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聂保平
近三十年来，中国教育与学术的繁荣背后，学术生态情境中有五个现象也悄然形成，弊端渐显。它们是：学术圈子江湖化、学术品阶行政化、学术管理公司化、学术资源私利化、学术精神庸俗化。时论的学术腐败与此“五化”密切相关。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从长远看，这样的“五化”会导致学术成果和学术价值的“虚”化，即学术成果既难以发挥教人成“人”的真知功用，也难以夯实民族复兴大业的知识基础；从当下的学术生态看，又会导致学术生存的两极分化，形成学术权贵和学术贫民的强弱壁垒。
毋庸多论，学术权贵是指那些占据学术系统的要津，对学术资源具有分配权和对学术活动具有主导权的学者。据实而观，一些学术权贵也曾是“知识精英”，也曾以学术为业，求索和传播真知，为中国教育和知识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付出了艰辛努力。令人扼腕的是，这些人后来逐渐远离乃至破坏了知识精英本该有的真知生产和德性培育基本职责，转而有意无意地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虚化学术价值，庸俗学术精神，进而成为制造“学术贫民”的隐性力量。
从知识精英蜕变为学术权贵，其间有个过程。近二十多年来，有部分知识精英对于名和利产生了错误认识，不再甘于坐冷板凳，热衷于追名逐利。他们或者对于送上门的诱惑，不能坚守底线，放弃了立场和原则，成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或者主动投怀送抱，兜售自己和学术，使得自己和学术一起变成商品。如此情境中，知识—权力—资本胶合在一起，知识精英渐成学术权贵。时下广被诟病的学—官、学—商勾结，正是这种世俗化的异态反映，也是学术界“四风”问题的体现。
学术权贵固位之后，在学术领域里，其身份与学术功用又有个异化过程。一方面，他们是学术资源的主导者、学术规则的制定者、学术成果的审查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学术资金的老板、学术江湖的大佬、学术管理的CEO。集此两面于一体，强势学术人物和学术利益群体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与此相对，那些为职称与薪资奋斗与苦恼的青年学人，也被迫成为弱势的“学术贫民”。进一步地，这个异化的恶果直接显现为：阻滞了青年学人成为知识精英的步伐，在削弱整个知识载体独立性的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依附性。终而，整个真知系统的更新会变得更为艰难，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
学术权贵的产生与强势，实际上是他们罔顾真知乃至背叛真知的结果。自有知识人以来，求真即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也是学术精神的质地所在。但当下中国的学术论文数量与真知生产的质量过度失衡表明，知识人的日常活动已经严重偏离了真知生产之道。某一课程有几十种版本的教材，某一浅显主题有数以千计的论文，显现的何止是知识生产的低水准重复，更是知识人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真知的证据。尤为荒谬的是，这些教材的主编者，几乎都由学术权贵担任，权贵的名字往往也赫然在这些论文的作者之列。此类背叛在教育层面的恶果是：学海之中垃圾横流，嗷嗷待哺的学子们将缺乏真知的滋养，迷失前行的方向。
与背叛真知相匹而行的是学术良知的渐失。保持相对独立的立场与姿态，立足真知与良知对“假恶丑”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和揭露，是知识人的社会性使命。相应地，知识人的学术活动，必须基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事实，接近和发现真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共识、答案与可行途径。然而，当下不少学术权贵甘作利益集团的花瓶，以专家身份为利益集团的不当得利辩护，更有甚者，以制造或炒作伪问题为切入点，攫取项目经费，耗费公共财政。至于各种学术不端、榨取研究生学术劳动、套取项目经费之类，则是遭致当下社会“吐槽”的学界常态了。学术良知的削弱与丧失，其实即是供社会人自照自省的公共镜子破碎，必然导致社会层面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低下，其恶果体现为：谣言飞舞却难以甄别，问题丛生而答案难寻，社会人因此变得焦虑与惶惑，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也因此而弥漫紧张与暴虐的气息。
我们知道，真知和良知是学者生命力的两条腿，也是学术共同体发挥其知识与德性作用的两个核心力量。而现实的情形是，学术权贵已然处于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地带。本来，他们早该担负起学术共同体价值守护人的角色，但如今这一职责不仅被削弱，某些人还对青年学人开启了恶性示范。从发挥学术共同体的良性建构和镜像化的功用层面看，回归生产和传播真知的知识精英本位、醇化学术氛围、厚实学术精神、引领下一代良性参与社会建构，是当今学术权贵必须重新承担起的责任和义务。
平实说来，学术权贵虽只是知识人群体中的极少数，但他们的过度自利，强化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共构，弱化乃至碎裂的是学术共同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知会隐没无痕，更不意味着良知已灰飞烟灭。相反，由于在文明演进的长河里，权贵终究会雨打花落，真知却源远流长，故占知识群体大多数的“学术平民”，依然可以直面艰难，拒绝附庸，行进在真知求索和良知践履的路上。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2017-01-19姚申探索与争鸣杂志
