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章  人脑综合知觉与理性规则（二）

 

制度平衡机制，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保障。如果你搞的是平均分配制度，就不得不下功夫组织劳动竞赛，不然，就缺少产出效率；如果你奉行效率分配，那就需要在用人、干活、分配的每个环节上真正实行平等、公开、透明的用人及薪酬制度，不然即蕴藏着类似宗族企业的那种一做大便就无先兆隐匿权势分裂的更大风险。

        如果一国实行多党竞选的“横向民主”（限大选投票为纵向关系），基层管理无任何民主可言，那就必须实行择业自由、出境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和选举自由的大民主；如果一国实行高层与各级息息相通的“纵向民主”，那就必须活跃基层小民主，切实保障广大民众的合理意愿得以上达，同时加强各党派横向协商。

如果企业制度安排是服从单一理性规则的无情管理，那就必须给员工支付高额工资报酬；如果支付的薪酬并不可观，就必须选择更具人性关怀的劳动合同制度。经济、政治失却了良性互动机制意味着必定酿成社会体系的失调和紊乱。

（2017年8月加注：所谓“横向民主”是指各党派之间体现党派地位和党争利益的充分话语权和竞选权的民主政治体制，它是以精英阶层为主流为主导的民主政治体制。在西方国家也被简称为“多党制”。）

（2017年8月加注：所谓“纵向民主”是指一国领导集体面向下级组织、面向基层民众的互动式权利融合的民主政治体制，是以最广泛的民意为主流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体制。也被简称为“人民民主制度”。）

（2017年8月加注：“横向民主”也包含自下而上的选举权但仅仅四年一次。“纵向民主”也包含党派之间精英层面的横向政治协商。中国纵向民主上下互动是常态的，其所兼容的党派之间协商也是常态的。）

何谓制度优越？一切权力作用力能适应社会从微观到宏观良性互动，这就是制度的优越。用于国与国比较，即这个国家不仅拥有充足发展动力而且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容量；不仅倡导民主，而且更重视依靠人民民主约束权力，这就是制度的优越。这里没有恒定不变的大前提设定和不可更改的模式。国家的根本制度须服从人脑微观物质运动规律，不同的国情，应构建不同的从微观到宏观可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体制机制。

　　实验课题（NO：16）史来贺的优势是什么？

中国河南农村有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名叫史来贺。任职50多年，经历多次选举，始终赢得群众拥护。原因在于他把每一个村民像亲人一样装在心里，带领村民一步一步走进了中等发达国家才所享有的富裕生活。50多年连选连任的史来贺初心不变。

他为了把自己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担当，完全置于村民监督之下，他不折不扣地践行了“只要有一户村民没有搬进别墅，自己就不搬进新居”的诺言。他与村民签订的“村办企业由书记担风险村民得利益”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感动了所有村民。直到他死后，人们仍然视他为“永远活在心里的‘老书记’”。

　　从这里，经济学家能否醒悟一个道理？史来贺办企业的这一成功范例实际与西方经济学、管理学构成了“悖论”。建立在“利己理性”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必须以理性价值目标为核心，构建“利益分享风险分担”的责任机制才能激励每个人。史来贺何以反其道而行之？何以自己担风险别人得利益？这是反利己理性目的的！但事实又表明他的做法很成功，他用他的方法调动起了全村老少1000多人的积极性。究竟包含什么道理？

　　可把上述事实视为一场来自真实生活的“科学实验”。为了把史来贺以理性自我约束、以非理性良好形象感召村民的做法引入科学领域，使其同样昭然立于经济学、管理学之林，请允许把上述村办企业所签合同产生的效果称之为“刘庄合同效应”。

　　刘庄合同效应寓含的道理，非西方管理科学所能解释。基于利己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管理学得以有效践行的客观条件是：管理目标要建立在人人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能看到现实价值追求，此目标才能被众所接受，产生有共识有凝聚力的行为动机。

