将难改变。正如一位美国人士的感叹：“很难理解中国学生的全部学习过程，就是为了记住考卷上那些可能出现的考题答案！”
英国剑桥大学的人才观念是：在当今世界，很难得的人才不是高学历，而是那些取得了创新成果的人。当所有人才选拔对象均无创新成果时，才用不同的学历文凭来衡量人才对象应所具备的发展潜质，寻求没有现实衡量标准的潜在标准。而当其中有人取得了突出成果时，仍然只看学历、看文凭、看潜质，便是那些科技不发达国家的愚蠢做法。因为，现实的创新成果，比较高学历所证实的潜质不知要难得多少倍。
一个国家能做到用10年时间培养一批可预期数量的博士、硕士、学士，但却不能预期可用多少时间能培养多少具备一流创新才能并拥有一流创新成果的人。
看来，所谓好制度是能区别人才真伪、能分得清是非的制度；所谓坏制度就是不辨真假的制度，是能够创造长盛不衰的假文凭市场、假人才市场的制度。如今的察人部门只承认能赢得应试成绩的人其所具备的“人才”素质，却不能理解那些拥有创新成果的人更具备坚强的耐心和顽强的毅力。
中国的人才培养制度和选拔制度至今没有走出“真假李逵”难辨的怪圈，其与全社会思维方法陷入新一轮僵硬和僵化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