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

   此稿能在我的主页上面世，是真的难产！

    不是因为写稿难，相反，策划、采访、研究资料、写作等过程可以说一切顺利，特别是张玉观老师自始至终十分配合老衲的工作，使得此稿的前半程几乎是无障碍推进。

    问题出在了后半程，就是发表难。本来，老衲是以某文化杂志专题部副主任的身份出差平湖的，自然，此稿应该在该刊首发。无奈，老衲初稿出来后，已经遵嘱从一万多字砍到了近7000字。但是主管领导看了后全盘否定，认为人物稿不是这种模式，“与本刊要求相去甚远”。然后，老衲就自己把原稿（也就是本稿）给废了。

过了几天，领导一合计，又说此稿列入发稿程序，但必须做大幅度修改。然后老衲根据领导要求又做了结构性的修改，也不知修改后的那个稿子现在的命运如何？反正稿子后来被改得面目全非。

因为出了这个环节，老衲感到，此杂志根本不是我能待的地方，就自动离职了。

离职前，我向张玉观先生保证，原稿（就是此稿）既然经过张老师亲自修改润色，以他大半辈子做平湖钹子书的文字实力和经验经历，此稿肯定是有质量保证的——而且张先生多次强调，此稿比《中国曲艺》杂志上类似的专稿写得更有价值，因此我肯定会在自己的主页上原文发表的。

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般新闻民工在入职时都会自动延迟半个月发工资，我离职后就跟张老师商量，就是此稿再押一个月公发，“我得等到那半月工资”。但时至今天，延迟的半月工资依然不见踪影，看来今年年关前，老衲得加入讨薪大军的行列了。

不管怎么说，稿子今天得发了，一是为了信守我的诺言，二是为了隆重推出对平湖钹子书作出杰出贡献的张玉观老先生！

老衲清楚地记得，那天与张老师在平湖一个小镇的一家小酒店里，老人用了两个小时跟老衲讲他的大半辈子与钹子书的渊源，讲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的不幸人生，讲他的青少年时期，讲他后来成为孤儿后的奋斗足迹。整个过程，老人的情绪始终是平缓的，但老衲能感受到他的平缓叙述背后的地火。老衲当时说，如果有机会，把老人的大半辈子写出来，不用架构，就是一部好的小说素材。

当然，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不平凡的，但对于张玉观与平湖钹子书来说，这寥寥数千言，又如何能概括得了老人波澜壮阔的人生？

 

平湖钹子书：原生态的“农民书”

文／潘国尧

作为浙江省一种重要的地方曲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平湖钹子书近来受到了业内外的关注。

近代以来，钹子书在浙江的平湖、嘉善和上海的松江、金山一带比较流行。

这种用一只铜钹子加一根竹筷敲打作为配乐的地方说唱曲艺，受到杭州湾北岸一带老百姓的广泛欢迎，平湖当地俚语“钹子响，脚底痒”就生动地概括了钹子书的受欢迎程度。

平民艺术的魅力

钹子书起源于何时？也没人专门考证过，但据艺人们的口口相传，最早应该是在清乾隆年间，先在平湖产生后进入上海金山的，未经考证的说法，从乾隆时的顾秀春，到嘉庆年间的唐茂松，到光绪时的唐振良，一直到现在徐阿培的女儿徐文珠，钹子书有名有姓的传承人一共是十一代。

最早的时候，平湖和金山一带，钹子书的调腔受到苏州弹词的影响，是与锣鼓书几乎同步出现的一种民间曲艺。

钹子书有东乡调和西乡调之分，平湖钹子书属西乡调，现在还比较清晰的艺人传承轨迹起自枫泾的唐驼子，主要活动的地点是在金山的城隍庙一带。后来平湖的陈金波拜师唐驼子，并在城隍庙集会上形成了钹子书名家汇聚广收徒弟的场面，一些行规也悄然形成，比如当时钹子书艺人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不到金山不称相，不到岳庙不称将。后来深刻影响平湖钹子书发展的艺人徐阿培就曾在城隍庙拜师学艺。

钹子书的演出非常简单，就是艺人用一根竹筷敲打一面破铜碟，为什么是破铜碟？一是因为艺人演唱时间长了自然的破损，还有一种说法是艺人唱久了嗓子沙哑，为了与自己的破嗓音相配，有的艺人故意在钹子上开条缝，使得配音与嗓音保持一致，营造出一种特别的音乐环境。

