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念群，1964年1月生于北京。曾就学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清史研究所，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995-1996年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高级访问学者；1997年为香港道风山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8-1999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2002年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 《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主编，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2003），《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主编，2004），《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2005），《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2006）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并致力于探究中国思想与政治社会之关系的解释途径。
本文试图勾画出一个与传统医疗史颇为不同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的主旨是把西方医学的输入不仅看作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观念与制度的替代过程，而且视之为一种空间控制方式的转变过程。进一步申论之，就是要把西医的传入视为一种与传统社区相关的空间转换现象，通过研究西医制度进入传统空间所引起的剧烈振荡和复杂的冲突纠葛，我们才能理解西医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同时我们发现，以现代性的医疗空间取代传统的治疗秩序，反映出的恰恰是一种现代性体制对日常生活实施的权力压迫关系，这种压迫关系不能简单地预先用道德价值如\"进步\"与\"落后\"的简单二分法加以判断和评析，而必须以恢复这种权力制约关系的本真面貌为讨论前提，否则当我们一开始研究就容易用一种即定设计的框架去讨论已形成现有答案的问题。比如我们很容易按现代化论者所习惯的二分法原则，把西医作为空间体制运作进步性的参照系，来评判中国近代社会在医疗方面的转型，而预先把置于传统社区内部的中医系统及其相关的社会现象贬斥为具有负面作用的历史遗留物。
首先我们会注意到，医疗方式的变化是一种\"社区现象\"，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变化过程，以往的医学史研究仅仅把医疗过程看作是一种观念演示的图解，如对中医观念如\"气\"\"瘟病\"等概念的疏理，即使偶尔涉及制度变迁，也被处理成一个与社区生活完全脱节的孤立现象，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古代向近代医疗制度的演进与转变，其自身恰恰是一种重新被迫选择生活方式的结果，是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设计的。比如星罗棋布于街道与坊间的中国式的坐堂看诊，其基本的疗治形式就是把制度融入社区组织，紧紧地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衔接，而不是作为一种特殊而异质的空间而存在的。而西方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医疗空间的建构，其主要特征就是把医疗空间分离出社区的日常生活，把它孤立设定成一种封闭式的管理系统，然后通过档案化的程式，对身体进行控制，这一分离与监狱、工厂、军队的组织形式相结合，深刻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构成方式。（1）这套方式的转型虽然使西方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从其转换的历史过程观察，基本上还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结果\"。（2）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内部需求转换的反映。
可是在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时期，西方制度却完全以外来空间的形式强行嵌入城市社区，它对传统空间的据有，并不是作为传统社区功能的内部需求而存在的，而是文化霸权支配的一个例证。所以，中国老百姓对这种陌生空间的惊惧和疑虑及表现出的种种拒斥行为，就不完全能从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这个过于简单的政治史公式中予以解释，而是蕴含有相当深刻的文化心理和空间差异的原因。比如清末所发生的教案中往往出现连带教堂和医院一起焚毁的案例，起因在于医院进入中国时多具基督教背景，如早期医院均为教堂附设的机构，而教堂矗立于社区之内同时又与社区生活隔绝的神秘形象，使得中国老百姓无法从习惯性的地方认识角度接纳西方的医疗空间。二十世纪初年，在医学领域中真正克服老百姓疑惧心理的方案是由两个途径加速推行的：一方面，西医传教士为了渗透和适应中国的基层社会生活，最终修正和改变了自己素所习惯的近代封闭式医疗管理经验，力求通过变通的形式模糊与中国社区的界限。比如通过公开做手术，允许陪床看护，及公开巡诊的方式，弥合与传统中医系统的差异。（3）第二个途径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极力把\"地方性知识\"通过现代化的运作推广为\"普遍性的知识\"。（4）也就是说，借助国家力量强行把西方医疗空间融汇进社区生活，通过强制取缔和限制传统医学发展的空间，达到整合基层社会以服务于富国强种的目的。因为整个医疗系统的创新，最终是为了经过改造身体机能的途径以适应整个国家和西方列强角逐的需要。虽然整个空间建构的目的相当符合国家企图把医疗活动相对全面剥离于社区共同体之外，与更大的社会空间连接起来的设想，从而推进着社会的\"非地方化\"（delocalizing）的运动。（5）然而另一方面，国家又试图在基层生活中通过微观权力技术的控制真正影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文就是试图以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为个案，来讨论这两个层面在城市空间变化中的作用。
