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民主越糟糕”？

——保罗·科利尔《战争、枪炮与选票》读后

2018-1-23

这是我2018年阅读的第一本书。

元旦前在“理想国译丛”的微信公众号看到这本书的推广信息当即在当当网上订购，过两天就收到了。我对“理想国译丛”颇有好感，读过其中的好几部。前些年在岳阳走亲戚，百无聊赖间我用一天多的时间读完八百页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那种酣畅淋漓的阅读在我看来是最美好的人生经历。现在看到“理想国译丛”，就会联想起那种阅读的惬意和美好。

我迫不及待捧在手中的这部保罗·科利尔的《战争、枪炮与选票》，却不像几年前的奥兰多·费吉斯的那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那样引人入胜，那样让人聚精会神，精神亢奋，意醉神迷。我读《耳语者》的时候，连续二十几个小时手不释卷。但在读《战争、枪炮与选票》的时候，注意力总集中不了，经常是读不到十分钟就神游天外。阅读这本书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丧失了阅读能力，思维总是凝滞，想象总是停顿。之后几天，又读了几部林毅夫的著作，才感觉思维又活跃起来，才又恢复自信。我用两天多的时间读完这部二百多页的著作，合上书页之后，没有留下多少记忆，也没有多少感触。毕竟是我今年读过的第一本书，而我对今年的阅读生活是有着宏伟抱负的。至少，今年要比去年读更多的书，读更多更有意义的书 。因此，对这“第一本”，必须要留下点印象，必须要写点什么。为了写点什么，在初读两周之后，又读了一遍。第二次的经历没有第一次那么别扭，却也没有舒畅和惬意。

“越民主越槽糕”，似乎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这里说“似乎”，实在是因为本书的主题不是很清晰。书名中有三个关键词，“战争”、“枪炮”、“选举”，按理说主题应该就在这三个关键词及其关系之中；但是，书中更多讨论的是与“选举”直接相关的“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国家”民主进程、族群政治、国际关系，“战争”或“枪炮”只是讨论民主政治过程中涉及到的次级因素。就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来说，去掉“枪炮”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前两年，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很畅销，很流行，我怀疑手上这本书起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市场营销的需要。“标题党”是网络时代文章和书籍命名的典型做派，先吸引眼球再说，是否与内容贴合并不重要。

保罗·科利尔所说的“越民主越槽糕”，针对的是全球“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国家”，其中主要分布在非洲。保罗·科利尔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是非洲问题专家，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最底层的10亿人》，研究的就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最落后的那10亿人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战争、枪炮与选票》可以看成是前一本书研究的继续，这本书研究的主题是全球最落后的那10亿人的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苏联解体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向，民主之风吹遍全球，世界和平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即使在非洲国家——全球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的主体——原来的独裁者们也纷纷举起民主的旗帜，拉开选举的大幕。一时间，乐观的气氛弥漫全球。似乎非洲贫穷和落后，暴力和战争的根源就在于民主的缺失，在于政治制度的落后，一旦建立民主选举的机制，一旦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府，非洲的发展就会走上康庄大道，所有的问题，包括暴力和战争，贫穷和艾滋病，都可以迎刃而解。作为牛津大学资深的非洲问题研究者，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不可能那样天真。他并不看好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选举浪潮，他将之称为“选举迷信”，“疯狂的民主”。

