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上海辞书出版社拟出版拙作《钱汉东考古文选》，我想请国内考古界权威专家写序。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张忠培先生德高望重，口碑极好。我想请他写序正合适，于是冒昧去电陈请，想不到张先生爽快地一口答应，让我把已出版的书籍与文稿寄他。还说他在《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上读过我写的不少文章，虽未见面，但神交已久。这让我喜出望外。

不出半月，我收到了张先生寄来的挂号信，他写的长序二千多字，对我从事田野考古予以高度评价，还极为慎重地签名盖章。得到考古界资深权威专家的厚爱和提携，让我感动无比。我即刻去电表示感谢。张先生却说：“我应该感谢你才对，你为宣传保护中国文物做出这么大的努力，考察这么多的古代遗址，值得大家敬佩和学习。”如此大家的风范，怎不叫人敬佩敬仰。张先生在序言中写道：“钱汉东先生是位作家、资深媒体人。徐苹芳（著名考古学家）兄认为他‘是一位极富中华文化传统的文化’。我和他未曾谋面，但神交已久。《钱汉东考古文选》收录的大部分作品都已见诸报端，其中有些文章我曾读过，感觉视角与论述，均较新鲜，激起过一些思绪，认为是能被内行人视为知己、外行人能读懂的作品。”

“我说《寻访中华名窑》是另类的考古调查报告，是指这部田野考察报告是用散文形式撰写出来的。他用散文形式写的包括《日照香炉——中华古瓷香炉文化记忆》这两部著作在内考古学论著，不仅保持了论著的考古科学性，还增加了可读性，实现了我提倡的提高前提下的普及，贴近了公众，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我希望我们专事考古学的考古学人，能出现更多的如钱汉东先生这样的考古学人。”张先生在序中说的这些话，是对我的极大鼓励，也成为了我田野考察和学习研究中华古代文物的不懈动力。

张先生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著述颇丰，影响很大，为中国考古学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曾主持过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演绎了当时的社会形态，并揭示无阶级的现象，填补了考古学上的空白，开创了史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研究新构建。

竹凤兄为张先生的弟子，他介绍说，张先生满头鹤发，精神抖擞，却也因长期伏案科研和野外奔波，导致多种疾病缠身。每遇学生后辈前来求教，他总是热情接待，谈考古、谈学术，乐此不疲，他是一位把学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长者！

张先生对我的田野考察十分关注。有一次，他看到我写的发现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熏炉一文，马上来电询问器物的造型及出土的地层等情况。我向他作了详细介绍，并结合自己收藏研究香炉文化的经历，谈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他听后说，你的这一发现很有价值，将使人们对4500年前龙山文化先民的精神生活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曾电话采访过张先生，在采访中，张先生回忆了他当年受命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的情景。张先生说：“我上任不久，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那时，故宫内除故宫博物院外，还有14个单位。此外，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往台湾的以外，尚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他认为这样的故宫是不完整的。“在任期间，为了故宫能成为完整的故宫，我使尽吃奶之力”，“故宫所有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为了使历史不仅是历史，则需使之古今接轨，古为今用，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如今故宫的文化地位与管理水平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张先生当年的努力功不可没。

我一直想为张忠培先生这位传奇考古学者写一篇报告文学，但因诸事忙碌，一拖再拖。北京故宫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这里有不少陶瓷考古界的前辈和朋友，与他们交流能获得诸多教益。但每次出差去京，总是行色匆匆，心想往后还有机会。一次我有点闲暇，欲造访张府，不巧张先生外出考察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想这或许是天意。

在我的心中，张先生是一位高山景行的长者，我虽从未与其谋面，但有一种东西可以穿越时空，让心灵相通，这就是对中华文化的钟情。张忠培先生不朽。

作者简介：钱汉东，钱武肃王37世孙。上海报业集团《新读写》杂志社名誉社长、编审，《文汇报》高级记者，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上海钱镠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等。连续两届荣获中国冰心散文奖，2013年荣登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榜首，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