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三大系统的产生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一个原始社会中产生出了专业化的行政系统、或经常性的市场系统、成体系的理念系统，我们就说该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那么，原始社会是怎么发展到文明社会的？促成三大社会系统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远古的历史已很难考证，但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猜测：在初期的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生产能力还相对比较低，地理上的人口分布密度也相对比较低。当时生活的原始人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尽办法与大自然做斗争，主要依靠偶然发明出的各种自然工具（手段），以期能在恶劣、危险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但随着火及石制工具的发明使用，以及极长时段的经验积累，人们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人口的分布密度也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这种情况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即，原始的人们已不仅仅是和周边的自然环境打交道，而且要经常地和邻近地区的其他人类族群打交道了。并且这种和同类的其他原始部落体之间打交道的成功与否，逐渐上升为自身生存活动成功与否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这时的某个原始人群能否顺利地生存下去，已主要不取决于他们和自然环境打交道的能力，而主要取决于他们和邻居——其他原始人群打交道的能力如何了。
显然，这种原始人群和原始人群的交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争的，征服对方或者被对方征服。还有一种是和平的，双方彼此进行互惠互利的物品交换，共存共荣。那么，第一种战争的交往方式最终促成了军事指挥系统（行政系统）的产生，如我国上古史上著名的黄帝战蚩尤；而第二种和平的交往方式则促成了市场交换系统的产生，如西方古史上的克里特岛文明。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想象到，和过去仅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及一般的自然灾害打交道相比，与自己具有同等高智力的其他人类部落打交道，以及与一些突发性的、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自然灾害打交道，其难度要增大许多倍，其事后最终获得的结果和事前所预期的结果吻合的概率也要下降许多倍。在这种情况下，仅靠简单的记忆性的经验积累已经远远不够了，而必须依靠相对复杂的、有一定内在简单逻辑的“理论体系”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才行。这样，“理念系统”就应运而生了。
下面我们再来更详细地分析一下。首先，和人群打交道较易产生行政指挥系统。例如在中国的远古时代，黄帝时代就因军事战争的需要产生了行政指挥系统，而且因为和周边的人群处于战争状态，人们必须在某一次具体的战斗之后，继续保持指挥系统，并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其次，和自然界做斗争，例如狩猎，成功的概率同样也很低，同样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来指导，为什么我们强调说只有和其他的人群打交道才能产生“理念系统”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动物不具有高智能。一旦人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偶然地发明出了一种有效的打猎方法之后，就可以仅依靠经验来反复应用它。而和其他的人群打交道则不然，他们具有和自己一样的高智能，一旦某次战斗挫败了，他们会总结经验，下次战斗时就会改变自己作战的方式方法。这样反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循环下去，逼得人们发明出越来越复杂的战争理论。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和狩猎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一次狩猎，挫败者失去的仅仅是猎物，一般不会马上失去自己的生命；而战争则完全不同，一次战斗的挫败者失去的不仅仅是预期中的战利品，而且还会失去自身的生命。事情如此重大，自然逼得人们去发明出更复杂的理论体系来应对它。
另外，现实中也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即对立斗争着的双方，谁也没有能力把对方完全吃掉，那么，与其长期两败俱伤地战斗下去，不如和平共处，友好交往。而为了表示友好而互赠礼品的做法，自然容易导致有意进行互惠的交换行为的产生，也即市场系统的出现。
当然，原始社会不会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完全成熟的文明社会，任何一个社会系统也不会一下子就完善起来，并马上在社会中发挥出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其间会有一个逐步发展的渐变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图1-1）：（图略）
从上面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过去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旧风俗会不断消失，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第七节 三大系统的特性
那么，这三大新产生的社会工具系统，同样做为“工具”，它们和原始社会中或我们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各类其它物质性的工具系统相比，究竟有何特性呢？它们为何会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的各类其它物质性工具系统，无论是原始社会中的狩猎或种植用的各类工具，还是居住、防寒方面的各类工具，或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物质类工具，例如交通运输工具、动力机械、通讯工具等，所有这些工具本身，都是外在于工具使用者自身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由“物”组成的，都属于“自然工具”系列。而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工具系统则完全不同，这些工具本身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工具”。也就是说，使用社会工具的是人，构成社会工具自身的也是人，从整个社会来看，人不再外在于他所创造出的工具（像自然工具那样），而是和他所创造出的工具合为一体（我们因此才称之为“社会工具”）。换句话说，文明社会中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自身是活的，是可思维可变化可发展的；而社会中的其它各种自然工具是死的，工具本身不具备发展自己的能力。
进一步来分析，实际上，原始社会中也存在一种“软的”社会工具，即风俗习惯，那么，这个社会工具和文明社会中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个社会工具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作为构成风俗习惯这个社会工具的人和作为风俗习惯这个社会工具的作用对象的人是完全同一的（即：风俗习惯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舆论所构成，其作用对象也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作为构成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的人和作为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作用对象的人是不同一的（例如，少数各级指挥者构成行政管理系统工具本身，而除他们之外的广大的老百姓作为服从者构成了行政管理系统的作用对象）。
这种由活的具有智能的“人”本身组成的非同一的社会工具十分重要，它导致了许多重大的后果。首先，社会工具由“人”来组成，既造成了文明社会飞速进步的巨大可能性，也造成了文明社会进步的艰巨性。例如，在发现了“社会工具”的缺陷并想加以改进时，工具改革者不仅要考虑比较改革后的利弊，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工具”本身是否愿意（与之相对照，若要改进一个自然工具，改革者完全不用考虑自然工具“本身是否愿意改进的问题）。
其次，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所作用的对象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而同样是活生生的、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当社会工具要完善发展自身的时候，或者要组织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分工时，还要考虑自身所作用的对象是否理解、是否愿意。这样，“活的”工具内部，以及“活的”工具本身与“活的”被作用对象之间就必然产生复杂的冲突、互动，或者说产生复杂的博弈。同样，若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同时存在这三种活工具，那么，三个“活的”社会工具系统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复杂的互动和博弈。这些复杂的博弈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导致某个文明社会自身的灭亡。但同时也可能双赢，由此造成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强烈的可适应性（不像生物界，由于长期适应一种环境，一旦环境突然改变，则以往的适应性反成其灭亡的原因）。
再次，由于人具有智慧，相对应地，活的社会工具系统就具有极大的“可主动进化性”，它不靠自然选择来进化（像动物社会那样），也不靠“获得性遗传”来进化（像原始社会那样），而是靠自身的主动选择、试错来进化，从而使人类文明社会具有了比动物社会更易适应新的自然环境、比原始社会更易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特征（这里，即使是人口的简单增长，也会导致社会环境的改变）。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主动”，并不意味着“任意”、“为所欲为”，而是有一定限制范围的。
最后，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一方面由于人类所发明的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都有着各自独特的必然的发展趋向、规律，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有着由于三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独特的必然的发展趋向和发展机制，因此，人类文明社会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的但相对复杂的发展趋向和发展特征了。例如，它表面上似乎仍然依靠以往的有形的经验来发展自身，但在本质上，它已是在三大社会工具所具有的内在法则的“无形”指导下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