对于那些落后国家而言，民主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平，经济发展，确实是个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实例表明，落后国家需要的也许不是民主，而是某种“威权主义”。比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虽然独裁，却也政治稳定，社会和平，经济发展；而在萨达姆被美国推翻之后，伊拉克虽然进行了民主选举，建立了民主政府，但是却陷入政治冲突，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之中。人们在讨论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的振兴时，也往往将“威权主义”理解为重要的支持因素。我最近读彼得·罗澜的《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作者也倾向于将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而俄罗斯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的国家权威的丧失。作为经济学家的保罗·科利尔有充分的论据来证明——对于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来说，“越民主越槽糕”。科利尔及其研究团队充分利用全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政治治理，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数据材料证明，对于高收入国家来说，民主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专制则容易带来暴力冲突。对于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最底层10亿人国家来说，专制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民主则容易加剧暴力冲突。民主政治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不同影响，有一个人均收入的临界水平，就在2700美元。也就是说，人均收入在2700美元以上的国家，可以实施民主制度，也必须实施民主制度；而人均收入在2700美元以下的国家，“威权主义”甚至专制独裁有其存在的意义；相反，民主却是暴力和动乱的催化剂——“越民主越槽糕”。

在科利尔看来，并非民主政治或者民主选举就是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的动因，而是，在低收入国家，尤其是最底层10亿人口国家，不会有民主的选举，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依赖国际援助生存的那些曾经的独裁政权，纷纷改弦易辙，开展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治。但是，曾经的独裁领导人，并不真正认同民主的价值，更不愿意在民主选举中放弃统治。开展民主选举只是为了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民主”只是维持独裁者继续统治的一个幌子。他们所追求的，只是继续控制；他们所实施的，只是民主的形式。为了保持统治权，他们在选举中进行贿赂和恐吓，操纵计票，更改结果，放逐竞争者，设置资格限制，隔离选民，甚至暗杀竞争者。独裁统治者在推广民主选举，同时也在破坏民主选举。因为现有统治者——往往也是独裁者——有着操纵选举的先天优势，因此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据科利尔的统计，在发达国家的民主选举中，获胜一方的得票率只有45%；而在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选举中，获胜者的得票率高达74%。并非独裁者更得国民信任，而是独裁者有着肆无忌惮的操纵选举的能力。正是因为独裁者在选举中能够稳操胜券，所以他们愿意采纳发达国家要求民主选举的建议。只是装个样子，却有大大的好处。科利尔的研究还发现，因为民主选举的结果往往是原来的独裁者当选，选民个人的反对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于是选民也就倾向于与独裁者媾和，比如接受独裁者的贿赂。独裁者之所以在选举中容易获胜，还因为一旦公平和正义得不到彰显，那些正直的有抱负的人士就可能主动放弃。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民主选举的结果还是独裁统治，民主不过是一块遮羞布。在科利尔看来，这样的“假民主”比没有民主还要槽糕。独裁者们是将选举作为一项投资来经营的，投入就要有回报，而且在缺乏竞争约束和权力制衡的背景下，还要追求高额的回报。税收是获得投资回报的手段之一，高额的税收可能使生产和流通停滞；控制资源开采的权力并将其出售，是短期内获得高额回报的有效途径；增发货币和借债也是独裁者谋取短期利益的法宝。在有选举而无制衡的背景下，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国家前途，为了个人或者集团利益而压榨全国人民，“民主制度”和独裁专制一样贪婪，而且变本加厉。在科利尔看来，在专制制度下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在通过民主选举建立民主政府之后，不会有任何改观，反而会更加槽糕。政治冲突、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仍然是这些国家的正常景象。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制衡，政府行为倾向于为所欲为，破坏社会发展，损害国民利益；同时，因为这样的民主政府的建立实际上利用的是反民主的伎俩，其存在严重缺乏合法性。于是，即使是经过“民主选举”而建立“民主”政权，这些国家的政局仍然难以稳定，暴力和冲突仍然难以遏制，政变、政治动乱、局部战争在最底层10亿人国家中仍然长期广泛存在。在科利尔的研究中，在很多非洲国家之间，由于殖民主义留下的文化和种族冲突，关系一直紧张。某些国家内部族群之间的矛盾，可能引发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这样，国内战争就很容易发展为国家冲突。科利尔很悲观地意识到，民主选举没有将非洲带进天堂，却可能带进地狱。