本文研究的前提是把西方医疗空间的建构视为一种现代社会控制的形式，在医疗空间进入之前，北京最为明显的现代地方控制手段是新型警察制度的引进，但警察制度在各个城市曾具有不同的空间控制效果。罗威廉（William T.Rowe）在研究汉口城市空间的出色著作中曾经指出：汉口警力的转型是由于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外来威胁导致了自卫系统加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十九世纪汉口安全人员的专业化已经开始实施，并实现了从居民保长轮流志愿服务式的保甲功能向专业化职事功能的转变。与之相关的步骤是，一个自治地区雇佣、训练、任命、部署和轮换的警察力量已趋于完备。（6）而北京警察制度的实行由于处于帝国的核心地区，是国家实施新政的直接实验场所，所以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示范象征权力的行为。（7）
沟口雄三认为，在西方历史上表现明显的国家--社会的对峙关系在中国古代却一直呈现出的是一个国家社会两者密切相关的连续体的过程，以致于地方社会在近代也无法形成真正的自立状态。（8）杜赞奇的观点与之相反，他认为国家权力的干预恰恰是复制了原有的地方权力，以便为自身的目的服务。（9）而我则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北京城，国家与地方社区之间仍存在着传统的界限，警察制度尚不足以利用重新安排空间结构的方式摧毁旧有的社区边界和生活样态，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医疗卫生区\"的设置却基本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它为警察系统更深入地介入城市基层组织提供了一个最佳渠道。警察制度与医疗空间的结合，使国家权力通过医疗程序和身体控制的途径，切入了城市的最底层，进而重新塑造了北京人的生活场景和节奏。
从\"医学的国家化\"到社会服务理念的诞生
中国城市现代医疗体制的建立，是与城市空间的重构基本同步的，城市空间被赋予所谓\"现代性\"的意义，大致又基于以下双重观念变迁的理念：即城市功能的转换首先是与现代国家对空间的进一步控制为其前提的，生活于新型空间中的人们会有意无意感觉到被纳入了一个更加有序的系统中而改变了自身的生活节奏。同时，这种控制形式又表现为社会组织从边界模糊的监控状态过渡到职能分明、各守其责的理性专门化阶段；人们会感到自己从比较自然的社区生存状态被规范性地组织到新设计的网络性部门之中，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国家设定的整体目标。北京城市内现代医疗制度的构建，也相应与这种整合分化并存的趋势大体吻合。
民国初年，有人概括此过程为所谓\"医学的国家化\"。例如倡导医学革命论的范守渊就曾认为：\"要晓得现代的科学新医，可以说是近代文明之花朵，也就是国家文化的光源，组成现代文明国家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贵国被人讥为无组织的落伍国家，这不但因我们在军事上无自卫的能力，也因为在文化上缺乏近代国家所必需的科学文物的建树，尤其是医学上建设，真是幼稚得着实可以，落伍得不成样子！所以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10）这段话已经把医疗变革与国家建设及民族自救的总体性目标沟连了起来。黄子方在诠释\"公共卫生\"的涵义时，更是把对疾病防治的程度隐喻为国家肌体衰败和强盛的关键，身体的强弱被暗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弱，这样，中国人的身体从病弱转趋于强健的历史就被象征性地描述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寓言\"。
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对应理念，可以说，从医疗阐释的角度出发建立身体位置与国家建设的新型关系，变成了近代以来\"国民性\"话语讨论的一个放大和延续，黄子方特别把国家通过医疗化的手段对身体进行控制的分类和步骤交代得十分明白：\"夫传染病者，至危之症也，一旦蔓延，瞬遍千里，死亡万人，此在国家应如何及早筹备预防方法，使之消弥于无形；残废衰弱，社会之病也，国家应如何鼓励个人卫生，使人民之康健增进；疾病伤痛，贫国之道也，国家应如何谋防病之方及治疗之术，使人民之厄苦减轻，孩童为他日之新国民，其卫生习惯应如何养成，其体格畸缺者应如何设法矫正，孕妇为国民之母，在怀孕期内及生产时间，应如何设法保护，目今工厂役人如牛马，夭折残废者接踵相闻，应如何订立卫生法令以取缔监督；贫民阶级，居邻厕食无择，夏伍蚊蝇，冬伴蚤虱，实为病弱之种，疫疠之源，应如何改进，此皆公共卫生之责。\"（11）把疾病伤痛之不治、\"个人卫生\"之不倡和贫国之道的意识形态评判相联系，在制度层面上体现出来，就会转化为一种相当严密的空间治理技术。
把医疗过程作为一种空间治理技术，在中国的具体实施实际上是从租界内部开始的，这是因为租界是嵌入中国城市社区的一个外来空间单位，具有和本地组织的异质性，但是租界又往往是作为中国城市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西方人虽然颇为赞许中国都市如上海的繁华奢靡，但也注意到都市外表下狭小肮脏的街道是孳生疾病的场所，特别是城市官方缺乏有效的组织去解决管理这些卫生问题。上海医疗区域形成的最早契因是，一些传教士发现，每当霍乱袭来，租界内的外国人，包括港口内的军人往往与都市内的中国人一样难以抵挡其侵袭，死亡率非常高，所以他们首先尝试在租界内部建构了一套勘查系统，他们意识到医疗问题与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紧密关联，城市的卫生状况也影响着外国人在食物、饮水、排水设备和疾病防御等各个方面的生存状况，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地方气候分析框架对此加以评估，当上海的情况不断以报告的形式寄回欧洲，发表在相应的杂志上时，上海就成为验证欧洲\"医疗气候学\"（medical climatology）理论的一个实验场。（12）
但是我们注意到，上海租界推行的一套\"医疗气候学\"原则还是在租界\"特区\"的状态下得以实施的，医疗空间的概念还没有泛化到普通中国社区成为其中的指导原则。现代医疗观念要想进入普通城市空间，必须在回应和跨越中国传统理念与制度的制约之后才能达致。中国古代医学制度和观念往往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早在宋代，范仲淹就曾经说过：\"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在下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13）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医学治疗程序其实就是一套儒家伦理原则的实现，所以林亿有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之末乎！\"（14）此原则如果落实于空间氛围之中，就表现为医疗活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疗治身体的行为，而是地方社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古典的医疗知识和儒学传统的结合，一方面给儒学以更多的象征性权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垄断医学知识，并在制度职能上使之趋于专门化，因为医学知识是向全部那些研究经典传统的人士开放的，为了实现\"仁\"\"孝\"的道德优势，医学往往被视为是推广道德教化的必要训练。因此其控制边界是相当模糊的，与日常社区生活的内容很难明确予以区分，并不具有独特的现代管理式的隐秘性。比如当病人亲属认为诊断是错误的或药方没有开对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挑战医生的权威，医生也不得不和他们的病人一起关注那些在民间与精英社会中流行的有关健康关怀的措施。（15）
