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来“考察”我们课堂

2018-11-23

同事之间相互听课，是一直以来教学活动的传统。这学期以来，听课变得很频繁。我的课堂已经被听过几次了。以往的听课，还主要是本科生课堂；这学期，研究生课堂也被要求听课。周四晚上老刘跟我说，他次日想去听听我研究生课堂的课。我当然很高兴。我和老刘是同事也是朋友，彼此对对方的研究有了解。如果非要有人去打扰课堂的话，我希望这个打扰的人是老刘。

我跟老刘经常在一起吃饭，经常会聊一些经济学或者经济思想史的话题。有时候会聊得很丰富，很专业，很深入。我们这样聊天，如果有学生参与，对他们是会有帮助的。我曾经想过，请老刘到我的课堂，或者我到老刘的课堂，以对谈的方式展开教学；只要有一个大致的框架，然后随心所欲，漫无边际地交流；这样的交流，也许可以将一些经济学或者经济思想史的知识串起来，也许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在交流中产生思想的火花，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跟老刘一说，他很赞同。

这个周五，原先准备讲边沁的。开头会有一个学生的读书心得交流，讲的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因为老刘要去，我们可以讨论一些与老刘的研究有关的东西。老刘是比较早将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引进介绍进中国的经济学家。今天看来，这一理论存在很多问题，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已经不是那么显著。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还是很有意义的。毕竟它对于传统的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一个冲击，也为企业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个意义上讲，刘老师当初将这一理论引进介绍到中国是有贡献的。因为讲边沁的功利主义要涉及到“理性”和“理性计算”等问题，而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涉及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这就有机会将二者联系起来了。当天晚上我给石同学发了个短信，要他就X-效率理论做点准备，作为我们第二天课堂讨论的素材。

这学期每个同学作一个读书分享，仲同学是最后一个，她分享的是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巧合的是 ，周四上午本科生课堂也有一个同学做读书分享，也是这本书。我每年都要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这本薄薄的小书，蕴藏着巨大 的能量。十几年前，我课堂上一位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读了这本书，很有心得，很有收获。从此，他确定了以农业经济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再后来，他读硕士，读博士，都在应用舒尔茨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农业经济问题。去年，大一一位新生读了舒尔茨这本书，很有收获，很有心得；接着，她又读了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关于经济增长的著作；以此为基础，又读了恰亚诺夫，施坚雅，黄宗智等人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经典著作。这样的学习，从某个领域入手，建构专业的知识基础，培养对专门问题的兴趣，应该是快速有效的。

我认真听着仲同学的介绍，记录下一些东西。我准备在随后的讨论中讲一讲一下几个问题：1，形式主义经济学与实体主义经济学；2，经济分析中的“特例”问题；3，收入流的价格问题。前面两个问题与方法有关，我想借机讲一些相关的东西。第三个问题则是该书的主题，对于理解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至关重要。

仲同学应该是理解了舒尔茨所谓“改造传统农业”的主题和思路了的，并且有一些自己的分析和思考。仲同学介绍完之后，我让听讲的同学提出点问题，让主讲的同学来回答。其中一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落后，其原因之一是技术进步不够；如果进步技术是存在的，为什么农民不采用先进技术呢？仲同学给出了一个解释，但听者还不是很理解。这样，就让我来解释。这个问题与收入流价格有关，还可以结合我想讲的其他两个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与收入流价格有关的问题。传统农业积累低，因为收入低；之所以收入低，因为收入流价格高；而之所以收入流价格高，可能有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有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等等。即使存在着进步的农业技术，农民也可能不会采用这种技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风险。大家知道，风险就意味着成本，从而意味着收入流的价格。除了风险，还有很多的原因。如果人们认识到采用新技术得不偿失，人们就可能拒绝新技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东南亚地区掀起过一场以农业机械，改良种子，优质化肥为内容的‘绿色革命’，这是一场农业领域的技术革命，同时也伴随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很多地方的农民对此的态度是消极的。这里确实有风险的因素。传统生产方式尽管效率不够高，但是安全，可靠。一旦采用新技术，成败是不确定的。成功了可以丰产，失败了就可能饿死人。对技术进步的抵制，更主要的来自其他方面。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种植规模小，生产效率低；与此相适应的，是传统的农村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存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在一个稳定的传统村落里，富人对穷人的庇护是理所当然的。秋收时节，富人请穷人来帮工收割，除了供应伙食之外，穷人还可以带走收获物的六分之一。一旦展开绿色革命，使用机械化作业，使用优良种子和优质化肥，种植规模将扩大，生产效率将提高，传统的生产方式将发生改变。这样的话，富人在播种和收割的时节，可能不再请村里的穷人来帮工，而是直接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去雇工。相对来讲，雇工要简单一些，容易控制一些。这样，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那种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就消失了。这意味着，穷人的生存机会会因为绿色革命而被破坏。我讲的这个故事来自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他讲的意思是，因为绿色革命破坏了传统农民的生计，他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抵抗。”