在对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失败的分析中，科利尔引入了一个概念——“族群政治”。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有着众多的族群和族群文化。与历史悠久的殖民统治有关，非洲国家的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的进展不是很通畅，于是造成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多元化的相互隔离和对立的族群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族群之间存在严重的文化隔离、仇视、对立和冲突。在科利尔的分析中，族群文化的存在对特定族群来说，具有保险的功能。尤其是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族群的生存保障功能对族群和个体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族群的合作和庇佑，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着族群的共同文化，形成单一的族群忠诚。越是社会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族群的保障功能就越重要，族群忠诚对族群及其个体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也就越重大。但是，特定族群的保障功能的实现对于其他族群是具有严重的外部性的。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特定族群利用族群势力获得更好的保障，可能就意味着其他族群的生存会受到威胁，基于生存需要的冲突在族群忠诚的背景下就可能尖锐化。

在非洲国家的“民主进程”中，族群文化或族群忠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决定着民主化的进程及其实质，也决定着民主化的命运。在族群政治的背景下，民主选举的核心要素既不是民主和自由，也不是公平和公正，更不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而是族群忠诚和族群利益。保证本民族领导人的当选是当务之急。如果本民族领导人当选，未来的政府就可能维护、保护和实现本民族的利益。反之，如果其他民族当选，本民族就可能受到奴役和压榨。所以，保证本民族领导人当选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基于族群身份认同的族群政治的根基是脆弱的，它追求特殊价值而拒绝普遍价值，它认同族群利益而回避社会利益，它强调族群忠诚而排斥国家忠诚，在民主政治中，这样的意识形态蕴含巨大的危险。在族群忠诚的背景下，选举过程中领导人的政策主张、执政纲领、执政能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族群身份。作为选民，他们宁可选举本民族的瘸腿，也不选择敌对民族的飞毛腿。有族群忠诚就没有国家忠诚，有族群身份就没有公民身份，有族群利益就没有公平和公正，也没有民主和自由。实际上，民主选举中的族群忠诚，本身就是对民主的背离和破坏，所以基于族群文化的民主政治是脆弱的，不稳定的。既然重要的是族群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是族群忠诚而不是民主自由，民主选举中所有的反民主伎俩，包括贿赂，恐吓，隔离，操纵，甚至暗杀，就都是可以接受的了。邪恶的选举过程已经使选举背离了民主的本意，其选举结果的邪恶也就不在话下了。这样的民主选举，其结果就很可能是独裁者或者罪犯当选；这样的独裁者或者罪犯当选，就很可能实施掠夺国民，危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这样选举产生的政府，已经严重背离了公正和公平，可能实施有利于本民族而严重危害其他族群利益的政策，于是，族群冲突必然爆发；这样的政府实际上没有存在的合法性，政变也就有了频繁发生的机会。科利尔以为，独裁统治下，族群政治依据强力尚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而在“民主”政治下，披着合法外衣的统治完全失去了合法性，于是变得更加短暂，脆弱和不稳定。

