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为80%以上，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7%，鉴于中国城市化率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之间存在的这种巨大差距，理论上而言，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潜力依然较大。考虑中国在城市化内含上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以及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压力，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在城市化目标以及城市化路径选择上必须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
从现实国情来看，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在人口总量和国土面积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差异。就人口构成而言，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国土面积虽然有960万平方公里，但可耕的农业用地相对较少，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与人口之比为0.74%。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实践情况来看，美国国士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而人口仅为2.7 亿人，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与人口之比为3.47%；法国国土面积为54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0.61 亿人，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与人口之比为0.89%；德国国土面积为35万平方公里，人口为 0.8亿人，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与人口之比为0.44%；俄罗斯国土面积为170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人口仅为 1.49 亿人，国土面积与人口之比为11.09%；日本国土面积为37.7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27亿人，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与人口之比为0.29%。上述数据显示，除日本、法国和德国之外，城市化率较高的国家一般人口较少，国土面积与国家总人口之间的相对比例较高。因此，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总数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看，中国要在国土面积与人口总数比例较小的背景下实现城市化，除充分借鉴日本、德国及法国的城市化经验之外，还必需考虑中国绝对人口较多的因素，理论上而言，城市化所容纳的人口在超过一定极限之后，其边际人口的城市化所需要的配套措施将是成倍递增的，就此而言，虽然从国土面积与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来看，中国高于日本，但是，相对于日本一亿人口规模的城市化路径而言，要在总人口13亿的国家实现城市化，其城市化路径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又不同于日本。
2．中国在产业结构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差异。从一国产业发展构成来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其城乡之间的产业构成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特征：
第一、城市非农产业高度发达，非农产业生产效率较高。从实践中看，发达国家非农产业的产成品除满足一国非农产业自身需求以及实现非农产业与农业产业之间产品互流之外，还以出口的方式满足世界其它国家的需求，由于非农产业的产成品具有技术含量高（就文化产业而言，这种高技术含量主要表现为引领世界文化等精神消费新潮流等）特征，由此决定了发达国家非农产业的产品出口具有高竞争性和高利润的特征。发达国家非农产业的高回报率决定了发达国家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城市居民提供较高的生活保障，使城市居民实现由食物消费向非食物消费的过渡升级；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高效率也为发达国家支持效率较低的农业产业提供了经济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农业补贴的方式，促进本国农业生产，满足全体国人基本的食物消费需求；二是通过非农产业出口所积聚的外汇资金，从外国进口更多的农业产品，以满足国内居民的食物消费需求。
第二、农业产业生产效率较高，农业产业生产的产品除满足农村人口需求之外，主要用于满足本国城市居民的基本需求和更高层次的需求，农业产品与非农业产品在城乡之间实现了有效的互相流动。当然，对于一些国土面积较大的发达国家而言，其农业产品除满足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之外，还用于出口。由此可见，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产业构成来看，其主要呈现出明显的非农产业高效率、高竞争力以及城乡之间产品互相对流的现象，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具有稳定性和先进性的发展特征。从中国国内产业发展构成来看，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主要表现为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其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缺乏一定的竞争力。而从非农产品的表现形式来看，这些非农产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城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为主要表现形式；二是以出口产品作为表现形式。就上述非农产品的属性而言，一方面，受资源、政府财力和消费需求约束，侧重于城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农产品生产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由此决定了以此为依托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如果不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使中国产品出口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国外刚性需求，那么，中国以简单粗加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出口贸易将面临较大的挑战，由此决定了中国以简单粗加工为依托的城市化道路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的收入水平来看，由于中国非农产业收益率较低，由此决定了由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壮年打者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其收入更多地只能满足于基本生存消费，换而言之，农村劳动力通过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方式，并没有使这部分人口实现了由基本食物消费向非食物产品消费的升级。因此，从生活水平上加以衡量，这些人口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却没有达到城市化所应有的生活要求。更有甚者，由于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没有一定的技术专长，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不能得到有效健全的条件下，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很难经受时间的考验。就中国农村产业发展而言，由于受农业产业效率较低以及农产品投资回报率较低等因素影响，其一方面使农村居民只能通过农产品的生产维持基本的食物生存消费，而对于城市非农产业产品的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受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不强以及城乡之间物流不发达等因素影响，农业产品在城市的需求仅仅表现在满足城市居民基本食物需要方面，而高附加值的绿色农产品消费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相对缺乏。鉴于上述分析，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所孕育的产业结构相比，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非农业产业的发展具有技术含量不高、投资收益率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典型特征。此外，就非农产业与农业产业的产品对流情况来看，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非农产业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出口的基础之上，非农产业的产品在本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间的满足程度较低。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阶段很难通过发展高回报率的非农产业的方式，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非农产业反哺农业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
最后，中国国民在教育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路径的差异。
理论上而言，一国的城市化是多方面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硬件要求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要求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1]，具有支持一国城市化发展的稳定的产业支撑；就软件而言，一国的城市化还要求居民教育水平达到与城市化相一致的水平。一方面，只有居民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城市化发展所需要的公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才能得到很好地遵守和维持；另一方面，只有居民教育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为城市化发展所必需的技术领先的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支持，才能使一国城乡之间非农产品与农业产品之间实现充分有效的对流，才能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化所必需的完善社会保障和非农产业反哺农业产业，提供经济支持。而从教育发展水平来看，不考虑教育质量上的差异，中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然较低。中国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和路径选择上与其它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