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4月，严复回信给张元济，同意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

行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四十

四）

                     严孝潜

    1899年3月29日（二月十八），张元济写信给严复。在信中张元济告知严复，南洋公学将设立译书局及欲刻印严复于1892年翻译的宓克《支那教案论》，并请教南洋公学译书院在翻译西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严复集》第三册第526页）

    1899年3月（二月），山东义和团朱红灯部起义。

1899年4月

1899年4月初（二月下旬），严复回信给张元济。在信中严复对戊戌政变后的时局甚感失望，对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感到欣慰，并同意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刊行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

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写到：“近者叠接十三、十八两日尊缄。……十八书谓：南洋公学将有译书之局，俾公得安研其间，不觉为之狂喜。……承示欲印宓克《教案论》，甚善！甚善！……月之望夜，东邻不戒于火，弟适在局，举家雌弱，几被六丁取去；幸亲友扑救者多，昨于乱书检出，差喜瓦全。不然数载苦心，一炬尽矣！居室半毁，不堪更住，刻己移住海大道德源里新居。奌检书丛，遗失损坏者不少。……来教命作序文，以心绪恶劣，不堪著笔，乞少辽缓之。……别纸所询数事，亦容迟十余日奉上。但弟有所密商者，则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谓南中倘得知我之人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从饷一世人。弟于此事，实有可以自信之处。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纵令勉强而为，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今南学中既已有意欲开此局，此诚莫大盛举。兄何不为我一探盛廷尉（宣怀）口风？如能月以四百金见饷，则扑可扫弃一切，专以译事为生事矣。……兄试为我谋之……成人之美，非兄而谁？”（《严复集》第三册第524页）

严复在信中，告知张元济因大狮子胡同“严公馆”遭火炬，现已搬到海大道德源里。海大道德源里位于法租界，是当时福建会馆所在地，位于现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营口道至张自忠路之间，今已无存。

严复在信中，还托张元济一探盛宣怀口气，欲南下专心译书。（但未见有下文。）

1899年4月3日（二月二十三），吴汝纶写信给严复。

信中讲：“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读尊著《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严复集》第五册第1564页）

1899年4月5日（二月二十五），严复又写信给张元济，对张提出的在翻译西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一作了详细的回复。

严复在信中讲：“二月十八日手示中所询各条，谨依次详答如左，以备采择。

一云：拟延上等英文译员一人，专译书，不理他事，……一问：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財、商务为断，选书最难，有何善策？……一问：拟先译专门字典。……一问：选定书籍，发人包译，以复为总校。……一问：包译如何办法，如何给费？命复举所知译人。……以上就公所垂询者作答，恐不能悉当尊恉，然以复所见，实是如此，无如何也。……复前书有与公密商之事，恉即同此；通盘筹画，如是而后有功，非敢贪也。……” （《严复集》第三册第526页）

严复在信中强调国内译才“寥落”，“欲得善译，可以岁月课功，断难以时日勒限”。对张元济提出“以复为总校”，严复说：“包译事诚简捷，总校复亦愿当。但译事艰深，至于政法理财，尤为难得好手。”严复在回答“所询各条”后，提出：假使由他来专办此译局，“则作法固将与公不同，大抵仿照晋唐人译佛经办法”。在信末，严复说：“总之，译才难得，公所深知；南洋公学有心为此，如必得佳书，非用复之言，殆不能至。” （《严复集》第三册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