从空间的构成状态而言，西方医院制度进入中国之初之所以不被接受，也恰恰是因为医院的封闭式和陌生化的管理与传统社区治疗比较注意亲情化的熟悉氛围具有相当的距离，甚至到了民国19年（1930年）还有人把西方医疗空间的神秘性与西方的神学生活相比拟，借以为中国民间医疗传统辩护。其意是说，西方医疗空间\"宇墙崇闳，器械精良，由门而庭，俨如王者，病者受传呼而入，则入于博士诊病之室，白昼而玻窗也，必四围周以曼幔，绝不通一线之阳光，张电灯而从事，病者仰视医生，如见阎罗王\"。其结论是：\"此何为者，非今之天骄西医，犹未脱彼太古神学之生活也哉？\"（16）
因此，西方医疗空间从一种陌生化的管理系统进入由比较传统的伦理交往原则支配的中国城市，也就必须把自身空间建构的方式加以改造，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社会空间的构造方式，乃是占有相似或邻近位置的作用者，会被放置在相似的状况（condition）与限制条件（conditions）下，并因此很可能有相似的习性（dispositions）与利益，从而产生相似的实践。占有一位置所需的习性，暗含了对于这个位置的适应\"。（17）如果把这一原则具体落实到北京医疗空间的转型研究上，我们就会看到，医疗系统逐步内化进北京人的生活状态之中，恰恰是西医制度与地方伦理模式进行妥协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的成立，所谓\"社会服务\"的理念，实际上就是把疾病和对其进行诊疗过程不仅当作一种封闭的医疗技术实践，而且把它看作是周边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特别是慢性病，如心脏病、肺病、胃病、精神病等的发生，显而易见地受心理的、情感的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是皮肤病也与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社会服务\"（Social Service，简称\"S.S\"）观念既要讲\"social\"，即社会交往，又要讲\"service\"，为病人服务。（18）实际上就是要通过社会化的形式扩大医疗系统的控制范围，争取更大限度地介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192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派浦爱德女士来北京协和医学院筹建社会服务部，经过一年的筹备，于1921年正式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筹备之初除浦爱德担任主任一职外，还有周励秋、邹觉之、王子明和栾淑范等协助工作，在浦爱德女士的主持下，协和医学院先后开办了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救济部及调养院等机构，还培训了第一批医院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简称社工人员），社会服务部的主要职责是沟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并且把沟通的范围追踪延伸至病人生活相关的社区之中。如病人因生活贫困，无力支付治疗住院费用时，主治医生就会把病人介绍给社工人员。社工人员就会去同病人谈话，用英文撰写与病人相关的家庭和社会历史，并通过家庭访问和社会调查作出给予患者以医药社会福利的决定。具体项目包括：减、免费或分期付款，资助衣物，给予营养、路费和殡葬救济。救济形式有临时和常年定期两种。为了观察掌握病人愈后情况及实施救济的执行情况，社会服务部还会对病人做定期随访。随访形式有信访和家访两种。信访多系由医生写出几个需要病人回答的问题，社会服务部打印成表格寄给病人填写，病人寄回后再转交给医生。\"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有如下项目：门诊号、住院号、姓名、性别、婚否（单身、已婚）、原籍（省）、日期、北京住址、老家（县、村镇）、职业、家庭成员（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亲戚（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朋友（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经济情况、履历、现在情况、问题、社工人员处理意见、采取行动（措施）等。从表格的内容上观察，社会服务部已经把原来比较偏狭的医学技术检视程序，扩展到了社会层面的运作中来了。使原来对西医的理解从纯粹神秘的空间慢慢向一种生活化的颇带人情味的社区状态转移。更为重要的是开始拉近了西式医疗空间与城市传统空间的距离。（19）
曾任社会服务部主任的张中堂曾经回忆过为一外科病人办理免费住院情况。张中堂第一天在外科工作，就遇到一位患疝病的男孩，在一个小杂货铺刚刚学徒两个月。他父亲是拉洋车的，收入不多，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实在无钱付住院费。张中堂问他能否请他主人付点住院费，他说不敢去说，恐怕主人知道他有病就不要他了。这个男孩的住院证上证明是\"一般病情\"（住院证上印有\"一般的\"、\"有兴趣的\"、\"严重的\"或\"急性的\"几种。除了\"一般的\"病情外，\"严重的\"、\"急性的\"、\"有兴趣的\"[多半为教学用]，都要及时办理住院）。可是当天病房并无空床，第二天张中堂去病人的工作地点，把情况向其主人李某说了，李某表示没有钱替男孩付住院费。经张氏说情只答应他出院后仍然接受他为学徒。张中堂又去男孩家拜访男孩母亲，男孩家住在一间小平房中，屋内只有简单的家具。张中堂看到他家实在贫苦，遂即向母亲表示一定想法帮男孩住院。回院后张中堂向当时的负责人陶玲女士报告了调查情况，认为可以办理免费住院。因为没有空床，经和主治医师商量，得知有一病人可以出院，但因不是探视时间，家中尚无人前来探望，张中堂就又到病人家中请他太太把病人接送出院，下午病人被接出院后，那学徒病人就住进了医院。（20）