警惕“影响因子崇拜”扼杀学术创新
姚申|《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总编辑
本文系作者在2016年7月5日举办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论坛(第1场)
--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学术评价”上的发言
♥ 观点荟萃♥
作为国内现行学术体制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在诸多问题中突出地表现出两方面问题:第一，片面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第二，学术评价中自然科学、实用性技术科学的话语霸权阴魂不散。这两方面问题叠加起来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影响因子崇拜”。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说，决非“影响因子”越高代表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本人坚持认为，学术评价应该有利于形成对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的基本评价，有利于鼓励创新意识，有利于形成质量并重的评价机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
姚申总编辑在论坛现场发言
在我看来，没有良好的学术评价环境，遑论学术创新，包括诸位正在谈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及其在创新过程中如何由理论向学术进而向学科的转换这样重要的话题。
作为国内现行学术体制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我以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在诸多问题中突出地表现出两方面问题:
第一，片面强调所谓“与国际接轨”。较为典型的是20多年前SCI论文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我国，直到今天SCI论文，包括SSCI和A&HCI;国际论文依然被不少科研管理部门视作评价国内学术工作者的至高目标，一些985高校甚至开设专门课程教授教师如何发表国际论文。最近教育部将一批国人从未发表过论文的SSCI期刊列为所谓国际A刊，引起学界反弹，酿成“A刊事件”，即是一例。
第二，学术评价中自然科学、实用性技术科学的话语霸权阴魂不散。很长一阶段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在学术评价方面一味模仿甚至照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界那套模式，单纯追求量化指标和量化评价，片面强调实用性、应用性，强调学术研究能否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能否立即转化为生产力，能否跻身各类排行榜等;而所谓“SSCI”，实际上系复制自然科学“SCI”模式而成，中国的“CSSCI”则是“SCI”的再复制，直接拷贝“SSCI”模式而来。
这两方面问题叠加起来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就是“影响因子崇拜”。影响因子被作为当前最科学甚至唯一管用的评价数据至今在我国学术界仍大行其道。近年来，依靠影响因子排序作为学术期刊评奖唯一依据有之，凭借错误数据和“影响因子”分析做学术论文获高额奖励有之;一些机构颇引人瞩目地在每年年底发布《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影响因子排名》、《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排序》等排行榜也自晚近始;如何提高论文和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一时成为多少人的内心焦虑。就在三个星期前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SCI期刊影响因子分析报告及其排行榜，第二天有报纸头版即以“高影响因子期刊出现中国阵营”为题予以欢呼和热捧。
作为当下学术评价重要指标的影响因子，与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学术创新的关系究竟如何?我认为，影响因子作为定量评价的工具引入学术评价，曾经起到定性评价难以达到的清晰、直观作用，具有某种“客观性”，但一旦人们将其作用无限放大，视其为唯一的、甚至万能的指标，以此引导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来说，决非“影响因子”越高代表水平越高，反之亦然。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的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和人文学科研究范畴的哲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成果，其影响因子会体现出很大差别;即使同类学科也未必能以“影响因子”多寡判别成果质量的高低。
以人们高度关注的学术成果发表载体学术期刊为例，某财经类高校所办两本期刊，其一是在国内享有声望的老牌财经刊物，其二以发表博士研究生文章为主。据CSSCI统计，后者“影响因子”要远高于前者，主要原因是后者刊发的多为翻译的国外相关学科前沿信息的综述文章。
另一著名外语院校所办两本期刊，一本以研究纯学术问题研究而著称，一本以外语教学问题研究为主。而根据某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排序，前者的影响因子排名居然落后于后者92位，我们能够据此指称前者的质量远远不如后者吗?
