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般劈波行，精神聚人心。
嘉兴南湖上的“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更成为建党精神的象征。作为第一部以长篇小说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大型文学作品，《红船》是对这一精神深情而有力的阐释。《红船》的作者黄亚洲在成为浙江省作协主席之前，就在红船侧畔的嘉兴担任嘉兴市作协主席。他一直关注并且思考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轨迹。作为诗人、作家、影视编剧，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用笔耕耘，描绘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
秘书工作：
习近平同志曾告诫党员干部：“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谈谈您如何理解这种“初心”？
黄亚洲：
“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这是总书记的话。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20年代诞生、发展、壮大，应该说，这段历史正是体现了从南湖启航的红船一路劈波斩浪的艰难与辉煌。总书记也曾阐述过“红船精神”，认定这是一种“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正是当前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当代发扬“红船精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首创精神。党的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都需要首创精神。
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各方面都有鼓舞人心的战绩，从总体而言，可以说是活力四射。比如“一带一路”战略，这眼光是多么长远，布局是何等宏大，第一批成果是何等激动人心。说到力度空前的反腐败与纠正“四风”，又多么的得民心！当前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力量在进行重组，国内的方方面面都在持续不断地深化改革，各领域面临的课题很多，许多难题需要寻求突破，探索“深水区”到底怎么过，所以，不能不继续发扬红船启航“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上下一起，都要动脑筋，都要把改革看成分内事，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想尽办法，攻坚克难，把我们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我觉得，这也是总书记讲“初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
秘书工作：
您的很多作品涉及的都是重大历史题材，如建党主题的《开天辟地》《日出东方》《红船》等，您是怎样走上这条创作道路的？
黄亚洲：
我1949年出生，与新中国同龄。我们这一代人，跟着共和国一块长大，跟着起伏跌宕的当代历史摸爬滚打过来，所以对革命历史都比较感兴趣，也见证了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我们穷也穷过，苦也苦过，荒诞的年代也都待过，然后看到中国慢慢富强起来。到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历史，觉得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肯定有必然的东西，一些被称作“客观规律”的东西。解读，就是作家义不容辞的任务。
1970年，我高中毕业后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了嘉兴地区南湖林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九团，当上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兵团战士”。我二十岁因上山下乡离开杭州，四十岁回到杭州，这二十年正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恋爱、成家、立业，以及兴趣爱好和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都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我人生的关键时期，都是在嘉兴地区。后来嘉兴地区一分为二，一边是湖州市，一边是嘉兴市。我被分到了嘉兴市，受命筹办文学刊物《烟雨楼》并担任主编，兼任嘉兴市的首任作协主席，以及兼任省电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可以说，那时，每天出现在我视线里的，就是那条红船。有“文人骚客”来嘉兴，带他们看的，也是那条红船。次数多了，就对这段党史产生了了解的渴望与理解的兴趣，作为一名业余电影编剧，也自然萌生了一个想法：一定要设法写出一个关于红船的剧本。
尽管那时候的探索“禁区”还不少，但是我总是想，1921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只有50多人，在当时中国如此积弱的情况下，由于信仰了一个主义，形成了一种意志，凝聚了一股力量，顽强奋斗，曲折前进，排除万难，只用了短短28年时间，就建立了新中国，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了工业化改造，国力不断上升，造成了今天这个“没有中国参与，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解决不好”的扬眉吐气的局面，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一定有它的事物发展不容分辩的内在逻辑，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于是，在1989年3月份下定决心写作“红船启航”这一题材后，我就开始了比较系统的党史研究，越研究兴趣越浓，后来就产生了上影厂投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开天辟地》。这种创作现象，也可以说是“题材选择了作家”。