据平湖市文化馆的退休馆员张玉观回忆，传统的钹子书艺人基本上是艺人改编自明清以来的一些白话小说，比如《七侠五义》《狸猫换太子》《说岳全传》以及《水浒》等小说。如果是在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比如书场，一般是用竹筷敲着钹子这样拉开唱腔的：三王五帝开乾坤，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出了忠良将，代代为官出奸臣。唱完这几句开场白后，就拍一下惊堂木，然后用说评书的腔调先回顾上一回的故事梗概，这样讲述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老听众对故事有比较连贯的记忆，也是为了吸引新的听众。

至于为什么会在平湖一带产生钹子书这种曲艺形式？张玉观认为这与该曲种表演时的平民化有关，“钹子书艺人表演‘单片子’（一个人说唱）时，仅一只铜钹子、一支竹筷、一把折扇，自敲自唱，也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艺人大多走村串乡，在集市的一块空地上拖出一根长条凳，艺人站到凳子上就算一个舞台了，这叫‘立白地’，唱完后，艺人把铜钹子翻转过来向围着看的观众要点钱就算自己的酬劳了。”

而拨子书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出现了一段辉煌的历程，张玉观认为还与平湖一带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关。

相对于江南的其它地区，近代以来平湖一带相对富庶，发达的蚕桑文化和稻作文化，以及以乍浦港为中心的码头文化，使得钹子书的流传和推广有了广泛的市场基础。一些徽商带来的茶叶在乍浦港码头完成交易，再在本地收集海盐运回去，交易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用工需求，那些专事搬运的码头工人工作非常辛苦，手头有俩钱时，除了维持吃住的基本需求外，他们也有娱乐的需求，闲暇时去茶馆或书场听钹子书艺人说书就成了一种放松自己的最好的活动。

据相关记载，传统的说书艺人说到精彩处，会突然拍一记惊堂木刹住，然后就把破钹子翻过来走到一张一张的桌子前兜听书钱。无论是“立白地”还是在书场，说书艺人一般不会空手而归，因为只要是愿意去听钹子书的百姓，手头或多或少会有几个闲钱，即便这次不给，下次有钱时也一定会补给。像相声演员杨少华回忆年轻时在天津卫拉场子“撂地”，有时候一个场子说下来可能兜不到一分钱，这样的尴尬在当时的平湖是不可能出现的。

此外，平湖乡间每年农闲时节有多个“做社”的传统节日。“做社”是那一带百姓早期举办活动的一种众筹模式，少则七八家，多则几十家，一般每个“社员”需缴纳一个银元，“社主”根据所筹资金安排仪式的规模，除了必要的祭祀仪式外，一般也会请钹子书艺人前去唱社戏，这也给艺人们提供了比较稳定而丰厚的收入渠道。

据书籍记载，一般一场钹子书唱下来，当时的艺人能得到相当于一斗米的酬劳。此外，乡间的红白事和富裕人家的各种庆典活动也少不了艺人们的身影。有的有钱人家办堂会，也会请钹子书艺人上门演唱，或者在村里的道地里公开演出，如果故事足够长，东家钱给的足够多，艺人“唱个三天三夜”也是常有的事。总之钹子书在当时平湖民间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拨子书艺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在平湖，城乡的书场也相继建起来，建国前平湖有书场18家，建国后发展到36家。当时传统书目的演出非常火爆，同时以徐阿培、郭锦文为代表的拨子书艺人还自己创作了大量配合形势宣传需要的“单片子”，比如《拖拉机手》、《十月怀胎经》等。

钹子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比较迅速度，1951年，钹子书被命名为农民书，平湖成立了农民书改进会；1956年改为平湖曲艺协会；1958年正式成立平湖曲艺团。最辉煌的1964年，36万人口的小县平湖，“农民书”的听众竟然达到76万人次。在徐阿培、郭锦文等艺人的共同努力下，平湖钹子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徐阿培甚至还参加过全国曲艺汇演，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

说唱艺术的精华

钹子书的音乐可以说极为简单，一般以敲打钹子做帮衬，演唱中带着一种数板式的吟诵，称为“一句式”音乐。在演唱时根据书中剧情及人物塑造而形成了“长调”、“慢调”、“急调”、“哭调”等多种唱腔，艺人在说书时能做到慢而不断、快而不乱、高而不昂、底而不沉。在表演风格上，有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也有开篇唱段以唱为主，而边唱边敲钹子则成了钹子书的最大特色。