不过，史来贺遇到的情况不同。村办企业要实施第二期工程，完成此项工程需要倾注多年积蓄的集体财力，而它的效益只有村干部少数人能够算清搞懂。对多数村民来说，当时刘庄小日子已经过得很富裕了，他们不愿使用现有资金积累去冒风险。

对普通人脑——坦诚说：世界各国宏观经济决策何尝不是同样难以判断？面对刘庄的决策选项，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则把一项大工程分解成年度指标让村民们相信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可操作性，反而更清楚告诉村民头几年只亏不赚。

刘庄普通村民和各国普通国民一样，他们没有经商耐性，二期工程可能永远得不到村民支持。假如再调动另一套概念系统说服村民掌握并运用“可持续发展”的一般道理，如法炮制又将导致支持决策的理性概念系统显得更错综复杂、更难以判断。

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参众两院所以在众多议员参与酝酿某项重大决策时，那里常常是效率低下。原因就在于支撑“科学决策”的复杂概念系统既有可操作的确定性一面，另存在此一概念系统错综复杂导致绝大多数人难以清晰判断的不确定性一面。

这就是基于利己理性人假设的经济学管理学可在诸多背景下难免陷入决策困境的道理。理性经济学只发现了人脑自觉概念积累的可操作性，没有发现综合知觉积累的可操作规律。当多数人的自觉概念系统因错综复杂原因难以短期内作出准确判断时，正确利用普通民众综合知觉响应优势即成为首当其冲的科学原则，史来贺就是这样做的。

他选择与全体村民签订只“利人不利己”的“不公平”合同，一方面是接受监督，让理性约束更多针对自己；另一方面又向村民们坦然表明：“请大家相信我的人格”。他用人格情感映像激活村民感觉记忆。他以管理者敢于吃亏在前的自身形象做担保激发村民以“主映像”为核心的直觉动机取向。他正是有效带动大系统循环的“中间环节”！

史来贺数十年履职生涯中与刘庄村民已结成亲人般的血肉关系，可使多数村民自动遵循主映像链接补充定律，自发产生良好感觉（信赖感）。面对史书记，村民乐意跟着感觉走。在特殊情况下有史来贺做主心骨，村民可以放弃复杂的概念定则判断。

汉语词汇中的“主心骨”一词指的就是支撑人脑综合知觉的“精神统帅”。它是一种对某一“社会主映像”链接相关感觉而构造的可获得内心充实感的记忆，它无需包含过于繁杂的自觉概念判断。人脑在自觉概念判断左右为难时，很容易被称为“主心骨”的事物“主映像”以“间接实体映像”的替代作用力，来起到“精神统帅”作用。

　　类似刘庄村民那种并非依靠“理性”价值目标为判断依据，而以“社会主映像”链接综合知觉积累而产生直觉判断的行为取向，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常常难免。你看刘庄村民就流传一句话：“只要相信史书记，刘庄办啥事不后悔”。

　　假设“史来贺”是一个执政党的“缩影”，即可有把握判断：任何其他政党依据任何理性价值目标原则来制订竞选方案，都将无法在“史来贺”面前胜出。因为他不仅对理性价值目标有责任约束和担当，而且造就了自己在民众综合知觉中的亲情形象。他把体现人脑功能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管理学的“理性”与“非理性”两方面占全了。

　　又假设是在“多党制”国家，如果有其中一党能像“史来贺”一样与民众利益和民众感情有着如此深厚的血肉联系，即可有把握预见：那个国家很快会变成“一党制”国家。反之，若是在“一党制”国家，执政党仅仅把执政基础建立在各种权威、各种待遇、各种利益机制等唯理性目标根基之上，那么，该国无需多久，就会出现“反对党”。

道理很简单。因为执政党的工作作风没有心系民众的崇高情感纽带，只有体现初级理性价值观的执政形象，当然也没有“先进性”可言。任何社会集团都能做得到，任何社会集团都会心生妒忌之念，鼓噪“在野”雄心，昼夜企盼挑战执政地位。

