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告别谬误发展科学真理的跃升过程，曾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阶段。中医药学就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崛起的时代，故气、阴阳、五行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概念自然就成了中医学揭示生命、健康与疾病内在运动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阴阳证治学是对中医药学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故在传承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更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的指导和自然辩证法思想启迪。下面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贯穿于阴阳证治学理论始终和自然辩证法思想对阴阳证治学理论体系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两方面进行阐述。

1、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贯穿于阴阳证治学理论始终

自然观亦称哲学观、世界观或宇宙观，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观点。由于人们对存在和思维、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凡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物质为第一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与可知论者的东西全部归结于真理范畴；凡是认为意识决定存在、精神为第一性的唯心主义有神论与不可知论者的东西全部归结于谬误范畴。人类的根本任务就是无情抛弃谬误勇于发展真理。通过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实践等辩证关系与过程，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等循环往复之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出发，来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勇于创造新世界，最终达到追求科学真理满足人类自身发展需要之目的。认识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何者第一性的认识路线问题，认识的直接任务在于获得真理。从精典力学到量子力学，从机械自然观到辩证自然观、从机械论到光学和场等自然图景的出现就是发展真理的科学事实[1]。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世界联系和发展的科学，从两种发展观、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运动变化发展和新事物的不可战胜性等方面进行了阐述，系统提出了世界联系和发展的五大基本环节和三大基本规律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工具，把客观的实践作为一种物质活动和主体的认识相结合，提出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揭示的自然科学真理及其论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对现实社会唯心主义、幼稚思维、经验主义与反动谬论无情批判的真理性追求，以质疑、反思、批判现实的科学勇气和敢于创造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与胆略，努力发展新理论、创造新经典、发展新科技、建构新生态。

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告别谬误发展科学真理的跃升过程，曾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阶段。中医药学就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秦汉时期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崛起的时代，故气、阴阳、五行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概念自然就成了中医学揭示生命、健康与疾病内在运动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从机械力学到量子力学等物理学的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能动反映论的客观对象、事实和证据。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真理的旗帜，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高度统一。阴阳证治学作为自然科学分支——中医学的发展创新之作，是关于防治内伤类自身损伤性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及其一体多病和指导养生长寿治未病的学问，是有效防治内伤类复杂性自身损伤性疾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用中医药哲学思维智慧系统构建低成本医学范式理性维护人类健康的创立方法创立过程实现途径和目的价值的科学。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为指导并贯穿始终，始终让科学真理的旗帜永远飘扬在中医药科学研究天空，更让创新理论经典经得住历史时间与实践检验。

2、 自然辩证法思想对阴阳证治学理论体系构建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反映。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是通过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益被揭示出来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密切相联不可分割，科技的发展创新离不开人文科学——哲学的引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科学，是联系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桥梁。《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包括自然观及其变革、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创新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学的首要旨趣是认识世界、获取知识并对世界作出解释和预言；技术的旨趣在于控制自然过程和创造设计人工过程，而设计又是人类最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在当代科学、技术、产业革命再到文明转型创新浪潮的影响下，哲学--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整合性自觉创新效应，是科技发展的主要特征；而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大系统社会活动正在以全新的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改写着人、科技和自然三者之间的生态文明关系。科学理性所拥有的反思、批判和拓新精神，促使人们在观念、制度和技术三个层面上展开新一轮的创新。近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创新的直接后果是人们利用科学技术重建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直接后果就是文明的转型。从科学发展来看，先后出现过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日心说”的提出和牛顿力学的创立；第二次是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建立和相对论的创立。这两次革命使人类的理性拥有了从一个普朗克长度（1035米）到数百亿光年的宽广视界[2]。目前，人们正试图在系统科学及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领域内寻求新的突破，而中医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创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了、运用上述整体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生命健康疾病与寿夭。

“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有巨大的社会作用，如果有计划地加以利用，科学可以大大改善人类的命运”（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探索未知，揭示真理，构建知识的人类活动；科学的目标和本质是探求和揭示真理。大力弘扬科学理念、思想、精神、知识、方法与价值，系统创新科学文化，系统形成科学精神与科学品质，让科学真理实现其应有价值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与文明转型的重要力量。科学精神是科学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具体表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中。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思想的合理性以及科学方法的有效性的根本保障。科学精神的核心意蕴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科学精神的内涵可概括为理性、实证、分析、开放、民主、批判精神等诸方面。科学的理性精神首先是一种相信真理的存在和坚持追求真理的态度。其次科学的理性精神中既有理论创造的勇气又有严谨实证的态度，即通常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科学活动中，严谨而系统的科学研究规范和方法的运用是探寻客观真理的最有效途径。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的理想化社会关系准则，默顿认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作为惯例的规则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正是科学精神思想等人文理性这种对深层次的普遍真理的追求，才使科学对客观世界过程的把握较其他知识而言更深入、更全面、更接近真理。因此，比科学知识创新更重要的是科学精神、思维与思想的创新。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类亦可以危害人类，故科技发展必须接受人文引领，用以实现绿色、环保、生态、节约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早有洞见，并撰著唯物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用以武装赤贫的无产阶级，寄希望于他们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一种既坚持物质的第一性，又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和主体自由意志的革命哲学，来打破资本主义的拜物教功利主义和金钱至上的大法器，真正让人类在享受科技文明带来便利的同时，又可以自主掌控其带来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在真正实现文化科技终极价值的基础上，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分享者的利益总量。

人类进入21世纪，由于中医学外感病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和西医学的崛起，使外感类伤寒与温热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社会老龄化和疾病谱变化，使内伤类自身损伤性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及其一体多病等集中涌现，排在死因前五位的几乎都是内伤类复杂性自身损伤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由于防治内伤病的中西医理论均明显滞后于临床，致使看病难看病贵成为了现时代的重要社会问题。对这些病因不明、靶点不清、多病机复合、多系统发病、多病位损伤、一体多病和多维治疗靶标的内伤类自身损伤性疾病及其一体多病来说，中西医临床均感棘手，现有的理论均不能对内伤类一体多病的相关资料进行充分的容纳解释和说明，大量的人财物力投入并没有与解决医学难题同步，远不能实现医学目的和目标。特别是卫生行业的过度市场化引发的医学功利性膨胀，致使医学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渐淡化，天价医药费屡见报端。如何促进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卫生经济转型升级、卫生供给侧改革、内伤病的低成本防治和创立养生长寿治未病体系满足市场诉求等社会客观问题，都在呼唤着行业管理、医学理论技术的创新与精神思想的变革。正是身处在这样一种社会需要与医学市场需求的时代背景，在责任和使命的驱使下，结合30年的中医药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而撰写了这部、防治内伤类自身损伤性疑难病慢性病老年病及其一体多病和指导养生长寿治未病的中医药创新理论阴阳证治学，并成功物化了“纯中药阴阳调节剂健康产品群和全息实象远程诊疗技术项目”进行产业化实施，用中医药哲学思维智慧科学真理及其所物化的科技力量低成本护佑人类健康。

参考文献：

[1]、肖明·哲学原理[M],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第二版。

[2]、刘大椿·自然辩证法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