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革命不断延展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占比一直在此消彼长。在服务、游戏、文教等行业的人看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其实就是消耗能源、污染环境的根源，而在实体经济从业者看来，实体经济能解决就业、整体提升现代化水平，而虚拟经济就是玩物丧志。在王广宇的《新实体经济》一书中，作者将新实体经济定义为“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突破前沿科技、容纳现代人才就业、生态环保可持续的新型经济形态”。作为一名职业投资人，王广宇坚持认为，所有的长期增长只有一个根源就是技术创新；但在发展实体经济过程中，最重要的供给要素是企业家精神。

　　某种程度上，传统产业如同人的基本需求，虽然并无新意但也不可或缺。用现在企业家津津乐道的一句话说，每个行业都值得重新做一遍——所以，如王广宇所说，新实体经济与传统的实体经济、与新业态并不对立，重要的是，新实体经济回归到了经济的本源，增加了优质产品及服务的供给，在当前主要表现为，新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的融合。这些融合与转变，使得传统的行业的在最微小的颗粒度层面发生了转变，商业逻辑的本质不再是做大，未来制胜的核心在于“精”和“准”。工业时代的重点是做大“规模”，在信息时代，则是做大“平台”后向做深、做透转化。

　　《重塑制造业：从创新到市场》应该是一份“美国制造业兴衰白皮书”。2010年，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组建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PIE），专门研究创新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以解决美国制造业的外流与创新难题。PIE委员会历时数年在对全球264家大中小型企业进行深度采访之后，基于这些一手数据，着重提出“创新是在生产制造中产生的”这一理论并加以证实，同时，还提出“分布式制造”的模式来解决创新市场化难题。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特朗普提出制造业返回美国的理论依据。

　　郝亚洲的《海尔转型笔记》记录了海尔从一个传统的家电生产厂商，转型为“分布式制造”的创新制造企业的过程。以往的零库存精益化生产，只是从供给侧在减少成本，但在互联网时代，用户价值与用户参与生产，才是从需求侧引发的革命。张瑞敏在回答什么是“互联网思维”这个问题时，就提出了“零距离”的概念。它包含了三种关系：顾客和用户的关系，员工和用户的关系，互联网工厂和用户的关系。而在企业内部，“零距离”则表现为“矩阵式”的结构——“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这是张瑞敏在2013年提出的海尔想要达到的“三无”境界。可以说，互联网升级后的海尔，已经成为“新实体经济”的代言人。

　　所以，成功转型为“新实体经济”的制造业，以及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上不断突破创新的互联网企业，构成了城市之间一个个《特色小镇》的主体。与以往的古朴小镇相比，《特色小镇》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领先时代的科技，同时还保留有传统小镇的宜居和人文环境。通勤小镇、产品小镇、产业小镇不同与以往的工业区以及卫星城，但同样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中心区产业转移的必然过程。在孙文华看来，特色小镇 “非镇非区”，不是建设镇也不是纯粹的开发区，它应该是中心概念，把宜居、宜业、宜游作为重点有效融合。特色小镇不仅是发展产业，引流居住人口，更重要的还是让人们来旅游。所以，既要有特色产业，又要有特色旅游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