在这个社会服务的个案中，医学院挖掘社会资源的触角已渗透到了诸如病人的工作地点和家庭这样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社会部在鼎盛时期有社工人员30余人，分派在各科门诊、部门一至二人，对所有住院病人和申请救助的门诊病人都作访问，撰写个案史，装订在病历中，供医护人员参考。据《北平协和医院报告书》统计，社会服务部从民国19年（1930年）正月至六月间，共服务232人，其中包括被弃儿童、私生儿童、奴婢及闲居者和经济匮乏者。安排他们住院复诊或送往慈善院和调济院。（21）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建立以后，社会服务部作为基层工作得以延续下来，自民国21年（1932年）开始特别设置了个案研究工作，在卫生局的一份业务报告中宣称：\"疾病之原因，因为不讲求卫生所致，然于社会问题，如经济贫困，物质供给缺乏，儿童失养种种问题，亦有相连之关系\"。（22）突出了医疗救治在社会空间中的意义。报告中列有一表，显示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在比较民国22年（1933年）至民国23年（1934年）社会个案工作的成效时，民国23年解决问题的数字比头一年有成倍的递增，如接洽减免医药费，民国22年度是84人，至民国23年则猛增至215人，全年各项统计总和民国22年有388人，民国23年则增至644人。（23）
协和率先实行的\"社会服务\"制度，虽然打破了西方医院封闭式的管理格局，从而促成了西方医疗触角向传统城市场域更加深入的拓展，但这种制度更新并没有从区域整合的角度彻底打破医疗区域与生活世界的界限，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影响也相当有限。191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考虑把协和工作重点向公共卫生预防的方向转移，并派遣数位医学权威赴华考察，同时为设置相关的公共预防机构做准备。但直到1925年，也就是协和建立社会服务部后的第5年，医疗社区化的具体思路才由兰安生（John B.Grant）通过创建公共卫生示范站的形式体现出来。1925年9月创立的\"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1928年以后改名为：\"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事务所\"），事务所与医院的最大区别就是它直接安置在社区之内，与社区人群的活动基本打成了一片，这一新变化促成了事务所创生了一种新型工作人员---\"公共卫生护士\"，\"公共卫生护士\"虽然也属于广义上的社会服务人员，但她们基本上有自己特定的医疗监护区域，通过各种形式如在群众家庭中示范讲解卫生常识，为区域内群众提供必需药品和进行访视，这样常来常往日渐熟识，以致于有的护士竟成为某些家庭的朋友和一般问题的顾问，她们显然比协和\"社会服务部\"的社工们更为贴近京城百姓的日常生活。（24）
兰安生的基本构想是把城市社区当作医疗教学现场，其结果导致城市行政区域的边界与医疗空间因相互叠合而混淆起来，最为重要的是，医疗人员从面对医院内病床上的\"个体\"到面对社区中的\"人群\"之后，作为专门化治疗空间所审视的病体活动，就迅速扩大成了一种社区性质的群体现象。如此一来，医疗过程就会如影随形般地融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医学人员也通过这种\"空间殖民化\"的途径，使自身形象从专门化的冷漠角色定位中游离出来，而显得更加世俗化、平易化。
兰安生的区域预防理念具体显露出的社区叠合效果，经常通过以下途径予以实现：首先是\"地段保健\"的运作.\"地段保健\"的意义在于，虽然医疗监控的范围基本与警事控制的范围大体一致，如第一卫生事务所的示范区就划分为20个警察派出所地段，每个地段人口约有5000人左右。（25）但二者略有不同的是，警事职责基本上是被作为一种被动型的社区防御性手段加以界定的，除了专门性的警察外，一般社会上只有出现刑事犯罪的迹象时，警察才出面进行干预，而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则隐涵了积极干预人们日常行为的思想，其10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护士实习生的设置结构，常常通过频繁的家庭访视，主动调控百姓的日常生活节奏。其次是建立社区门诊服务的构想，这一构想的实施，使西方医疗制度占据了与普通老百姓更为贴近的位置，从而更易使普通民众从中接受其实践旨趣。原来协和医院由于门槛过高，老百姓无法接近，兰安生的设想是把门诊直接安放在城市基层之中，门诊一旦融入社区框架而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后，医疗的功能就不仅仅限于简单的身体疗治，而且也须承担立体式的心脑训练和教化的任务。如一所尽量设法在门诊开展卫生教育启蒙，在候诊室内挂有卫生宣传图画，护士也不厌其烦地向病人和其家人反复介绍治病防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并充当卫生保健咨询服务员。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门诊构想之所以转化为医疗社会化的具体实践，是因为门诊经过地段保健护士把影响延伸进了北京人生活的底层，据1937--1938年报告所统计，约有1万人（3万余人次）就诊，这些人数大约有1/3是由地段护士介绍来的。（26）
以兰安生的预防思想为蓝本建立起的北京\"卫生示范区\"，对其他城市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示范意义。广州卫生行政的兴衰沿革就颇能对此加以验证，广州在民国10年（1921年）就开始筹建卫生区，全市分为六区，分别遴选医学人员主持其事。按当时的说法是：\"卫生行政，颇收指臂之效。\"（27）但却由于经费困难，不久就被裁撤，改设卫生助理员三十六名，分驻于各警区之内，就近佐理洁净事宜。也就是说，卫生区终未独立出警事机构，获得自身的自主权，而且裁撤后改设的卫生助理员，其管理医疗的职能也十分有限。直到民国23年（1934年）冬，广州才又将六个卫生区重新进行改组，\"于推行政务之外，并添办赠医施药，廉费接生。其称改为卫生区事务所，除原有职员外，增置医师，看护药剂人员及特约助产士，分别办理\"。（28）六个卫生区的重组，使得医疗空间的功能趋于复杂化，显然是仿照北京卫生示范区的模式进行改造的结果。无独有偶的是，天津也于1936年4月1日同一天同时成立了九个卫生区事务所，负责管理各所辖区内的防疫、保健、医药等卫生事物，这也分明是受到了近邻城市北京卫生示范区的影响。
生命统计与访视网络的形成：社区控制的医疗化
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把现代预防医学（即公共卫生）的理念给具体化了。而预防医学的一个基本策略之一就是维持和促进人群从生到死各个时段处于现代医学要求的健康状态，其对应的领域反映在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如妇幼卫生的重点是放在新生儿、幼儿阶段，甚至延伸到了胎儿阶段；而到了学龄儿童、青少年和中年的卫生保健时期，卫生区则选择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作为监控对象。以学校卫生为例：一所把示范区内所办学校分甲、乙两类，甲类要求学校负担部分保健费和设立保健室；乙类则没有类似的要求，因为选择的是公立小学，经费有限。两类学校的划分是基于以下想法，甲类学校是实验和模拟公共卫生理念传导的理想化场所，而建立乙类学校卫生网络是想搞一套适合当地社会及经济情况的学校卫生模型，以便于在全国各地实际进行推广。乙类学校卫生是由地段护士兼管的，每周巡访各个学校一次。（29）
