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上述“病兆”陈述（Statement of Purpose）本人开出的“处方”不大可能被多数读者所接受，但这是一场有趣辩论的基础，是探索如何遏制美国公民生活质量加速衰败的关键。

　　若发起这个辩论，聚焦于核心问题，如果不首先清除后冷战时期碎片思维，也很难成为现实。但起码有这么几步可走、往那个方向努力；无特定顺序将其排列如下：

　　取缔总统选举人团制度（Electoral College）——在过去十几年里曾发生过两次人们对总统大选结果产生质疑。所谓选举人团制度对美国政治合法性的破坏力超过任何外国势力干预。废除这个制度可以避免上述弊端再次发生。

　　撤销“格里蝾螈”圈票选区——堵上这个破坏美国民主选举的漏洞，恢复选举的竞争性，使就职者有危机感。

　　在各个层面限制公司财团资金对选举的影响，若有必要，通过修宪完成。

　　强制平衡联邦预算，进而废除这个虚伪假象，即：美国人无需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选择。

　　实行国家兵役制，取缔全志愿兵制（AVF），恢复传统的公民士兵制（类似预备役，战时归队，译注）。这样有利于弥合军方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强化公民意识，甚至可使国会议员在审批三军司令战争请求时三思而后行。

　　制定并颁布可促使收入更加平等的税收政策。

　　增加公立高等教育的公共预算，从而确保不甚富裕的群体始终拥有上大学的机会。

　　不要仅创造“工作”机会，更须提供有意义的工作，重视这一日益增长的挑战；为没有STEM（理、工、工程设计、数学学科）学位的群体提供有发展前景和薪酬合理的就业机会。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要犹豫不决，立即将其视作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事实如此。

　　若在上述领域毫无取得进展，则创建新的政党体系——打破现行的双寡头政党垄断，即：由“共和”、“民主”两党暗地默契联手垄断国家方针政策计划，限制可行政策方针的可选范围。

　　上述内容不是什么原创建议，我也不是在此将其作为灵丹妙药提出。但这些观点可作为新治理模式设计的前期步骤，进而取代为特朗普当选总统铺路的后冷战共识——怂恿跨国企业贪婪，误以放纵为自由，以军事化新帝国主义作为治国之本。

　　我们能够也必须做得更好。但这需要我们拿出更好，更实际的思路方案作为美国政治的基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