此外，有很多例证可以说明，一篇因非学术因素广受关注或批评的文章也会使该文的“影响因子”大幅提升。试想，如果我们的评价体系一味以“高影响因子”来评价学术成果，激励学术创新，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2013年或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头，根据汤森路透当年公布的影响因子报告，《自然》、《细胞》和《科学》分别位居全球八十多个国家一万余种期刊前三，再度问鼎国际学术界“顶级期刊”。但恰恰是这三本所谓国际顶级期刊，遭到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诺贝尔奖得主韦恩·谢克曼的炮轰。2013年11月9日英国《卫报》发表谢克曼题为《〈自然〉〈细胞〉和〈科学〉这类顶级期刊如何损害科学的》一文，强烈呼吁“科学界应该推翻顶级期刊的暴政”。谢克曼认为，现行机制使那些最时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回报，一些专业性的奖励，扭曲了科研界。在对“顶级期刊”的诟病中，谢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响因子的负面作用。他认为影响因子是一种噱头，这种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
事实上，改变“影响因子至上”的科研评价体系已开始成为国际科学界的共识，2012年12月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内的75家机构和150多位知名科学家，曾于大洋彼岸签署著名的《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宣言认为，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影响因子被汤森路透公司奉为世界顶级期刊的美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阿尔伯特也对“影响因子”进行了猛烈抨击。也是在2013年，阿尔伯特在该年5月15日专为《科学》撰写的社论中大声疾呼停止使用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判科学家的个人工作，滥用影响因子会毁了真正的科学。布鲁斯认为，对影响因子的狂热追捧，最终会给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影响因子崇拜”之风起于国际学术界。我们发现，当人们强调必须“与国际接轨”的时候，一方面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界构建学术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近年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对此所作出的深刻反思新动向却未引起我们重视。
2002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其获奖成果来源于1987年递交一篇会议论文--在高分子研究领域提出了性质界定和结构解析的创新性想法。该论文由于未被SCI收录没有任何影响因子，但却受到了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其想法被欧美科学家逐渐发展成一套高灵敏度和高精确度的生物大分子分析方法，对当今蛋白质组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者因而获得国际科学界的最高奖励。
田中的案例引发两方面思考:第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学术评价标准有利于学术创新?学术创新，包括思想创新、观点创新、范式创新、方法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板凳须坐十年冷。急功求利，一味追求量化指标，一味追求高影响因子，非但不能鼓励和催生学术创新，相反只会扼杀学术创新，这些正是诺奖获得者谢克曼、《科学》杂志社论、《旧金山宣言》所指斥的当下学术评价弊端之所在。
第二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学术评价的主体?是国际上以商业赢利为目的每年发布影响因子排行榜的汤森路透公司，还是国内民间自封抑或官方钦定的形形色色准备“包打天下”的“评价机构”?田中耕一获得诺奖的事例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真正靠谱的学术评价主体是由同行专家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真正的学术创新须经由学术共同体的确认。
反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学术评价体系，这一问题值得深长思之。本人坚持认为，学术评价应该有利于形成对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的基本评价，有利于鼓励创新意识，有利于形成质量并重的评价机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
与某些评价机构片面强调封闭的、单一的量化指标相反，我以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更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在遵循定量与定性互不偏废的原则前提下，应该更多关注学术界的公众评价、本学科专家意见和学术共同体的声音。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唯有学术共同体的积极参与，方能营造有利于催生学术创新的良好环境。在此意义上一个能够自律的、良性循环的学术共同体的重建，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或许是另一个值得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