一般认为，平湖钹子书的艺术特点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钹子书是口头文学。艺人在表演时，时空是很自由的，常用描述、叙述、形容、夸大、象征、比喻等多种口头语言创造形象。传统的钹子书，旧时的艺人由于大都不识字，也没有脚本，全靠师徒相传，特别是其中的唱段，可长可短，可唱可说，全凭艺人自由发挥。

也正因为是口头文学，传统的钹子书对同一部书都有“各人各唱，各家各说”的说法。至于说到哪个点位上，则由听众的欣赏水平和兴趣爱好决定。总之，作为口头文学的钹子书总体上看比书面文学的自由度更大，也更容易被听众所接受。

其次，钹子书是说唱艺术。传统的平湖钹子书以说书为主，以唱为辅，以说兼唱，属于说唱艺术。在说书过程中，说书先生用口语、声腔、面部表情，边敲钹子边唱，以自己的喜怒哀乐完成书中角色的形象塑造，并影响现场听众的情绪。作为一种说唱艺术，钹子书先生的“行头”简单到一个人就是一个戏台：一身便装，一只书袋，袋中有一只钹子、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无论是乡村集市，只要有一块空地，钹子一敲，张嘴一说，就能吸引听众围观，是为“立白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被誉为“文艺轻骑兵”，广受平湖老百姓的欢迎。平湖县上个世纪有36万人口，一年中听传统钹子书的听众却有70万人次之多。

此外，钹子书的故事性非常强。传统钹子书说唱的一般是长篇故事，如《隋唐传》、《岳传》、《七侠五义》、《狸猫换太子》等。一般都是围绕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展开故事，一回紧扣一回的吸引着听众，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今天的电视连续剧。平湖有句听书俗语：听是《天宝图》，忘记肚皮饿。为了让老听众更好地串联故事，也为了吸引新的听众，钹子书艺人在每回开书时都会运用重复、倒叙、插叙等艺术手法说清前几部书的前因后果，是为“说因果”，其目的就是为了加深听众的印象。钹子书的故事性强这个特点甚至影响到嘉兴籍作家金庸的那些武侠作品，以及同样是嘉兴籍作家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情节安排。

农民书与“首长”

农民书在五六十年代的辉煌自然离不开徐阿培。

徐阿培出生于1915年，幼小家贫，曾为放牛郎，但记性特别好，伶牙俐齿，经常把农村小茶室听来的钹子书故事讲给家人听。大家觉得徐阿培这样的好天赋应该去学说书，就找中人联系把他送到了师傅朱桂和那里学艺。按照当时的规矩，拜师钹子书，各项开支加起来得交100银元，相当于后来的500元人民币。徐阿培拜师后很快就能和师傅一起“立白地”唱书兜钱，半年后，师傅正式收徐阿培为徒弟，因为家贫，实在付不起100个银元，经过协商，徐家只付了六石米钿的拜师费，价值30个银元，其余部分等徐阿培能单独“立白地”赚钱后再补交。

满师后徐阿培开始跑单帮，既跑码头入茶馆书场唱书，也经常去乡间唱社书。建国后，徐阿培参加扫盲班认识了2000多个文字，便开始阅读各种传奇故事，并根据这些故事演唱了26部的传统书目。后来，这个扫盲班的毕业生还试着自己创作钹子书开篇，其中“三换春联”、“拖拉机”、“改造落后队”等短篇钹子书多次获奖，在省内也有较高的知名度。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民间艺人，徐阿培演唱的钹子书语言切合农民口味，生动活泼，最大特点是说唱风趣幽默，往往能使得现场听众捧腹大笑，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听徐阿培唱书，勿笑勿收场。”

徐阿培一生中演出场次无数，一直唱到嗓子沙哑，但最值得他念叨的却是1957年在杭州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演唱的那一场钹子书。