后来我参与创作电视剧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一直怀有一份个人感情。剧中的一些场景，都渗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浓烈的情愫，比如曾经的天安门披上黑纱、邓小平给半瘫痪儿子擦背、邓小平毅然决定恢复高考并亲自登门李先念那儿求援经费、光明日报排除万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安徽农民冒死包产到户、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让战士们抬起他的轮椅激情演讲、“有案底”的知青终于考上了北大、身心疲惫的知青大规模返城、陈景润搬出了栖身的锅炉房、习仲勋以“杀开一条血路”的坚韧办特区……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太熟悉这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人生经历都受到了邓小平的影响，有的影响甚至是个人命运的彻底改变。
我记得小时候，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八十多块，要养活四个孩子，母亲要对这笔钱精心调度，有时候差几天就要发工资了，还要跟单位的互助会借五块钱，没有这五块钱，剩下的几天就过不去。我那时的学费都是分期交或者缓交。当时我成绩很好，老师经常点名表扬，但是每学期要结束的时候，老师清点没交齐学费的同学，次次都有我，我听到报名就低头站立，难受极了。不是我家穷，比我家穷的多得是，中国几乎家家受穷。所以邓小平要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不是我们笔下这位有胆有识的主人公对于中国改革事业的勉力推动，我的父亲可能一辈子不会接到他梦寐以求的那份关于他“右倾错误言论”的平反红头文件，我的母亲还会继续在她的教师生涯里上百遍地填写“家庭成份地主”的屈辱表格，我的后半生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有可能还在每天“以粮票丈量自己的肠胃，用布票比划补丁的尺寸”。
所以，我要努力用我的笔，在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领域里，来一番行走。这是我的宿命。
秘书工作：
据了解，您“上山下乡”时，曾为领导起草过文稿，对秘书工作的苦与乐有真切的经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故事和体会？
黄亚洲：
那时，七十年代初期，我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政治部当干事，刚开始在组织科，六个人围桌坐，五个是军人，只有我一个是便装。后来调到隔壁宣传科，也是六个人围桌坐，五个军人，加我一个。当时大家都知道“政治部新来的黄干事写东西很快”。
记得我刚到组织科任干事还没有几天的时候，有天师政委拿着一大沓没有拆开的信，来到我们办公室，一股脑儿扔在我办公桌上，大概二十几封吧，都写着“李崇光政委亲收”，让我代他“回信”。这私信怎么个回法呢？而且还是师政委的私信啊。五个军人都直瞪瞪地看着我，我也紧张。我当然知道这是“首长的信任”，所以也有点战战兢兢。后来我们刘科长说“政委叫你回，你就回吧”，那我就拆信，根据来信的内容，分别起草回信，然后附在来信后面给政委过目。
有的来信，是我相信我能回的，比如问候之类的信，我就看看对方是什么身份，再使用不同的措辞给对方回信。有的来信我回不了，比如政委的老战友写信来，提到以前的一些事情，我就猜度着打一个草稿，让政委参考草稿自己回信。还有一种情况，我采取起草两封回信草稿的办法，比如政委一个晚辈写信来，说已经到某兵团连队报到了，很高兴，表示感谢李伯伯，但是看到别人都穿着旧军装，自己却没有军装，问政委有没有旧的军装可以送他一件。这时候我就不知道政委自己有没有合适的军装，并且愿意不愿意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于是就写两封回信。一封写没有多余的军装，请对方谅解，好好工作，扎根兵团干一辈子革命；一封写有这么一件，会托谁带过去，请他穿上旧军装更加精神饱满地战天斗地。这样，半天能处理五六封信。
调到宣传科当宣传干事的时候，我相当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给首长撰写发言稿。我记得写得最多的一次，是头天傍晚接到任务，第二天上午八点半要开一个大会，师部干战与直属营四个连队都要到场，五个师首长都要发表讲话。李政委讲话很有文采，他的讲话不用稿子，要写个提纲也是自己写，而另外四位师首长的讲话稿就统统落实到我一个人的身上了。谁叫“小黄写东西快”呢。
四位首长性格不一样，讲话的特点也不一样。吴师长的讲话要全面，要有全师的视野，各方面工作都要点到；刘副政委讲话要求有依据，喜欢引用马克思和毛主席的语录；沙副政委是学生兵出身，文化程度高，喜欢使用辞藻华丽的排比句，讲话慷慨激昂、富有节奏；杨副师长是工农干部出身，文化不高，是部队扫的盲，他的讲话要短，七八个字就要一个逗号，斩钉截铁，不能多用形容词，更不能用生僻字，而且字要大，要写得工整。这四个发言稿，写的时候，脑子里都要时时想着讲话的这个人。说我写得快，但还是写了一个通宵，到早上鸡叫，便红着眼睛把稿子交给我们科长，科长一份份的去送。
本来我是打算吃点早饭去睡觉的，但是一想不行，四位首长发言用的是我写的稿子，我得去听一听效果怎么样。开大会的时候，我就坐在角落里，一边忍着瞌睡一边仔细听：吴师长面面俱到很沉稳；刘副政委咬文嚼字很严谨；沙副政委讲起来就是一个演说家，打着手势，抑扬顿挫，全场掌声，效果很好，我就琢磨着下次还得给他这么写，像写朗诵诗一样；而杨副师长，讲得也很顺，念每个字都没有卡壳，我心想，还好还好，没有害文化不高的师首长出洋相。这样听上一遍，我就知道下次再写需要改进的地方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以后，无论是写诗歌、写小说、写电影、写电视、写散文、写话剧，都会努力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不让自己卡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