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在本质上属于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就需要把有限的资源始终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业、部门和经济领域。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却在中国屡遭误解。
从国内有关的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依据来看，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误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为只要保持经济结构平衡（主要为城乡、东西部和内外部经济的结构平衡）就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于是再平衡就成为这种理论观点所追求的政策目标。第二，简单地以发达国家为追赶目标，忽略本国的实际国情和资源禀赋条件，以为只要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发达国家趋同，便会成功转型为发达工业化国家，至少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主张全面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政策。第三，环境污染问题原本属于工业化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公共治理来加以解决，但是非要采取“去工业化”的方法来加以解决，从而导致错误的经济结构调整，比如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和创新转型等。于是，自2004年起，我们便开始进入了政府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期。
警惕结构调整造就更加不正常的经济结构
10多年的结构调整，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从统计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但是有很多人认为这并不可怕，因为我们增长的质量提升了，我们有了更多的高科技产业，有了更多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有了一张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天罗地网”，那就是纵横交错的高铁网和无处不在的互联网，从而有了全世界最强大的零售服务业（电商）与交通运输业。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仅仅被认为是结构调整的一种短期成本而已。但是这样的观察方法并不科学。把相关的统计数据做一个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当下的增长结构并不正常，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
从以上这些结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几个严重问题：第一，政府投资占比上升，民间投资占比下降；第二，服务业扩张过快；第三，资本形成快速下降；第四，消费增长乏力；第五，由以上这些结构变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五个问题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与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速度取决于全要素就业和投资增长（即资本形成率）；经济增长的质量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则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投资是否可以带来净收益，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
政府投资占比上升带来的经济效应
政府投资占比上升，我们可以从基建投资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中清楚地观察到。尽管最近几年来基建投资的绝对值有所下降，但是，在把包括基建投资在内的工业占比减去不包括基建投资在内的工业占比之后，其相对值并未出现减少的现象。
毫无疑问，基建投资的主体是政府，但是一旦政府成为投资主体，一般难免会产生以下两个结构性效应：一是国进民退的体制效应；二是报酬递减的生产率效应。国进民退不仅会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即由市场主导变为政府主导，其实这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议是相违背的，而且还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投资的逻辑和民间投资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
民间企业投资会受到两大约束：一是市场需求的约束；二是预算硬约束。在这两种约束之下，企业不会去生产市场所不需要的商品，从而导致库存积压直至亏损倒闭。但是，政府投资的逻辑就大不相同了。政府投资既不受市场需求约束，也不受预算约束。比如高铁该建造多少公里是合适的？高速公路又该修建多少才是符合实际需要的？所有此类投资项目基本上是来自于有关部门的规划，而不是实际的需求，难免会造成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而预算软约束的财政制度又为过度投资提供了财务上的支持。特别是当经济增长趋于下行时，政府就会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来维持经济增长，由此造成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隐患。
产能过剩意味着资源错配，这又难免会造成投资效率的下降。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来看，1991-2000年每100元投资的GDP增量为35元，2001-2005年为31.4元，2006-2010年为26.5元，自2011年以来则进一步下降为23.7元。由此可见，全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与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并不是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经济总量扩张、基数变大所造成的。
服务业占比上升带来的经济问题
现在再来讨论服务业占比上升带来的问题。事实上，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高是长达几百年工业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服务业发展，才使得今天的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所以，优先发展服务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把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工业化发展，就不会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没有工业化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也就不会有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过快发展的经济后果是很严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资本浅化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积累，即资本深化。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属于资本浅化的部门，人均资本投入量比之工业部门来说要低得多。比如餐饮、理发、商业零售（包括电商）以及物流，哪怕是金融和银行等，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与制造业企业中的固定资产投入是无法相比的。所以，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越高，全社会的人均资本就会变得越低，从而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就越是会趋于下降。
对服务业部门进行细分，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属于劳动要素密集的低端服务业，比如物流部门等；属于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部门等。人力资本的增加当然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只有当人力资本进入现代增长理论所说的生产函数时，才会产生这样的效应，那就是人力资本必须通过知识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等行为带来“索罗残差”，只有这样才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可见，聚集在金融等服务部门的人力资本，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它们基本没有进入社会生产函数。相反，当金融部门的知识精英们竭尽全力去进行所谓的“金融创新”时，产生的结果大多数是灾难性的，因为大部分金融创新不过是为了逃避监管、获取更多的交易机会，而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便利。华尔街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创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后者不仅难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对现有生产能力造成巨大的破坏。这就是为何大部分国家会选择激励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创新与加强金融监管这样的“政策组合”的原因所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大部分服务业都不创造真实财富，因此，当资本浅化、制约资本积累的服务业不能帮助制造业来提高生产效率时，不仅会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且还会降低全社会的财富增长，比如脱离实体的金融交易、压制制造业健康发展的电商垄断等。特别是那些通过所谓的经营模式创新而实现增长的服务业，在本质上具有“寄生性”，其最为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向实体经济部门转嫁成本而获利，通常被业内人士称之为“羊毛出在猪身上”的盈利模式。
服务业的过快发展不仅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消极影响，而且还会扩大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制造业发展可以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从而有助于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如果考虑到制造业带来的“捆绑效应”，那么不难发现，制造业发展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捆绑效应”源于制造业的以下特征：制造业是一个需要各种各样的异质要素共同参与的财富创造和生产过程，由于其所具有的内在的不可分割性，便使得各种生产要素所做的贡献难于精确测度，以致某些低生产率的要素可以分享高生产率要素带来的剩余。由此可见，制造业发展不仅可以缩小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还可以缩小制造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仍在坚持制造的德国会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并且其基尼系数长期处于低位，而没有出现像美国那样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与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