在科利尔看来，族群文化是非洲国家的一个死结。因为这个死结，非洲国家难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从而很难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既然依靠非洲国家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非洲的前途就只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努力，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干预了。实际上，国际社会一直在为非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作着各种努力，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工作中，非洲是最重要的对象。但是，在政治制度发展严重滞后的背景下，国际援助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使援助的意义受到怀疑。一是依赖性问题。有的非洲国家，在没有国际援助的背景下，还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随着国际援助的到来并逐步增加，这些国家丧失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对国际援助产生了严重的依赖。二是腐败问题。有些非洲国家，存在严重的治理问题，当权者争取国际援助的目的，只是服务于当权者自身或者族群的利益。他们将争取到的国际援助不是用于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是将其服务于全体国民的需要，而是将其在政府领导之间或者本民族中间进行瓜分，这样，国际援助成为推动某些非洲国家政治腐败的因素。三是国际经济援助可能被用于武器进口，用于军备竞赛。据科利尔的研究，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中，有40%被用于武器进口，用于军备竞赛。国际援助经费如此使用，显然背离了国际援助的初衷。国际经济援助本来是用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援助经费的这种使用方式，其最终结果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进一步阻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既然经济援助不能达成目的，科利尔将解决非洲国家治理问题的思路放到国际合作上面。科利尔所设想的国际合作，是一种类似于二战之后美国援助欧洲国家的“马歇尔计划”的模式。发达国家提供某种政治调节或干预的形式，推动、监督和约束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集团对落后国家的政治或军事干预。不同于“马歇尔计划”主要是经济援助的性质，科利尔的“国际合作”是一种以政治民主化为目的的政治或军事的干预机制。大致来讲，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公正选举与国际反政变承诺相结合。发达国家组织推动、监督和约束落后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合作组织，对落后国家的民主选举进行监督和约束。合作组织可以对落后国家政府作出承诺，如果落后国家的选举是公平而公正的，当局承诺不对选举过程进行操纵和破坏，合作组织就保证在该政府运行期间一旦出现政变，就出面进行干预，保证原政府行驶政权的能力。二是将预算收支的透明与国际援助挂钩。针对落后国家可能将国际援助挪用于军备竞赛或者将国际援助在私人集团之间瓜分的情况，国际合作组织要求受援国保证国际援助收支的透明。如果国际援助使用合理并且收支透明，则保持以往的援助规模，如果国际援助收支不透明或者明目张胆将国际援助用非正常项目或者将其在利益集团之间进行瓜分，则在以后的国际援助中补充惩罚性的条款。三是国际社会要保持一支常设的干预力量，一旦民主选举之后的落后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就派出部队加以干预。

科利尔提出的治理思路显得简单化，甚至有些想当然。国际合作或者国际干预，在应对落后国家的政治动乱方面，其实早就已经存在了的。比如联合国派驻非洲的选举观察团，以及派往战争和动乱区域的维和部队等等。如果这种国际合作已经发挥了效用，科利尔的提议就没有什么新意；如果这种国际合作没有成效，科利尔的提议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说科利尔的提议跟以往的国际合作相比可能意味着更加直接而深入的政治或军事干预的话，这里可能涉及国际合作的性质问题。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强权和实力。本书虽然讨论的弱国的民主化进程的问题，但讨论到落后国家的政治治理时，却涉及到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强国如何为弱国提供政治或军事干涉，保证弱国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在科利尔的观念里，那些非洲的弱国是天然缺乏自我治理能力的，所以强国——包括非洲国家原先的宗主国——的政治和军事介入就是必要的。这里的问题是，即使是弱小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也是主权国家，而这种国际合作实际上意味着对弱国主权的侵犯。即使是弱国，也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所以这一提议得到响应的可能性很小。还有，在科利尔的观念里，似乎发达国家，包括原来非洲殖民地国家的宗主国，都是公正和美德，责任和义务的化身，他们因为美德而介入落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善良的动机都是不值得依赖的。如果发达国家的干预附加条件的话，可能就存在其他的阴谋。科利尔说受操纵的民主选举是假民主，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附加条件的国际合作可能就是伪善。