本文一再强调，卫生示范区建立的意义是使医疗过程转化为一种\"社区行为\"，而且由医疗工作开始改变了传统社区空间的内涵及其特质，也就是依靠相当细致的基层工作，医疗人员不但控制身体的直接感觉，比如原来中医认为是正常的身体感觉状态，在西医视野里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而且控制着老百姓对医疗环境和地点的选择。比如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去医院，觉得在医院封闭式的空间接受治疗感到压抑和不适，相反更愿意在家庭氛围或自己熟悉的邻舍人士的陪伴下进行诊治。（30）
卫生示范区建立以后，京城老百姓空间观念的转移是在一种半训诫半强迫的状态下进行的，兹有两项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生命统计；二是助产事物。生命统计是近代西方医疗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生命的历程一旦通过统计数字加以展示，就可以直接映射出医疗手段在什么样的层次上开始有效控制老百姓的生活节奏。所以它的意义远远不是医疗程序所能概括的，而是对生命过程的一种强制性安排。如二所年报所阐释的那样：\"近世治卫生行政者，莫不首先注意于生命统计，盖籍统计之结果，可知一地人口之变迁，疾病之消长，出生死亡之增减，若以之与他处较，则知所司之卫生状况之良窳，与昔日较，则知卫生状况是否已有进益，甚或可得而预测将来之趋势。\"（31）二所生命统计人员有股长一人（兼任防疫事务），负责工作计划的拟定及其实施，统计调查员的监督，死亡原因的确定与覆查等事宜。下属有统计调查员三名，职司出生死亡调查及婴儿强迫种痘等事项。
西方医疗系统对社区控制的深化，特别能从生命统计的职责演变中昭示出来，按照卫生示范区原来的设想，本来是想通过强制人民自动报告出生数字的方式求得统计数字的准确，只是由于\"人民知识的幼稚，对于公众事业协助力之薄弱，对于报告出生诸多忽视，因之不得不采取调查方式。\"（32）也即是说由自动引导，改为强制性地干预。在实行生命统计调查之前，北京的出生统计是由公安局户籍警于调查户口之际同时调查出生，这个调查形式由于把人口出生的频率和户口调查的频率生硬地拉在了一起，而二者的节奏很难经过协调达于一致，出生统计的准确与否常常取决于人民自愿报告的程度，人民又时时担心如实报告将被课以重税，而警察也往往与税收及违警执法人员的强制性形象联系在一起。戒备之心使普通民众对生命统计的实施方式缺乏起码的信任，户籍警也由于缺乏统计生命的常识训练，经常会闹出诸如以调查时日为婴儿出生日期的笑话。（33）
在卫生示范区建立以前，除户籍警的间歇报告外，出生数字只能依靠医师和助产士对被送往医院的产妇出生情况进行统计才能获得，但是这种统计又有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产妇必须是在医院生产的，而北京产妇恰恰大多在家中生产，为了深入了解社区中婴儿出生的实际情况，卫生示范区不得不采取委派专门统计调查员进行探访的办法。这样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就形成了新旧出生调查交替发生作用的局面。一般婴儿在出生后会采取以下的报告形式：首先是由户籍警报告，原则上在婴儿出生后应由其家属报告警段，由各警段以电话通知卫生事务所。户籍警于户口调查时所得之出生前未报告者亦补充报告事务所。这种方法仍沿袭警事包揽民事管理的旧程序，而没有使出生过程转化为医疗控制的一个专门环节，而且由于普通民众不重视或不熟习这种报告程式，导致报告数字的准确度仍成问题。所以卫生区成立后开始在委派助产士深入社区接生的同时，也要求她们在接生二十四小时内迅速报告，并由助产士督促出生亲属亲自报告，以免遗漏。但是，一般生活于社区中的产妇常常不愿意由助产士接生，或赴医院生产，而仍习惯产婆在家接生的传统习俗，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助产士无法深入民众家庭直接发挥作用，因此，卫生事务所收集出生报告的另一种办法是在助产士监督下，依靠经过训练的产婆报告出生情况，统计调查员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协调角色。统计调查员不但要不时往卫生区内各产科医院及开业助产士处搜集出生材料，还要同时与其他各区的统计调查员联络，相互报告各区的出生资料，以减少遗漏。下面我们根据以下两张统计表进行一下具体分析：
略
分析上面两表，我们就会发现，在两年之内，由事务所助产士和其他医师接生的人数成倍增加，受过西医训练的产婆接生人数也增加不少。在出生报告人员的分类上，我们注意到，示范区助产士报告出生人员的百分比略有增加，而训练产婆的报告比例前后两年相差不大，但统计调查员的调查比例幅度却有相当大的增长，从民国22年度（1933年）的1.2%，上升到民国24年（1935年）的47.9%，说明统计调查员的作用逐渐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34）另有一点值得注意之处是，警区各段调查出生人数急剧下降，逐渐沦为次要地位，标志着医疗体系对生命的空间控制已经逐步取代了警事系统。
卫生示范区的建立和以往有一个重大区别，北京西方医疗系统的设计者已经放弃了在一个相对纯净化的医疗空间中治疗病人的传统思维，而想通过把城市社区变成一个开放的医疗实验场的方式，寻求与中国底层社会具体而有效的衔接形式，这样有意模糊医疗与生活区域边界的设计，在西方可能仅仅被理解为纯粹是一种预防医学观念的内部进展，可在中国的语境下却可能是迎合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表现例证。
这种迎合现象要求医疗人员自觉大批地走出医院的围墙，融入都市民间生活之中变成其中的一员，家庭访视方法的频繁运用，成为对北京民众生育节奏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原来老北京人虽然无法自己调控生命落地的具体时间，但可以自由选择采取何种生命落地的仪式性规范，比如请吉祥姥姥举行\"洗三\"仪式等等，这种仪式的关注氛围与现代西医营造的科学管理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别，强调的不是医疗技术发挥作用的过程，而是民间习俗仪式对产妇及其家庭心理的影响。也就是突出对生育场景温情基调的构筑。卫生区成立以后，助产士访视行为的规律化，把社区活动变成了一种定时的医事行为，这种行为试图把病人拉出传统的社区范围而纳入医疗程序的控制节奏，比如动员怀孕妇女定期去门诊检查身体，如果到期未去复诊，就会采取强制性家访的方式进入百姓家庭。民国22年（1933年），第二卫生事务所就曾作产前访视42次，产后访视则更加频繁，几乎每日或隔日就有家访，向产妇授以卫生常识及婴儿养育法，至产后六个星期方才停止。这年共计作产后访视达245次，密度是相当高的。助产士于产前产后，在拜访时即召集孕妇的邻人或到各邻人的家中作个人或团体谈话，授以各种卫生常识。民国22年共进行个人及小组谈话192次，听讲人数达447人。这一训诫过程还暂时无法使产妇大批进入医院管理空间，如二所自民国22年11月起开始接生，本年度收生数目共54人，皆在家生产，存活52人，死亡2人。但产妇生产过程却一直受到医疗程序的严密监控。（35）这种家访显然是不请自来，而且家访宣讲的内容不是从民间熟悉的习俗和礼仪入手，而是以西方式医疗知识的普及为主要内容，这就把婴儿生产的社会生活氛围转化成了一种医疗技术控制的强迫状态。
