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8日严复被派为“各省代表”南下议和；12日严复会见了黎元洪；14日与其它代表乘船转赴上海；26日严复离上海回北京（《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九十六）
严孝潜
后来，严复在给莫里循的信中，认为这十九条根本不是宪法，“它不过将专制政权从皇帝转移到末来的国会或现在的议会”，而且颁布时间太迟，如果早一个月，其社会功効不可同日而语。（《严复集》补编第289页）
当天，严复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寓所，用英文又写了一封长信给莫理循，阐述了他对武昌起义和中国前途的看法。
严复给莫理循信的主要内容有四：一，分柝了革命的远因与近因。二，反对暴力革命及狭隘的“排满”种族思想，担心中国陷入分裂境地。三，认为在中国暂时不适宜采用共和制度，当前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四，希望列强采取行动，让革命党和清政府双方适而可止，进行和解。
莫理循将严复的这封信寄给了《泰晤士报》，并写了一个说明：“寄上一份有关人类利益的文件供你们发表。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写的信，他主要是靠自学掌握了超群的英文知识。他是中国博学的学者之一，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教育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他曾留学英国，将最著名的现代英国哲学著作译成中国文言文。寄给你们这封以古雅的、道地的英语写成的信，我未作丝毫改动。”（《严复集》补编第289页）
由予家眷已迁往天津，在北京只有严复和三儿严琥，严复遂也搬往东城金鱼胡同居住。
严复在这封信中，认为狭隘“排满”与平等博爱的原则相矛盾，担心中国陷入分裂境地，其担心后来不幸变成现实：
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在英军保护下返回西藏，组织傀儡政权，妄图把西藏分割出去。后来，严复为此曾撰文公开在
在日记中，严复记有“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后来，严复在该日日记中又补记“后知津郡此夕最危。” （《严复集》第五册第1512页）
严复已在
严复今天到学部等处领薪水，是现存的严复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录。名词馆也是已名存实亡，严复在1909年5月就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至今已有二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严复曾对“逻辑”的译名，作如下叙述：“此科所包至广，吾国先秦所有，虽不足以抵其全，然实此科之首事；若云广狭不称，则辩与论理俱不称也。”（《严复集》补编第100页，《论逻辑学译名》）
袁世凯大权在握后，开始大肆玩弄两面派手腕。袁内阁一成立，他一方面部署镇压革命党人，帮助清廷苟延残喘。一方面他又通过进攻汉阳给南方革命党施加压力，但又注意将武力威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利用革命力量要挟清室。同盟会京津分会遂决定设立暗杀部，锄杀袁世凯。海军出身的严复族侄严伯勋即是暗杀队骨干成员，他和其它三位同盟会会员被授命执行锄杀袁世凯的行动。他们开始集合于北京十三陵、门头沟荒山制作炸弹，并练习投掷炸弹等技巧。后来，严伯勋还数次潜入北京城内，观察、记录袁世凯的行动路线、卫队配备、藏身地点，开始制定暗杀计划。当然严伯勋的这些活动，严复全然不知道。
严伯勋，严复的族侄，谱名家鹄，字鼎元。是家居阳岐“大夫第”后座之严传慎的第三个儿子，1880年生。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前，投奔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求学，1900年随严复到上海避难，后又回到天津，在天津的海军部门工作。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而后在国内成立有同盟会京津分会，严伯勋就积极参加同盟会京津分会的活动，成为同盟会早期会员，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08年严复到天津任新政顾问官，为了身份保密，严伯勋没有和严复联系。在严复的日记中，只有族侄君潜（培南）、家井（嘉井、家轸）以及熙官（又甫）等探望严复的记载。
1911年12月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在严复的辛亥年（1911年）日记的最后空白页上，记有这六条内容。
约在当天，袁世凯通知已被定为参加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当时规定北方的全国代表共二十人，系按当时全国二十行省,每省一名推定的）到锡拉胡同袁邸开会，与会的除了二十位代表外，还有些秘书、隨员等。其中年纪最长的是陈宝琛，时任山西巡抚，是新近奉召回京的，被推定为福建省代表。袁世凯見到陈宝琛，很客气地说：“这番和议是朝廷的大事，所以请老世叔出来”，并希望他“为国宣劳”。陈宝琛则谦逊了几句，提出“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去，要好的多了。”建议改由严复作为福建省代表。袁世凱在接见 “各省代表”南下议和时，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拥护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6页）