实际上，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不如科利尔所说的那么悲观。科利尔自己的研究已经表明，1991年是战后迄今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爆发的顶点，就最底层10亿人国家而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战争和国内冲突都有明显减少的迹象。尽管基于族群忠诚的民主选举与真正的民主选举之间还有差距，尽管族群政治格局下的政府治理机制存在诸多不民主不完善的问题，尽管族群政治意味着现行政府仍然坐在火山口上，但是，相对于传统的独裁统治，“民主”政治还是有了更多的制衡，这种制衡还是使暴力冲突和政变的概率有所下降；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至少还是有了表面上的合法性，而这种表面的合法性还是能够限制一些不安定因素的。民主化或者政治的进步也是一个过程。民主选举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带来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政治民主的实现，需要人的认识的进步和观念的发展。说到底，在人本身得到发展之前，政治的发展是没有基础的。某些东西，比如开放的观念，进取的精神，是人的成长所必须，而这些素质的获得，需要时间的积累，文化的积淀。对于那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国民要有耐心，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和研究者也要有耐心。操之过急解决不了问题，简单化或者理想化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从科利尔提出的“族群政治”出发，倒是可以构想出解决问题的某些思路。按照科利尔的解释，非洲最底层国家民主政治进程面临的问题，非洲国家政治动乱和社会混乱的深层次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族群文化和族群政治的问题。就民主选举而言，族群身份和族群忠诚是自由和平等的破坏力量，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腐蚀力量。当每一个人都处于某种特殊的族群文化和族群忠诚体系的背景下时，不可能有公开、公平而公正的民主选举，民主政治于是沦为实现族群主张和族群利益的工具。通过这样的“民主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其合法性一开始就存在问题，从而其稳定性也成其为问题。于是，族群政治下的非洲“民主选举”所带来的可能不是政治的稳定而是动乱，不是社会的和解而是更多的冲突，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停滞和萧条。

问题的根本在于族群文化，在于每个个体单一的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以及基于这种身份和认同的文化矛盾，观念冲突和利益纠葛。在一个低度发展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身份可能是稳固而单一的。这种身份很大程度上来自自然或者血缘或者传统。比如族群身份。在云南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社会身份首先就体现为族群身份，彝族或者壮族或者汉族。不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习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由于经济文化发展层次不同，族群力量不同，存在着意识形态及经济生活的各种冲突。单一的族群身份认同将一个族群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紧密团结的力量，同时也就将其他族群排斥在外，从而有可能加剧族群之间的隔阂，误解，矛盾和冲突。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存在相互之间构建相互歧视和相互仇视的意识形态的情况。比如少数民族将汉族塑造成小气、奸诈、贪婪、不守信，不讲义气的形象；而在汉族的观念里，少数民族愚蠢、落后、不洁、乱性。这种观念塑造的目的及其效果，就是损毁对方的形象，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

在社会发展程度越低从而社会交往越少的地方，人们的身份是单一的，稳固的。族群单一的身份认同，单一的忠诚对象，很容易诱发相互之间的观念误会和行为冲突。在资源有限而人的需求不断成长的背景下，人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如果人们的身份是单一的，人们的忠诚对象也是单一的，不同人群或者族群相互间就缺乏沟通的基础，缺乏协商、疏解、妥协、和解的空间，于是就容易由纠纷而发展为冲突，由冲突而发展为群体暴力。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既然单一的身份认同及单一的忠诚对象可能带来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在构建多元身份之中。如果人们的身份是多元的，也就是说每个社会成员不仅有族群身份，还有基于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形成其他身份，人和人之间就可能存在身份的交集。不同的个体，作为族群身份而言可能是不同的，在这一身份之下可能存在矛盾和纠纷；但同时，他们在其他某一方面可能有着共同的身份，而在这一共同身份之下，他们之间存在着某些文化、观念和利益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可以疏解由于族群身份认同带来的冲突，从而使协商、疏解、妥协与和解成为可能。一个社会越发展，个体身份越是呈现多元化的格局。个体身份的多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更多的身份交集；身份交集越大，协商和妥协的空间就越大，矛盾发展为冲突乃至群体暴力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比如云南边远山区的一个彝族人和汉族人，如果他们仅有族群身份的话，他们之间的误会或矛盾就很容易发展为冲突。如果这两人同时小学教师，他们之间就多了一重身份，从而有了一个身份交集。作为两个民族的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很难调和，但作为教师，他们可以分享某些共同的价值观，进而可以在这些共同价值观基础上进行协商和调节，实现妥协与和解。