“这个故事还涉及到我想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农民的理性问题。舒尔茨的著作中，提出对传统经济学的两个观点的批判。一是认为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是不合理的；二是认为传统农业中存在隐性失业。我们先讨论第一个观点。说‘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是不合理的’，就是说传统农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是缺乏理性的，或者说传统农民不具备成本收益分析的能力，不具备追求利润或者收入最大化的能力。在农业经济学领域中，这种观点被叫做实体主义经济学。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有这种观点的阐述。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前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其阐述这一观点的代表作是《农民经济组织》。实体主义经济学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农的行为特征就是自给自足，满足生存需要，不存在理性最大化追求的机会。在恰亚诺夫那里，小农家庭的生产主要是满足消费需要，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在斯科特那里，农民经济为的主要动机是生计和消费，追求安全和避免风险是最主要的原则。”

“舒尔茨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农民也是理性人，也是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农民的行为选择，完全符合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用若干例子证明了农民理性的存在。在农业经济学领域，这样的观点被叫做形式主义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施坚雅，也是形式主义经济学的代表。在其《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农民围绕基层市场展开的理性经济行为。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实体主义经济学的争论，可能缘于研究的前提条件的不同。农民的经济行为，在具备理性追求的条件下是理性的，在不具备理性追求的条件下是不理性的。而农民现实的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具备理性追求的条件的。理性的追求总是存在的，而理性追求的实现却并不总是存在的。这样说来，实体主义经济学讨论了实际的情况，而形式主义经济学讨论的问题在适当条件下也是合理的。黄宗智的研究就能很好证明这一观点。”

“黄宗智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以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经济著称。在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讨论了农户的经济行为。1939年的山东潍县，一亩地生产桑蚕或者稻麦两作的年纯收入分别是15.96元和12.75元，前者比后者多出3.21元。但是，前者投入劳动力要远远高于后者。就单位工作日纯收入而言，分别是0.15元和0.27元。后者是前者的将近两倍。如果存在其他获得收入的机会，农民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从事稻麦两作生产，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领域。但问题是，农业之外获得收入的机会微乎其微，农民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几乎唯一的就是投入土地当中。农民没有机会追求日收入的最大化，只能追求总收入最大化。这样，只要边际收入大于零，农民就有激励增加对土地的劳动力投入。于是，能够最大限度吸纳劳动力的桑蚕作业就取代了稻麦两作。农民的这种选择，显然不是利润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确实是限制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当然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以简明的逻辑，有力的论证，阐释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这部著作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还将继续引领我们深入学习和思考。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很多面向，从而存在很多可介入认识的路径。从多方面展开对事物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偏颇，从而使我们的认知接近真实。”

接着，简单讲了讲“特例”的问题。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两个观点时，舒尔茨使用了一些历史和现实的例子。看起来这些例子都很有说服力。我想要说的是，舒尔茨可以用这些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传统经济学的错误，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但这些毕竟是特例。一个观点可以被特例所证明，也可以被更多的特例所证伪。形式主义经济学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农民是具备理性能力的，同时实体主义经济学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谁更有说服力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例子的多少吗？再多的特例也是特例啊。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对舒尔茨论证的怀疑。舒尔茨的论证其实是非常强有力的。我只是想借由这个问题的讨论，对经济学的方法，尤其是归纳与抽象的关系，描述与演绎的关系作一些深入讨论。因为时间关系，而且事先也没有安排大家准备，这个问题就没有讨论下去。

