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中国改革差不多40年了。
但这40年中，有一个问题人们从来没好好讨论过：那场改革究竟是哪来的？或者说，为什么会有那场改革？其起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有关的解释大体梳理一下。
一个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其实这个说法是很难证明的。什么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崩溃边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崩溃尚且说不清楚，更何况崩溃的边缘。
因此，崩溃边缘的说法，与其说是对改革原因的解释，不如说是为改革寻找合法性的一种说辞。因为要脱离当时还有许多人视之为神圣的旧体制，必须给人们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由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确实受到很大破坏，人们渴望过上富裕一点的生活，这种说法就很有说服力。但我们要知道，这不是能站得住脚的解释。
比这个解释靠谱一点的是哈佛大学教授Perkins的解释。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收集人们对中国改革的解释。记得当时看过一篇Perkins的文章。但具体出处忘记了，而且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查倪志伟编的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这本书。看看有没有。
Perkins在那篇文章中对中国改革的起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他的基本意思是，在文革期间，除了最初两年的混乱之外，其余时间里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增长的，而且速度还不慢。为此，他援引了大量中国的统计数据。虽然他也认为当时那些统计数据可能有明显的虚假成分，但即使去掉其中的水分，仍然可以认定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特别是农业，当时发展很快。
那为什么改革会发生呢？Perkins的解释是：虽然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增长的，但其增长模式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低产出。这三个因素是维持当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大量的资金投入，依赖于人们用节俭的生活进行高积累。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依靠不断发现新的矿山和油田。所以他认为，大庆油田的发现对于维持那种发展模式甚至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文革后之所以不得不进行改革，就是这些能够维持原有发展模式的条件越来越差。
这当然是一种说法。这样，人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在华国锋就任国家领导人之后，提出要有十来个大庆，要建几十个鞍钢。当然，这样的目标有点一厢情愿，所以在后来被批为“洋跃进”。
大约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提出了第三种解释。记得当时曾经写了一些，但没有写完，但现在也找不到了。我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旧体制处理代价的空间基本被用尽。也就是说，任何体制都得有能处理其模式代价的空间，但在文革后期，这种空间已经基本被用尽了。这等于部分地赞同了Perkins的解释，即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原有体制维持的条件不复存在。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强调的是发展的物质条件，我强调的是处理代价的空间。
那什么是模式或体制的代价？什么是处理代价的空间？如果回顾一下改革之初的哪些举措，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中国改革最早是由农村开始的。这自有其中的道理。从资本原始积累的角度说，世界上的工业化过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劳资关系中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一种是在城乡关系中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国是属于后者。这不仅表现在长期的剪刀差，也同时表现在城市中有问题处理不了的时候，就转移到农村。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将城市过剩人口驱赶到农村就是如此。而户籍制度就是为了确保这个的。
但到文革结束的时候，农村这个空间已经基本用尽了。客观地说，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杂交品种、化肥、农药的使用，加之文革期间农村受冲击较小，农业生产还是在发展的。但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一些地区农民生活贫困，甚至吃饭都是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改革为什么会首先在农村开始，特别是在上述问题更为严重的安徽等地率先开始。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会遇到一些阻力。
其次，可以注意到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对城市家庭的影响。这个问题与上面的问题是有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可能有多种考虑，但缓解城市就业问题无疑是其中的考虑之一。而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几乎完全是出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减轻城市经济负担的考虑，当时的口号之一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再城里吃闲饭”。
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部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带来始料不及的结果。一方面，在当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下放到农村的城市知青和其他城市居民，不但没有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反倒成为一种经济和社会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城市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被下放到农村，也就在城市居民中培育普遍的不满情绪。四五运动的参与者有相当一部分是返城知青，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再次，要注意到的是在农村空间无法利用后形成的城市就业压力。后文革时期的执政者注意到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不满情绪，于是，在70年代末期，政府采取措施促使知识青年和其他下放人员几乎全部返回城市（情况特殊者除外）。但这样一来，城市中的就业压力剧增。虽然在原有体制下可以解决部分问题（如职工子女接班，实际上是使部分职工提前退休），但面对突然增加的几千万人的就业压力，靠原有的体制已经不行。于是，允许个体经营，广开就业门路的变革开始了。这就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开端。