第二种访视形式是传染病区域预防规则，卫生事务所在收到出现传染病的报告后，就会登记造册，并做出标示地图，把本区传染病发病地点标示在图内，按患者的住址加以注明，借以明悉各种传染病分布的情形，同时填写传染病逐日发现图，将各种传染病按发病日期填写，以资研究各病发生与时令的关系。（36）在二所管理区内经常有医师与劝导员对怀疑患有九种传染病的家庭进行家访。（这九种传染病包括：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痢疾、天花、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直至患者病愈或死亡后始行停止。各种传染病例，除由各医院报告外，其他都由二所医师前往复查，以资确定诊断，并填写传染病调查表，指示一切传染病管理方法。据二所统计：在民国23年（1934年）1月至6月30日间，劝导员和医师访视次数达到113次，病案与访问次数比例达到了1：1.7。（37）可见医学访视的次数已足以改变北京底层老百姓的生活节奏。
城区地方自治与医疗空间的监控
二十世纪初年，传染病的区域监控往往和北京市展开的地方自治程序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实际上就是对城市传统空间重新进行分割和重组，以便使之更加符合城市现代化的功能运转需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力图打破旧有城市社区分布的自然格局，把分散的自然区域的生活状态整合进符合现代城市社会动员的节奏中来，这种现代性城市框架包括公安、卫生救济、教育、实业等内容。清代的区域控制角色本来是由警察系统来担任的，北京虽然较早就建立起了现代城市警察制度，清代警察在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有人统计，到十九世纪，北京人口达到一百万，而警察数目则达到了33000人，城里平均每30人就拥有一个警察，比较而言，十八世纪晚期的巴黎，每193人中有一个警察，十九世纪中叶伦敦350人中有一个警察，纽约每800人中有一个警察，显然北京的警网控制更加严密。（38）但长期以来，警察势力并没有真正渗透进地方基层社会，其功能有时不但不如一些传统自治组织和亚文化群如会馆、水会等更为活跃和有效，反而可能与之处于对峙状态，地方自治组织和公共空间成为警察监控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在城市空间中有组织地设计和推行官方意义上的地方自治，也正是企图把相对分散的传统民间组织整合进现代的警察监视网络之中，为城市的现代化控制目标服务。
中国有创办地方自治之议，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民国4年（1915年）8月，京兆尹署内设立筹办京兆地方自治事宜处，以王达为处长；到9月21日开始公布京兆各县官制、京兆各县司法事务章程及京兆地方自治暂行章程。厘定京兆各县户口多寡数目，平均设立为八区以上、十六区以下的自治区。区置区董、副区董各一人。各区分十村至三十村。村置村正、村副各一人，每村分若干甲，甲不得超过五十户。每甲就各户中推举甲长、副甲长各一人。自治区应办事项中除要求办理国家行政事务，及国民教育、土木工程、农村工商事项之外，卫生清洁也被列入为重要的自治内容。（39）民国5年（1916年）1月，在参酌了其它地区的自治经验以后，北京拟定了京兆地方自治施行期限，分教育、实业、道路工程、卫生、警察、公共慈善六纲，详细列出项目，规定以一年为一期，三年办齐。（40）
民国初年的自治设想虽然比光绪年间的纸面设计有了很大的进展，并具有更为详细的现代性构想的性质，但是北京城区以\"自治\"为名分割空间的行动达到具体化的程度则是从何其巩任市长时开始的。民国17年（1928年）12月，北平市长何其巩召集各界人士开始参酌各国自治法规，厘定各项暂行规则，通过了北平特别市筹备办事处组织暂行条例。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二人，秘书二人，佐理员若干人，直隶市府。民国18年（1929年）1月，自治筹备处正式成立，以朱清华为处长，社会局长赵正平、教育局长李泰芬为副处长，共同拟定了推行自治程序的纲要，同时开始调查户口，编配街、村建置，其基本框架是把全市城郊划分为十五个自治区，即内城六区，外城五区，四郊四区。城区以五百户为单位编为一个自治街，郊区五百户左右编排为一个自治村。以后中央颁布了市组织法，按照组织法的规定，改街、村建置为\"坊\"。每区多则四十坊，少亦十余坊，坊以下二十五户为闾，闾以下五户为邻。总计全市共编成四百六十一坊，五千一百五十七闾，一万五千四百一十七邻，区、坊均设公所，闾、邻办公所附于各坊公所内。（41）
不难发现，北京地方自治程序的每一次更动与重组，都是使社区单位的控制趋于精细化的表现，甚至有走向繁琐化的趋势，特别是从街、坊到闾、邻的层级建构形式，进一步使空间安排的控制密度趋向细胞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区细胞化的内容和建构过程不是沿袭传统社区的表现形式，或仅仅对其作出变通的修正，而是与现代城市空间安排的专门化同步进行的。换言之，从表面上看，这种空间安排似乎仅仅是传统社区自治形式的复制，实际上从空间的功能内涵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建制更改后，各区根据城市现代化的需要，分别设置了财政、户籍、土地、保卫、教育、工程、卫生、救济、实业合作等特务委员会，共同负起发展区自治的任务。到王韬任市长时，实施自治的节奏频率日益加快，表现在具体分工日益细密，比如在户口调查方面，加紧配合警察进行监控，在城区提倡举办商团，维系治安，在郊区则提倡组织保卫团、冬防及青苗等会，对于市内街巷的位置进行实地测量，绘制出各地区的详图，在教育方面，则成立以新型的区、坊自治单位为基础的坊立小学及识字班、阅报室、体育场等等；自治区内对卫生职责有具体规定，要求每日洒扫街道，清除垃圾，还要参与防疫、种痘及灭蝇等工作。在社会救济方面，则有施衣、施粥、赈济贫弱及贷本于小农、工商等内容。（42）
由此可见，社区在自治基础上的日益细胞化，是在城市的基层空间逐渐被专门化职责步步分割的条件下最终实现的。同时，这一过程的完成也应被视为国家力量主动改造和干预基层组织的结果，而不是民间传统自然发展的形式。一些研究中国城市的西方中国学家如罗威廉等往往强调在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形式的基层社会组织，这些基层组织以其独特的自治管理，成为疏离国家控制的公共领域的生长点。（43）然而，从我们对北京城市空间的研究来看，任何带有新鲜气息的自治组织，实际上都是国家通过现代空间分布的规则予以重新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地方民众的自由选择，改街、村为\"坊\"，而使城市空间单位趋于细化，恰恰有利于国家对基层民间活动实施更为严密的监控，同时也更易于把国家对空间改造的专门化设计贯彻于基层社会。这一点在选举自治单位首领程序的变更中也能反映出来。自治开始实施的时期，如在民国22年（1933年）春，区、坊的首领均由选举产生，而民国23年（1934年），市长袁良为加强对地方自治行政事务的督导，成立了自治事务监理处。直接管理指挥各级自治事务，当时正值民选区、坊长任期届满，市政府决定不再选举，并将坊公所、区民代表会、区坊监察委员会一律取消，改城郊十五区公所为自治事务区分所，规定为辅助行政机关。以\"政教富卫\"四字为办理自治的纲要。改造后的基层自治机构每所置所长一人，由市府直接委任，并咨部备案，整个系统隶属于自治事务监理处。（44）这样的更动显然更有利于国家对城市空间的垂直控制，而相对弱化了地方自治组织的自主功能。