陈云出生于上海的青浦县，与松江和金山比较近，打小喜欢听故乡的“钹子书”，尽管走南闯北闹革命几十年，但他对家乡的这个民间曲艺依然有着深刻的记忆。

那天陈云在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录唱现场听徐阿培演唱钹子书。陈云走到徐阿培身边问他能唱几部书？徐阿培说能唱26部。陈云又问，钹子书原先叫“说因果”，现在为什么叫“农民书”呢？徐阿培说我们这些唱书的都是农民出生，听书的也都是农民，故称“农民书”。尽管离得这么近，也说了几句话，但徐阿培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被其他领导叫作“首长”的人是谁。直到正式开始演唱前，省曲协的领导施振眉才告诉徐阿培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当时排在毛主席、刘少奇等之后的第五位中央领导。这么大的“首长”来听钹子书，徐阿培有点紧张，陈云看出来了，就说你不要怕，我和台下这些省委书记、省长等，就当是你的老听客。那天徐阿培除了演唱了一首事先定下的《四十条刚要无价宝》之外，还唱了两段传统钹子书开篇，他的精彩演出得到了陈云的好评和鼓励。     

1987年徐阿培去世。去世前，他看到钹子书在平湖式微的现实，老人非常着急，就要求自己的两个女儿子承父业，现在，小女儿徐文珠虽已年过六旬，却依然活跃在一线演出场所，成了平湖钹子书少有的几个传承人之一。

传承和保护

2006年，“平湖钹子书”被列入首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升级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资讯和娱乐的渠道呈现多点开花的局面，平湖钹子书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开始往下走，这也导致这个地方曲种的市场前景堪忧。

早在1995年，平湖曲艺团就因为市场前景不好撤销了建制，此后那些有体制保障的钹子书艺人基本作鸟兽散。据张玉观透露，目前该市有师承关系的钹子书艺人只剩下了10人，最后一代拜师学艺的钹子书艺人王伟良、赵玉华、杨秀娟等早已转行自谋职业去了，现在仅剩徐阿培的二女儿徐文珠还在坚守，但是因为无固定收入，她现在更多的表演并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农村唱“社书”。

所以对于钹子书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目前最迫切要做的工作就是艺术传承人及其传统书目的搜集、记录、整理工作。传统的平湖钹子书，一向是通过师傅的口传身教得以传承下来的，到目前，除了张玉观自己个人珍藏的一部分影像资料外，还健在的几位老艺人，急需为他们创造条件以配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特别是有几位身体不好的艺人，还需要有关部门对他们加强医疗保障，使他们有精力接受采访和口述；有的生活比较拮据的艺人，也要采取措施给与一定的补助。”张玉观说。

这种对于非遗的关注，尤其在张玉观这一代人身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忧虑感。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全国性民间文学研讨会上，来自嘉兴的沈明祥先生、胡永良先生和张玉观先生一起刚好与记者坐在一起吃饭，聊到一些民间戏曲和民间工艺的传承问题时，几位老人痛心疾首，胡永良指着同桌吃饭的徒弟说：连我徒弟都五十多岁了，今后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交给谁传承啊？而张玉观则不无忧虑地说：不要说钹子书后继无人，“现在就连一些嘉兴方言，本地能流利地沟通和交流的孩子都难找了。”

时代在进步，科技的发达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先进和方便，但同时也不断地淘汰着那些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生活模式甚至旧的经验，这是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在快速改变的进程中，我们除了惊叹和感慨外，在对待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是否可以放慢脚步，倾听长者的声音，整理仅存的硕果，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传承、发扬和推广的工作？

比如平湖钹子书，近代以来有著名艺人100多人，现在有师承关系的只剩下4人了，陈金波、徐阿培、郭锦文、马玉祥、戎永鑫、梁世龙、唐鹤田、沈锦超、陆其林等老一辈平湖人耳熟能详的钹子书艺人一个个已经和正在老去，抢救传承人艺术精品的工作刻不可缓。

好在平湖各界目前对这个问题都很重视，艺人上台表演钹子书的机会越来越多，平湖市非遗办还为徐文珠等艺人特设了非遗工作室，鼓励艺人们带徒弟。市非遗办还与广陈镇等几所中小学合作成立了“钹子书兴趣班”，并经常性地举办钹子书汇演，利用广播电视等进行多媒体推广。同时加强创作力量，特别是发掘和培养创作钹子书的新生力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曾对平湖钹子书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口述”文化登峰造极的精华，反映的是江南平湖一带人们的一种生存性格和生存抗争。如今，面对这种即将失传的地方曲艺，圈内外都面临着一个保护和传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