严复在辛亥年（1911年）日记的最后空白页上，记有一个36人的名单，就是南下议和的“各省代表”名单。
时各省军政府推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与清内阁代表谈判。当日上午九奌，唐绍仪与严复、候延爽等一行乘专车南下。唐绍仪等人一登上专车，就剪去辫子，（《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814页）
而严复则蓄辫言志，以示不赞同共和。（《郑孝胥日记》第1373页）
当日，赶赴不及隨唐绍仪南下的代表，也离京赶赴汉口。
当天下午，严复利用自已与黎元洪的特殊关系为唐绍仪打头阵，以师生情份前往武昌青山织呢厂会见了黎元洪。
黎元洪为严复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师生相见，感动的痛哭流涕。严复认为，黎元洪为人诚篤，起事后敢作了敢当，不临难苟逃，对黎非常赞赏。严复与黎元洪的会谈，大约进行了两个小时，革命党中有名望者约30余人都参与了会谈。严复开诚布公地向黎元洪及在座的革命党人陈述了自已的看法，如中国国民素质不适合共和制等。革命党人对时局深感忧虑，希望早日结束事态，在会谈中同严复虽有辩争，而态度十分诚恳，并无骄嚣之气。（《严复大传》第378页）
当日，严复回到汉口后，向唐绍仪通报了会谈情况。
严复在信中讲：“别后于十九早动身，车到新郑，适有碰坏车头卧道，以六时工力始得移开通轨，廿一早始得抵汉入寓。此间气象自是萧条，舆论於北军之焚烧汉口，尚有馀痛，民心大抵皆向革军。
复于廿二下午过江，以师弟情分往见黎元洪，渠备极欢迎，感动之深，至于流涕。黎诚笃人，初无意于叛，事起为党人所胁持，不能摆脱，而既以为之，又不愿学黄兴、汤化龙辈之临难荀逃，此其确实心事也。私觌处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氊呢厂，党人有名望者约有二、三十在彼。谈次极论彼此主旨，语长不及备述。约而言之，可以划一如左：……”在信的未尾，严复讲：“以上皆复以二时许之谈所得诸革党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沪，到沪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测之，大抵相合，以党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龟山开炮击破武昌，咨议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沪，彼等在此之议已有眉目也。人多不便多写，知关忠系，先此草报，书不能悉。” （《严复集》第三册第502页）。
严复抵达上海后，就给外甥女何纫兰写了一封信。
严复在信中讲：“别后于廿一到汉口，滿目是兵燹后气象。廿二过江，晤黎元洪，颇与开谈，然无解决。廿三搭洞庭江船，廿七抵沪，寓静安寺路沧州旅馆，即从前沧州别墅也。此行公中花钱甚多，然舅甚苦，老年人真不配远行也。此行原派不过廿余人，京官争钻同来，乃至五十余人之多，隨从倍之，不知何故，岂事成尚望保举耶？同乡有王司直、李孟鲁。儿有信，可寄此间，当接到也。余不及多谈，夜深甚倦。” （《严复集》第三册第842页）
当天，严复会见了前来拜访的朋友赵仲宣（从蕃）。（《严复集》第五册第1512页）
因和谈基本上由南北方谈判总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等人私下进行，一般代表没有机会参与，严复遂决定尽快回北京。
当日，严复还去拜访了郑孝胥，谈甚久。
郑孝胥在日记中记有：“严右陵来，谈甚久。右陵不剪辫，以示不主共和之意。言张绍曾以宣慰使将来津，电告陈小石索督署为行台，陈小石召官属议之，皆劝曲让以保民生，张怀芝独曰：我有镇抚地方之责任，知乱者必诛而已。张绍曾遂不敢来津。官吏中皆不逮张怀芝远甚矣。……幼陵读余近诗曰：‘子生平数有奇辟之境遇以成其诗之奇，此天相也。’又曰：‘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郑孝胥日记》第1373页）
在当天的郑孝胥日记中，记有严复的一段话：“幼陵自言：‘或询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耶？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加桀，革党未必加汤，吾何人遽去哉！’”（《郑孝胥日记》第1373页）
1911年年底，严复由上海抵达天津，即回北京。
1911年间
1911年，严复作有《题曾伯厚<西山永慕图>》（《严复集》补编第112页）
1911年间，严复撰写发表的文章有：
《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严复集》第二册第276页）
题《铜官感旧图》（《严复集》第二册第277页）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二册第278页）
《英文汉解》（《严复集》第二册第286页）。
孙译《化学导源》序（《严复集》第二册第290页）
《题曾伯厚<西山永慕图>》（《严复集》补编第112页）
《与莫理循书》（英文，《严复集》补编第289页）
1911年间，严复作的评点有：
《候官严氏评奌王荆公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