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用劳动量来计量价值，而劳动量的计量本身，又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
《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显然，劳动量是以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劳动时间又是以小时、天、月、年等计量的。
马克思是主张社会主义要按劳分配的，也就是按劳动时间分配，也就是计时工资制度。共产主义则是按需分配，其实应该叫做按需取用，谈不上什么分配了。
过去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出工是要由会计记账的，每人拿着一个“工分本”，会计根据社员的出工情况，在“工分本”上记上“一晌”“二晌”“一天”等出工时间。工分本上记录之后需要盖上会计的私章。有的则是印刷有“一晌”“二晌”面额的票证，盖章有效。等到收获之后，社员凭借自己挣得的出勤工分领取一份相应数量的产品。
但劳动价值论对于劳动计量的方法设计是建立在默认社员“各尽所能”和“等长度劳动时间内创造等量价值”之上的，这与现实当中的情况大相径庭，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实是，劳动能力是因人而异的，劳动能力也就是劳动者的有用性，不同的劳动者劳动能力即有用性相差巨大，有人以一当十，有人百无一用。纵然各尽所能，但各自所具之能本就不同，穷尽其能也只有那么多。
认识到劳动能力即劳动者的有用性，也就把价值概念再次回归为“有用性”。关系劳动能力的差异性，马克思并非没有任何觉察，劳动能力不是天生的，但也不是后天教育可以让人人相等的。劳动能力的培养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十项任务之第十项“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但无论任何教育，都只能是让人的天赋得以发挥，而难以突破禀赋限制。
现实当中，基于人的自私性和懒惰天性，各尽所能也只能是一种道德指标，战时共产主义期间情况或许比较接近，但平时的状态差距甚远。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时间”，基本上被默认是“处于劳动岗位上的时间”，默认了只要位于岗位之上就是在劳动，忽略了普遍存在的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另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默认“等时等价”。
人民公社的实际运作当中是无法默认这些实际问题视而不见的。为此，社员的劳动能力被分成不同等级，如一级二级三级等等。不同等级的劳动力意味着同等的劳动时间如“一晌”之内创造的价值量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劳动力拿着相同的工分分配所得是不同的。
农业生产当中，以重体力劳动为主，男性劳动力的劳动能力显然普遍高于女性，在评定劳动等级是通常会比同龄女性要高，这就是农民当中长期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的根源所在。家中没有男儿，就说是缺少“劳动力”。
男劳动力当中也不是人人能力相同的，同样会被分为不同等级。残疾人会被评定为较低的等级。对于新劳动者会评定为较低等级，随着其经验技能和熟练程度提高再予以调升。对于虽然有能力但一贯出勤不出力的懒汉，则也会被降级，这叫做奖勤罚懒。但若被降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人前人后丧失尊严。
在国营工厂当中，国家有各个工种的等级制度。还通常用奖罚制度上的差别在二次分配的“奖金”分配上加以体现劳动的等时不等价，有些企业各自奖金远超基本工资，把等时等价的基本工资的副作用限制在减小幅度内。
马克思主张公平，主张同工同酬。但这种看似合理的主张，只能在确保“同工”条件下推行。强调同工同酬，也就意味着要强调“异工异酬”，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现实当中的“异酬”很多是属于“异工”下的结果，而不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之下，马克思的“简单劳动”假定才能成立，只用时间代表劳动量的说法才能成立，而在异工前提下，劳动量的计量就变得非常复杂，几无可能。多数人都认可同工同酬异工异酬，对于自己待遇不满的人，通常都会从两方面主张权利——我和他同工理应同酬，或者我比他做得工作复杂或产品多或条件差等等理应比他多得。
彻底纠正“等时等价”的弊端的办法就是计件工资制度。计件工资，通俗地说就是以成败论英雄，不见产品之兔子不撒薪酬之鹰。
但从价值论角度来看，计件工资并不是计时工资的修正和补充，而是两种截然相悖的价值论。计件工资是直接建立在“价值是有用性”之上的，是以产品的有用性来衡量劳动的价值，而不是价值是凝结在产品当中的劳动量这一劳动价值论之上的。所以，计件工资不是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当中同时提到计时和计件两种劳动衡量办法，但却对其价值论差异毫无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