但客观地说，上述种种客观因素只是促成改革的压力。而把改革作为一种有意识地变革体制的行动，还需要社会特别是决策者的愿望和意识。现在回过头去看，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对于“落后”的发现和承认（这个问题将专文讨论）。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改革往往是发生在旧有模式的代价无法处理的时候。第二，压力能否变成变革的行动，取决于社会上下的思想资源。
改革始于对“落后”的认知和坦承
在《中国改革是哪来的？起因是什么？》一文的最后，我说到：这当中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对于“落后”的发现和承认。实际上，改革就是始于对“落后”的认知，没有对“落后”的认知，就没有改革。
而这个对“落后”的认知，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中美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意味着原来双方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对立开始缓和下来，原来被浓重意识形态氛围遮蔽的常识性认知重新浮现出来。这首先表现在，起码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开始承认自己的“落后”。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开始了有限的对外开放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四三方案共引进了26个成套项目。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设备引进。
而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则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三个世界理论意味着，第一，中国不想做或者不想去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了，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的一员，顶多是第三世界的领袖；第二，第三世界是相对于两个超级大国而言的，是相当于发达国家而言的，因此，第三世界实际上是把自己定位于不发达国家。
当然，对于“落后”的透彻的认知，并将这个认知公开摆在桌面上，还需要有一个条件，即领导层的更替。因为对“落后”的真正认知和公开承认，既涉及面子也涉及责任问题。而新的一届领导层则可以完全甩掉这个包袱，甚至可以通过坦承原来的“落后”，凸显自己的功绩，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新的合法性基础。
不管怎么说，领导层的更替，特别是有了四人帮这样一个“弊端的承载体”，给了人们一个方便的对之前的弊端和“落后”进行审视和反思的机会。
在研究中国改革的学者中，不少人都强调开放对于改革的作用。甚至有人更明确地说，中国实际上是开放促成了改革。更有人说，改革其实就是开放的配套措施。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开放对于“落后”的认知和承认，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当时中国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震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当中，对于当时西方正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的接触和认知，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紧迫感。记得当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被翻译引进过来。报纸刊物上，关于西方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讨论，是一个热门话题。
对外部世界的见识与了解，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更客观地看待自己，承认自己的落后。并由此形成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紧迫感。记得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字眼就是“球籍问题”，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迎头赶上，就会被开出球籍。二是促成了从承认落后到往前走进行变革的意识的转变，促成了出路究竟在哪里的思考。
不错，在当时确实有往回走和往前走的分歧。所谓往回走，就是回到文革前的17年。因为当时的决策者毕竟绝大多数就是17年时期的执政者，他们对17年更熟悉，更有感情。而且与文革的混乱相比，17年也确实显得较为正常一些。
这当中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往前走的主张占了上风，而回到17年的主张没有成为主流？
对这个问题，很难用单一的因素进行解释。粗略地说，可以看到如下因素的作用。
第一，文革的反弹力。在当时，这个反弹力是巨大的。在文革结束之后，对于文革的评价远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分歧（今天对文革评价的分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之为对改革的反弹），整个国家和民族在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社会必须寻找新的方向。
第二，现代化的话语。在文革后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文革结束之后，现代化更成为社会主流话语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基于对文革及文革前体制的反思，基于走出贫困和落后的渴望，基于对现代主流文明的认知，实现现代化成为毋庸置疑的目标。
第三，国际大环境。那时候，不但西方的发展对中国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而且，那时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最好的时期。当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援助。而当时的苏东国家，正在进行体制改革。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第四，所有这一切，在社会的主流精英中，尤其是在执政者中，形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共识，绝不能回到过去的旧体制中，而应当对旧体制进行变革。中国的出路不是17年旧体制的复归，而是通过变革走向一条新路，并经由这条新路，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但正如秦晖教授指出的，那时的共识是走出旧体制。但走向哪里？则没有明确的共识。其实，说没有共识也不确切。因为没有共识往往指的是个各有各的主张，但达不成一致的意见。而那时，实际上是，即使有分歧，每种主张自己也都没有确切的目标和路径。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当然，到后期确实出现了摸着石头也不过河的现象，但那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