那么，这样的多元身份如何构建呢？在此我想起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的“贸易使习俗柔润”的观念。孟德斯鸠说，进入社会之前，人们以原子的方式存在，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下风。为了增强对抗自然的能力，人们签订契约，进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人们对抗自然的力量增强了，人开始变得自负和傲慢，不同人群之间陷入战争之中。社会的存在于是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人群之间总是如此冲突不断，战争不断，社会何以生存？孟德斯鸠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于贸易。首先，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不理解或者误解；贸易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使人们之间通过交换而沟通，通过沟通而理解。所以，贸易越发展，人们之间理解越多，误会可能越少，冲突也可能越少。其次，人们在贸易过程中是追求利益的，这有助于培养人们周密计算，谨慎行为，信守承诺，与人为善的精神；这种理性精神的培养，可以使一个地方的风俗变得温润，从而使暴力失去生存的空间；其三，贸易追求公平和公正，追去平等和自由，所以一个地方有了贸易的发展，可能推动政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孟德斯鸠的以上分析，对于构建非洲国家稳定的政治格局和安定的社会秩序也是有意义的。

联系身份多元化构建而言，贸易或者经济的发展还有着另一层重要意义。我们说在一个低度发展的社会里，人们的身份往往是单一的，这其中蕴含着族群冲突的因素。而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人们的身份可能是多元的；社会越发展，人们的身份越多元；多元身份之间可能存在交集，这为协商和妥协提供了空间。贸易可以促进族群冲突缓和与疏解的原因就在于在贸易过程中意识形态冲突可能向利益分解转化。族群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往往是尖锐对立而不易化解的。但人们一旦以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交换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冲突可以转化为利益的计算。意识形态是整体的，稳固的，不可分解也很难疏解的；经济利益则不一样。经济利益是可以计算和分解的，可协商和妥协的。这样，通过贸易，利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新身份，就为族群冲突提空了化解的可能。人们多元身份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贸易发展或者经济进步的结果。贸易的发展，促成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导致人们社会生活共同空间的形成；在这种共同空间中，人们可能形成某种新的共同的身份。这一重新的身份，是对族群身份的超越，从而在某些领域或者某些事项的处理上，可以摆脱族群身份的限制。即使族群身份最终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个体多元的身份还是使自己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领域及对不同事项的处理上获得了自由。

身份多元化意味着对单一的族群身份的超越，意味着对单一忠诚的消解或疏解。科利尔对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在盛行族群文化的非洲，民主选举不可避免要陷入族群文化的陷阱，民主政治本质上不过是族群政治。族群政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政权是不稳定的。即使有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非洲国家的社会动乱和武装冲突仍然不可避免。科利尔是如此失望，以致他对解决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困境只能给出“国际合作”这样简单粗陋的老生常谈的主张。其实，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只是没有将这一认识深入下去。既然非洲问题的死结在于族群文化或者族群政治，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蕴含在这里面。构建多元化身份以取代单一族群身份和族群忠诚，可能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多元化身份的形成，来自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这将是一个需要耐心的长期的过程。对于历史悠久的非洲问题，以及科利尔所谓“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政治治理，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问题，都不是任何一蹴而就的思路可以解释和解决的。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还需要勇气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力量的援助和支持，监督和协调当然是重要的，有意义的。相对于科利尔所主张的基于以暴制暴的“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对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援助可能更有实质意义。

我好不容易再次读完科利尔这部篇幅不大价值也不高的著作。这不是一本我理想的好书。首先是主题不清晰，观点不明确；其次是结构不清楚，论证不严谨；最后是叙述不流畅，文字不精练。虽然是基于丰富数据的统计研究，虽然应用了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总体看来似乎只是在罗列事实，罗列观点，而没有将其纳入整体框架之中。论证缺乏层次和深度，是个很要命的问题。总之而言，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不高，不值得推荐。

不过我还是要感激“理想国译丛”。虽然我对这部著作不太满意，但阅读还是给我提供了思考的机会。这个思考的过程是有乐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