卫生事务所与自治区域的关系，往往表现在事务所会利用\"坊\"的新式组织框架贯彻自己的意图。我们下面以第三卫生区事务所举行的一次恳谈会为例，分析一下事务所与\"坊\"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三卫生区事务所曾于民国30年（1941年）9月26日下午三时举办了一次秋季卫生运动周恳谈会，会议召集了内三区各坊长参加，根据恳谈会的记录，内三区之中以自治名义设立的十八坊中，除二坊长未到会外，其余十七位坊长都准时参加了这次恳谈会。会议主席第三所所长陈海瑞在致词中曾明确提出邀请各坊长参加恳谈会的真实目的。他认为，原来事务所曾举办过卫生讲演大会，虽有部分市民参加，但究属少数，而这次恳谈会，\"与本区内各位坊长相聚恳谈，其效果合与本区全体市民恳谈相同。\"（45）
陈海瑞的意思显然是指如果仅仅利用过去传统的公开宣讲形式传播现代卫生观念，已不足以吸引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因为演讲的听众处于自由流动的分散状态，不易用强制方式加以统摄，而如果通过坊长的角色对坊间的民众加以组织引导，则更易利用制度化的手段自然地使具体的医疗原则转变为普通人民的生活原则，所以他很明确地强调事务所对卫生观念的倡导，实有赖于自治组织的具体操作才能实现。也就是要证明，医疗行为是社区组织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剥离出日常人民生活的单独科学过程。他这样解释说：\"关于本区公共卫生之进行事项，虽于本所领导于前，但求其效率之显著进展，实有赖各市民之奉行不懈，方能得良好效果。\"（46）而各位坊长\"对各坊市民最为接近，关于本坊各种卫生事项，务请诸位热心提倡，协助进行，则本区之公共卫生前途可预卜有长足之进展。\"（47）
陈海瑞还特别分析了政府施政原则无法下达于基层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公告大多用告示来颁布，致使大多数人因不识字而误犯规矩，政令不得顺利向基层传达，因此，新型自治组织的建立就是要使国家政令尽量无阻隔地达于底层，所谓\"本市各区设区公所，以下设有坊长里长等关于官署之公令传达能逐户告知，市民之意见亦能达于当局，于官于民两皆便利。\"（48）这里强调的显然不是民众如何利用自治组织的空间获取自身的权益，而是述说政府律令通过自治状态下达得如何便捷。这样一来，卫生行政的实施就顺理成章地通过借腹生子的策略转化为了一种正当的社区功能。\"所以本所施行卫生各事项如普通预防注射及种痘等事多蒙协助均收效颇大，其他种种依赖于各坊长者实多，更望此后多加协助，以促成本区卫生事项之改善进步，本所与各坊互相取紧密之联络，使本区之公共卫生效率增加，则本区市民可得健康幸福。\"（49）
当然，城市街道自治组织日益被纳入国家监控的网络之内后，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医疗与卫生制度对民间的渗透过程有了一个更为有效的依托基地。特别是现代传染病的管理与控制往往需要采取非常性的强制手段，主要是局部动员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依赖于自治组织的干预和介入，实际上就很难真正奏效。比如在扩大种痘的社会动员方面，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就曾经充分利用改造后的自治组织，使之成为推行国家预防政策的有力工具。为了监控传染病的流行范围和程度，第二卫生事务所自民国23年（1934年）起，事务所规定四月至五月两个月为扩大种痘的特别时期，而扩大种痘的基本依托单位，就主要依靠自治区坊的空间加以推行。所以在民国23年的3月初，卫生区即与第二自治区商洽，由各自治区坊征集保送种痘员共44名，（内有内二区署保送一名）。3月20日开始授课，共上课二周，等到授课完毕后，就互相实习种痘，通过考试后方可结业。总计及格而发给证书者共有28人。随即由卫生区指定种痘地点及时间。然后于4月10日起全体出动开始施种，由事务所医师及劝导员，逐日赴各坊视察及监督，施种地点共有14处，均是在\"坊\"一级的自治单位中进行，控制面积涵盖了四十一个坊。同时，事务所在坊间展开宣传工作，印刷了三万张传单，其中两万张由各段户籍警分送，其它传单则由各自治坊沿路粘贴，或者由劝导员在随家访问及门诊时赠送。又考虑到传单发送恐有不周的地方，事务所又请各自治坊所设立的国民补习学校的学生，以游行的方式游走于街巷之内进行宣传，为了制造气氛，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还特意安排了乐队演奏。卫生事务所与各坊之间在防疫卫生事务上的配合，还表现在把门诊与巡回种痘的动态控制结合起来，以种痘队的形式逐户接种并承担宣传任务。（50）
另一方面，西方医疗技术对城市空间的渗透，也往往与自治组织的兴废程度密切相关，例如民国23年4月底，各自治区坊改组，或合并或裁撤，各坊原来保送至事务所的种痘员，有些人被裁撤，而且各自忙于交接工作，大多无暇从事种痘事务，至使原来的种痘计划受到干扰。尽管如此，这一年扩大种痘期间仍有5392人接受了种痘，增进人民对于天花免疫力达2.5%。（51）虽然从百分比的统计观察，成果似乎并不显著，但医疗技术的实施与地方自治组织的结合，在空间控制方面形成的优势，已初步得到了验证。
以上我们从\"卫生示范区\"与北京城市功能发生变化的关系这个角度探讨了城市社会生态的演变情况。本文的基本结论可以概括如下：西方医疗制度的输入与城市民间区域的自主形态密切相关，也只有在深入研究二者在叠合情况下所发生的冲突与互动的关系后，才能透彻地理解西医进入中国的空间涵义。其二，西医制度以\"卫生示范区\"的形式进入传统城区，实际上是通过一套规则体系对原有空间进行重组，它分解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把\"熟人的社会\"转换成了\"陌生人的社会\".这一重构过程往往经过与其它现代化体制如警察系统或新型自治组织配套进行，因为任何单一的现代化体制都不足以撼动传统的社区自主结构，正因如此，对城市空间功能转换的探索必须采取相关性的研究策略。
注释：
（1）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等译，页135--195，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版。又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猛等译，页206--211，三联书店1998年版。
（2）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3）参见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载《学人》（第十二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4）（5）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6）（43）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又参见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