国家政治体制的良性循环机制，正如上述经典范例所酿成、所构建、所运作的。它并非是西方政治学权威用表面的“多党制”或“一党制”能够比较得出来，它是建立在民心即人脑微观物质运动自然循环基础上的，是微观物质运动规律奠定了社会宏观基础，是宏观与微观的互动与平衡。也看到：上述植根于微观领域的物质高级运动规律其对宏观社会“民主集中制”的那种特殊要求，它实则又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执政力量。

        随着哲学思想逐步深入到脑科学前沿领域，人们会日益清醒认识到：西方高校在人文社科领域创立并吸引中国学者前去访问考察的各种“东西方比较学”，那不过是一种仅限于表面理性规则的肤浅学问。包括“国际政治比较”和“东西方价值观比较”均是以过去100多年中国与国际社会历史演变进程中有无理性规则运行之状况，用一个民族的理性规则暂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来与另一个经济暂时落后国家的相比较。

笔者感到很困惑：全球历史上曾经强大无比的大汉、盛唐、康雍乾时期，中国古代学者为什么不创立一个“西东方比较学”，以此来炫一炫中华盛世之荣耀？现在可以释然了，幸好没有创立这种学说。因为人类社会的理性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除了与人脑综合知觉积累直接联系的独特民俗、文化传统和历史传奇可以沉淀永恒永久比较外，人类的自觉概念积累必须与时俱进，同时又推进人脑综合知觉积累提升和更新。

        中国改革开放前，相比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所显现的中华民族的落后与被动，其根源并不在于中西方文化基于各自现有的理性规则沉淀——这种末端结果所致，而在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扎根于封建体制中的皇权意识持续时间太久。当西方科学技术与第一次工业革命长足进步时，恰是封建官制和帝王驭人术在中国普及盛极时。

        清王朝治下数百年间，曾经达到过世界鼎盛。到了慈禧治下，“老佛爷”只剩下把群臣当作“棋子”摆弄的一套招数，权力作用力除了“驭人”再无其它用途。群臣百官只剩下如何坐稳如何升迁的基于“老佛爷”而炼成的对应才干。在权力结构体系只有单向作用力前提下，连商界成功之道也可怜巴巴剩下“红顶商人”一条路。

        （2008年加注：由于清末王朝政治体制机制作用力只剩下“唯上”的单一大前提设定，别说是创造发明和制度创新，就连与洋人谈判的人才岂不也只剩下李鸿章一人莫属？“帝本位”造就“官本位”价值观统治中国数千年，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大灾难是：“封建权力文化”的沉淀和传承，一切仰望官位，一切屈从权势。）

    （2008年加注：在权力只有单向作用力的封建体制下，如果没有新兴人才产生壮大的社会环境，江山社稷将自取不可逆转的腐朽之路。努尔哈赤的遗老遗少们将自我仰天长叹“大清气数尽了！”世事学问说来如此简单，清廷并非别人推翻，而是自己设定了单向大前提又死守“同一律”即权力单向作用力长期演绎的结果。）

    （2010年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XXX、XXX于2010年4月出版的新著《权力结构论》一书可以从多方面证实笔者的上述判断。权力体系的单向作用力长期扭曲了官场的部分“理性认知”，同时也带来了“权力文化”的淤积沉淀。可以认同《权力结构论》的某些观点，但指出：改变权力结构的核心问题，并非在于政体。）

    （2010年加注：创造中国活力、改造官场文化的着眼点，自然包括改变权力结构。但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应着力完善的是双向互动机制。中国最需要的是制度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最需要的是操作层面把公权边界逐条抠出来公开监督；最需要的是用制度再造权力文化让为官者懂得触犯国家利益和民众权利的责任风险。）

让权力体制机制实现双向互动的思维方法，是从哲学高度确认权力结构先进性的辩证法工具。在权力结构体系中，能够实现官民之间、上下之间的作用力互联互通互动，这种制度既是一个可以完善、可提升文明水准的制度体系，也是一个可与时俱进、充满活力的制度体系，更是一个预先奠定了渐进式改革基础的拥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权力结构体系。反之，则是一个可酝酿突变风险和激变式破坏性动荡的权力结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