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要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地区这一地理组织的作用变得比以往更重要，日益成为与跨国公司同样重要的经济与技术组织方式，甚至成为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

　　6月20日周其仁教授在香港召开的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演讲，提出创新要有“密度”和“浓度”，密度是集群（cluster）的概念，浓度是指集群里不同的要素要有高频度的互动。

　　产业群（又称地方企业集群）并不是新主意，一些产业集聚于国家经济体系中的特定区域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全球化浪潮中，“地方产业群”开始具备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全球化正在造成更加明显的本地化，在需要不断创造新知识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地区这一地理组织的作用变得比以往更重要，日益成为与跨国公司同样重要的经济与技术组织方式，甚至成为这种技术经济变迁的核心动力。

　　在大湾区论坛上，不止一位讲者提到大湾区的成功依赖于通畅的四流（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其实，这也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意思，旨在大幅消除旧有的空间摩擦力， 从而实现市场自由条件下的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关键则是创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新出炉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以下简称GII）强调“创新集群”的概念，指出城市或区域层面的创新中心往往是国家整体创新绩效的驱动力。它显示，地区不仅是组织特定产业群的焦点，更是组织和管理创新的焦点。

　　这个报告突破衡量国家创新的传统窠臼，使我们把注意力从用国家政策、法律及制度、国家对创新的投入等来评价创新，转移到关注发生在地区层面的创新的投入与产出上。所以我们固然高兴于中国已跻身全球创新领导者序列——中国创新从去年的第25位升至今年的第22位，是唯一进入前“25名俱乐部”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更加欣喜于在GII首次对热点地区“创新集群”的尝试排名中，深圳-香港地区以“数字通信”为主要创新领域，在全球“创新集群”中排名第二。

　　这充分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设想具备充分实施条件，在制度、人才、创新网络等多方面具有竞争力。然而该地区是否具备了世界级的创新生态环境呢？则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地方政策和制度、社会网络、本地劳动力市场、专业服务水平等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上。同时，鉴于这一地区是一国两制的实验场所，我们还需考量中央层面的制度和政策。

　　用比较高的标准来看，我以为大湾区至今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弥漫于区域内的浓厚的“创新空气”。什么是“创新的空气”？我们都知道空气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处不在，与此同时，人们却又常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创新的空气”讲的是企业与本地其他企业、与本地环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如果把创新视作集体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区域文化”比“企业文化”更重要，“学习型区域”比“学习型组织”更关键。

　　美国硅谷

　　我们也许早已不需要被告知创新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但我们却需要了解， 创新是一种社会过程，即创新建立在地方生产综合体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在技术经济的重大变迁中，再有创造力的企业，都无法“闭门造车”、单独开发出重要的新产品或服务，因而， 创新成为了充斥互动式学习的社会过程。为了形成企业间的紧密合作，为了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网络中鼓励广泛参与，创新需要“上下文”，需要社会资本的积聚。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洞察后福特时代的学习型经济的真谛。

　　“学习型区域”是经济地理学家们提出的概念，用以强调一个地区内的学习型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学习的作用，这是提升企业和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性和竞争力所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意味着一种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既包括公共领域，也包括私有的部分），凭借适宜的权力与预算，提高当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祉。当我们提到区域发展时，资金往往被视为一个发展瓶颈。但其实资金并不是高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未来成功的基础是成熟的企业制度和专业化分工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营造起来的区域创新环境。

　　北京中关村

　　卡文迪什实验室的领导人卢瑟福有一段轶事：就在实现原子分裂这一伟大成就的前夕，实验室陷入了极度缺钱的困境，卢氏召集手下宣布：“伙伴们，我们的钱花光了。现在我们必须思考。”而这就是学习的本意。在发达国家中，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创新，创新已成为最关键的竞争力。它源自知识的应用和商品化，而知识则是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提炼出来的。知识资本远较金融资本更为稀缺，其流动性也较低，更多地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在那里，知识中心如大学和富有创造力的企业（不论其大小）交融在一起，特殊的专长和技能的采掘潜力似乎无穷无尽，信息经由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网络自由流动。

　　这一切对特定区域内的行为主体都构成巨大的考验：企业如何建立充满信任的关系网络，打造既竞争又共存的多赢局面？大学如何培养多学科融合兼具国际视野的人才，并有效地把知识转化为应用？政府如何进行跨越行政边界的改革，允许大胆试错、勇敢试验？这些都需要一种干中学、学中干的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