在转入下一个话题之前，我请刘老师来做个点评。刘老师很谦虚，只是对这种讨论式的授课作出了充分肯定，没有就具体内容展开。

下一个环节，先请石同学介绍一下他准备的关于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我说这个环节既是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也可以算是对刘老师工作的致敬。石同学应该是很努力的，他今天上午才开始准备，还做出了课件。因为其中有一些错别字，证明这个课件是花了功夫来做的。石同学的介绍，主要是围绕刘老师的《X效率一般理论》的核心观点，论证逻辑展开的，还涉及学术界对X效率理论的一些讨论。看得出来，石同学对X效率理论的基本内容的有所了解的，基本上可以脱稿来讲，还可以联系实际举出一些例子。他们这学期在学习“新制度经济学”，而X效率理论与之有很多相关的地方，这可能是他们能够很快理解X效率理论的原因之一。我看刘老师听讲的神情，也是很认同的。

石同学讲完之后，我让听讲的同学来提些问题。趁刘老师在座，大家可以当面请教一些问题。大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莱宾斯坦主张，决策的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企业目标不等于个人目标，那么企业与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企业目标与个人目标究竟说什么关系？先有企业还是先有个人？

这倒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很想听听刘老师的解说。

刘老师先解释了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传统，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经济学的意义，接着讲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事先跟刘老师说过，今天原本准备讲边沁的，在讨论X效率理论的时候，可以适当插入边沁。于是刘老师提议我讲一点边沁。

我愣了一下。从个体走向社会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形成的问题，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内容。我倒是很喜欢讲这个内容，尤其是孟德斯鸠“贸易使习俗温润”的观点。可是，这个东西跟X效率讨论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似乎不太搭界。至于边沁，在讨论个人效用最大化之后，就将社会理解为个人的简单相加，于是得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这个观点有很多问题。我倒是想讨论一下边沁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观念，看能不能用莱宾斯坦的观点来进行评价，可是这一思路似乎也与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关系关系不大。

于是我就直接从洛克说起，再到边沁的功利主义，然后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说着说着，说到了对这一原则的评价，说到了桑德尔的《公正》，说到了海难中独木舟上水手吃人的事件，说到了强者对弱者的暴政，说到了法西斯。感觉是跑偏了。我一讲到边沁，就习惯于跑偏的。边沁的思想确实很容易将人带入歧途。

刘老师将我拉回去。他想要从边沁那里得到的一个简单论点是，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企业目标也不是个人目标的简单相加。刘老师用了一些生活中和历史上的例子来解释，大家听得很有兴致。我们刚才对边沁的质疑，也包括了这个内容。边沁开创性的工作很有价值，但对很多问题的解释上还很粗糙。不过，为什么不能从个人目标推导出群体目标，我们的讨论还没有触及。于是换个说法——“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关系究竟如何？先有企业目标还是先有个人目标？”

从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我们都接受个人目标优先的观点。即先有个人再有企业，先有个人目标后有企业目标。我们可以将企业目标理解为个人之间博弈的结果。如果这样的话，企业目标究竟存在不存在呢？刘老师的观点是，我们讨论企业行为时，企业是已经存在了的。我们不是讨论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产生的过程，而是讨论一个已经存在的企业的运行问题。这样一个已经存在的企业，是有其目标的；或许，这个目标正是构成企业的个体博弈的结果。在这样一个企业目标已经存在的背景之下，进入这个企业或者在这个企业中的个体，就要在企业目标存在的背景下寻找和调适自己的个人目标。这样说来，谁先谁后就不再是问题了。企业目标和个人目标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从讨论中得出的这个认识与莱宾斯坦有些不一致，不过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可以深化的东西。

我本来想进一步讨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讨论X效率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关联问题，但一看时间，已经远远超时了。关键是刘老师后面还有事儿，围绕X效率理论的讨论就告结束。

这学期教学中，这是最有趣的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