（7）（38）Alison Dray-Novey：\"Spatial Order and Police in Imperial Beiji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no.4：885--922.关于北京现代警察的诞生过程及其作用，可参阅韩延龙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上），页49--5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沟口雄三：\"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二十一世纪》（香港）双月刊，1994年2月号。
（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页1--36，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范守渊：\"医学革命的必然性\"，《范氏医论集》，页118，九九医学社印行，民国36年七月版。
（11）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弁言》，页1--4，民国16年八月中央防疫处疫务科印行。
（12）Kerrie L.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P.44，Oxford University press.卫生隔离区的建立在亚洲其它国家也有一个逐渐渗透的过程，比如印度在预防天花接种时，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暴动，，父母也在接种时期把孩子藏起来以躲避种痘者，因为接种员被认为是社区里的陌生人。参见David Arnold，Colonizing the Body：State Medicine and Epidemic Disease in Nineteenth--Century India，Pp.129--14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3）（14）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页477--478，上海人民出版社191994年版。又参见林殷：《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页19--82，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15）Yuan--Ling Chao ，Medicin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Study of Physicians in Suzhou，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95.
（16）顾惕生：\"中医科学化之商兑\"，《医界春秋》，第四十一期，页2，民国19年出版。
（17）布迪厄：\"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夏铸九：《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页429--447，明文书局1994年版。
（18）吴桢：\"我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话说老协和》，页375--377，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协和医学院社会服务部初创的情况，可以参阅John Z.Bowers：\"The Founding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Policies and Personalities\"，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umeXLV Number4.
（19）（20）张中堂：\"社会服务部二十年\"，《话说老协和》，页361--370。其它的\"社会服务个案\"又可参见：Woo，Joh：\"An Analysis of 2330 Case Work Records of the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Peip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Bulletins of the Social Research Department 1928--1933，Vol5，in the series china during the Interregnum 1911--1949，ed Ramon H.Myer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 press.
（21）《北平协和医院报告书》《社会服务部报告表》页63，首都图书馆藏，民国19年7月1日。
（22）（23）《北平市政府卫生局二十三年度业务报告》，页193，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编印，民国24年10月1日。
（24）裘祖源：《协和医事琐谈》，《话说老协和》页166。
（25）（26）（29）何观清：\"我在协医及第一卫生事务所的工作经过\"，《话说老协和》页173--180。
（27）（28）《广州市卫生行政之检讨》，页16--17，广州市政府卫生局出版，民国24年11月。
（30）在西方，现代医院诞生之初也同样遭到过民众的质疑，理由是医院空间缺乏人情味和以病人感情为本位的传统，这种传统的消失是科学理性化造成的结果，颇有些违背当年基督教的原义，所以西方把医院称之为\"Temple of Science\"（科学之庙）。参阅Samuel W.Bloom，the Doctor and his Patient：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1963.
（31）（32）（33）《北平市卫生局第二卫生区事务所第三年度年报》，页8--10。
（34）（35）（36）（37）（50）（51）《北平市卫生局第二卫生区事务所第一年度年报》页11--50。
（39）（40）《北京市志稿》（二）\"民政志卷十四·自治一\"，页563--564，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
（41）（42）（44）《北京市志稿》（二），\"民政稿卷十四·自治二\"，页566--577。
（45）（46）（47）（48）（49）《北京市卫生局第三卫生区事务所举办秋季卫生运动周召集本区各坊长卫生恳谈会记录》，北京市档案馆J5全宗1目录613卷，页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