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笔者认为，要解决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要在对外贸易理论上正本清源，客观地认识到在国际特殊的信用货币体系下对外贸易发展的本质特征，在于实现各国商品的互通有无，而不是实现本国生产要素以外币作为表现形态的持续货币化；其次，在“逐利”的市场机制作用下，一国对外贸易顺差应更多地体现为本国出口贸易的利润结余，而不是进出口之间的差额。理论上而言，只有在市场化条件下以追求“利润”为趋动力的国际贸易发展，才能通过出口利润的提高，在发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再次，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更多地表现为本土生产要素外币化的结果，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仍然缺乏领跑国际前沿技术的条件下，中国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理论上而言，在国际信用货币条件下，一国本币的国际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全球国家对于其出口产品的刚性需求，当然，还有该国军事实力对于其本币国际化的保护程度。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解决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关键着力点，不在于通过金融手段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而在于通过从国外引进大量理、工科技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方式，提升中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在信用货币经济条件下，虽然一国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总量体现出来，但是，这种价值总量最终必须取得具有一定使用价值形态的商品和服务做支撑，而从商品和服务供给的源头来看，其主要取决于一国资源、劳动、技术和管理的可持续供给数量和质量。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在克服对于信用货币形态的外资资本盲目崇拜的同时，还必须通过提高国内劳动者工资水收入平，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实现上述生产要素的可持续供给和质量的不断提高。
实现中国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应该采取的相关对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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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
理论上而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所要求的假说条件，目前中国很难通过比较优势贸易的开展，实现经济的跨越式赶超。实际上，从中国前期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基于国际比较优势而采取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措施，并没有使中国获取更多的技术，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基于比较优势而开展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产品和资源出口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能通过从国外进口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的方式，实现中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这就要求今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突破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束缚，通过必要的政策引导，实现中国对外贸易在进、出口基本平衡基础之上的优化升级，最终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为达此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外汇储备，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方式，提高中国生产要素的质量。理论上而言，当前中国所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并不是中国本土企业开展对外贸易所积累的利润结余，而是既包括本国生产要素货币化成份，也包括对来自于外国的投资和投机主体的负债成份。因此，在人民币已经大幅升值、外部投机资金获利丰厚的背景下，目前不宜通过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方式，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而应该通过充分利用这些外汇储备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式，提高中国技术水平和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当前对于外汇储备的使用，应重点用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人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进口中国稀缺的资源，通过国外先进生产要素的引进，最终丰富中国生产要素的数量，提高中国生产要素的质量，进而为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提供必要的生产要素准备。
第二、通过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为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提供人才准备。从现代国际竞争来看，其最终表现在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当前，应通过加强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方式，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夯实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基础，最终促进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从中国教育和科研投入来看，当前中国教育和科研资金投入总量依然较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高，其主要表现为：由于教育、科研工作者工资收入水平较低，使一些教育工作者和科研工作者无法专心投入工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和科研质量；而对高中及大学实行的自费教育也使很多优秀人才留在校门之外，步入外乡打工的廉价劳动力行列，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的低投入，也使大量优秀学子流出海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优秀理工科人才的大量流失。上述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使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停留在低端水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科技进步缺乏必要的人才支撑。为了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化升级、促进技术的不断进步，当前，应该通过不断加强科技、教育投入的方式，提高教师和科研工作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专心工作；通过适度控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方式，提高对于高中、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补助水平，使他们安心学习，为中国科技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准备。只有这样，中国对外贸易才能依靠科技的进步，实现优化升级。
第三、在引进外资上，抛弃对于外部资本盲目崇拜的误区。一方面,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将外部资金和资本区分开来。理论上而言，引进的外资必须要有技术、生产设备、管理等使用价值形态的外部生产要素流入做支撑。从当前外资企业的生产性质来看，其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及管理与中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生产相应的产品，满足外资流出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了外资流出国投资品和消费品生产产地的有效转移；另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及管理与中国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生产供中国居民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并在其中赚取了大量利润。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角度分析，外资企业用于前者的生产，对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没有什么意义；而用于后者的生产，虽然满足了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但是，外资也在其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外资的进入并没有起到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反而使国有品牌毁于一旦。更有甚者，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背景下，一些外部投机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通过圈地或存入银行的方式，赚取了大量不动产增值收益和汇兑收益。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认为，不管是什么形态的外资，只要进入中国市场都是对国家有利的。当前，在外资流入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判断上，要着力把握以下几个判断基点：
一是只有那些有技术、资源、管理做支撑的外资流入，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对中国生产要素起到增加的作用。
二是只有那些能够给国内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起到提升中国技术水平的作用。
三是只有那些生产产品服务于本国居民消费层次提高的外资流入，才能真正地起到提高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作用。
四是由于外资流入而使本国资源、劳动等生产要素实现以外币作为表现形式的货币化收入，只有能够在国外购买相应的生产要素或消费产品，才能真正地实现货币形态收入和实物形态供给之间的均衡。否则，单纯地以信用货币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总量的增加，必然会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