但是，优先发展服务业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就截然不同了。首先，服务业会扩大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服务业的优先发展就是对制造业的替代，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产业工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其原因不外是：要么随着制造业的萎缩和就业机会的减少，被迫接受较低工资；要么就是退出制造业，进入非正式部门接受低工资的就业；当然，最糟糕的就是加入社会失业大军。由于服务业是高度专业化的，因此，服务业不仅不会造就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且还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这种极化效应来源于服务业专业化所造成的社会分工的端点解。如前所述，制造业具有“捆绑效应”，但服务业则因为高度专业化分工难免带来“极化效应”。服务业不是为生产商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专业化的服务，由此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不同服务领域，从而需要使用不同的要素投入。比如，银行雇员和美发师就不可能组合使用，物流领域的快递员与互联网的管理人员同样不能组合使用，这与制造业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集合各种异质要素创造真实财富的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再加上这些专业化工作相对独立，其技能与贡献可观察和测度，所以几乎没有通过“搭便车”来分享别人创造的剩余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服务业本身也会产生收入差别，从事高端服务业与低端服务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制造业内部高生产率要素与低生产率要素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其中有人力资本的异质和生产率的异质。数据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进行结构调整（主要是2004年去工业化）后出现了急剧扩大的趋势。
固定资本形成率下降是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结构调整对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率的影响。无论是政府投资占比上升还是服务业在GDP中占比上升，都会造成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其中，政府投资占比上升产生的是“流失效应”；而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过高带来的是“限入效应”。流失效应其实是一种体制效应，由于政府投资缺乏效率（其原因在上文中已经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不仅不能从投资中获利，反而会出现许多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亏损，而投资亏损即是对现有资本的减值。所以，想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增加全社会的资本形成是不大可能的，这已被前苏联、中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计划经济所证明。今天中国国有企业资产的大规模增加与其负债上升基本上保持高度一致，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由服务业占比过高带来的限入效应，是一种与技术因素相关的效应，其根源就在于服务业在技术上属于资本浅化部门，从而无法吸收过多的资本来提升全社会的资本形成率。
那么，资本形成率下降又会给整个宏观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资本形成率下降的直接效应是增长减速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间接效应则是由收入水平下降造成的消费增长率的下降，在消费趋于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会进一步放慢，从而会造成自我加强的经济紧缩效应。
自从2004年经济结构调整以来，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到了2013年，随着中国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下降到10%以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跌破了8%。如果考虑到中国每年有将近20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人口，就不难发现低于8%的经济增长将会带来两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第一，存量就业人口的收入将难以提高，这与旨在激励消费的结构调整目标刚好是相冲突的；第二，流量新增就业人口将会失去就业机会，从而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压力。
当下结构调整的“问题”与调整“结构调整”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结构调整问题的主流看法是不够客观的。比如：投资回报率下降是因为增长基数变大而造成的观点；政府投资可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观点；服务业占比上升就是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增长质量提升的观点；社会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而造成的观点等，都缺乏实践的支持和统计数据的实证。如前所述，实际情况是，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同时出现了资源错配、体制逆转、增长减速、增长质量的下降和不可持续性、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等问题。
因此，为了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调整现有的“结构调整”，使之回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道路上来。须知，经济可持续增长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其一，资源必须始终配置于使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否则就会陷入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增长。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为此，市场就不能成为一种交易技术，而是应当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这意味着，政府必须转变职能，而不是简单地简政放权；私有财产和公共资产都应当得到保护；要素必须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易，户籍制度需要改革，土地要素也需要通过交易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等。而所有这些要点，其实都已经写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只需要付诸于实践即可。
其二，从动态的角度来讲，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主要不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而是要依靠禀赋结构的调整。在禀赋不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其实是刚性的，什么样的禀赋决定什么样的结构，“不换笼子换不了鸟”、“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在禀赋约束下是难以成功的，十来年的政策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新古典生产函数来看，改变禀赋结构有三个渠道：一是增加资本积累；二是提升人力资本；三是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的来源是储蓄，国民储蓄的来源是经济增长，而且必须是有效的增长，因此，刺激消费、鼓励居民动用杠杆投资房产的做法，都是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提升人力资本是改变禀赋的关键所在，没有职业教育就不会有工匠，当然也就谈不上工匠精神，没有工科教育就不会有工程师，当然也就难以实现技术创新。最后，技术创新不仅需要资本和知识的积累，而且还需要企业家精神，创新的风险与经营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企业经营的风险是十进位的，因而是可以交易的，比如通过商品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便可把风险“卖掉”。但是企业创新的风险则是二进位的，从而是不可以交易的，这就需要企业家来承担创新失败的成本。因此，创新并不是一种全民行为，而是属于少数企业家的行为，所以，我们还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来促进禀赋的调整。
其三，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再一个条件是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核心问题是全要素充分就业，且尽可能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为此，就需要优先发展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与服务业不同，制造业的生产率是趋同的：从企业内部来讲，任何工作岗位生产效率的提高，都会迫使其他工作岗位作出积极的反应，来恢复不同岗位之间生产效率的平衡；从企业外部来讲，一个企业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很快就会得到广泛的传播（溢出效应），从而导致不同企业生产率的趋同。这意味着优先发展制造业，不仅可以造就强大的中产阶级，防止社会收入分配出现极化效应，而且还可以促使收入走向趋同化。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绝对排斥服务业，本文一直在强调的是：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原因，而经济增长的动力一定来源于真实财富的创造。就这一点而言，唯有制造业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