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5月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筹办复旦公学（《严复的一些史实》之一百七十）
严孝潜
1905年5月
1905年5月，严复回到上海。
当时在1905年初，法国天主教会排挤上海震旦学院创始人马相伯，企图夺取该校的领导权。为捍卫中国的教育主权，震旦学院的学生集体退学。几天后，马相伯召集离校学生商讨复学事宜，受到大家的拥戴。两江总督周馥也大力支持马相伯，帮助拨款划地，以供筹建新校。与此同时，马相伯还聘请严复等28名社会名流为“校董”，协同管理学校。
此时，严复刚从欧州返回上海，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马相伯的邀请，隨即与马相伯一道创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共筹新校舍”，并共同制订了“教授管理法”，即后来的《复旦公学章程》。（
严复与马相伯应邀出席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次日《时报》）
1905年6月
严复在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国民宜有尚武精神，应采取切实行动感动政府迅速变法。其演说“委婉详审，娓娓动听”。（次日《时报》）
1895年严复第一次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等五篇政论性文章，唤醒国人救亡图存，时隔十年，严复乃寄希望于“政府迅速变法”。
本月，严复还为孟森的《广西边事旁记》一书题签并作跋。（《严复集》第一册第165页）
该书记载郑孝胥1903年至1905年间督办广西边防事。
1905年7月
成立大会由严复主持，并发表演讲，出席者约有100人。
严复在信中讲：“累日不面，幸无恙耶？顷得徐待清兄弟书并惠湘管十支。倾作答，顾不知其居址及其号，知左右能我告也。此问暑安，能来谈乎？” （《严复集》补编第254页）
1905年7月间，正当复旦公学的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法国徐家汇天主教堂宣布震旦学院于1905年7月、8月开学。
启事云：“震旦”更名“复旦”，“震旦旧名有人袭用。嗣后海内外寄本学函件，请迁寄吴淞提辕或英界张园北爱文牛路23号复旦公学事务所，以免误投。本学教授管理法，由严几道、马
1905年7月，严复还牵头和曾铸、陈涛等28人，发起为复旦公学募捐，并撰写了《复旦公学募损公启》。
严复在公启中称“……此今者复旦公学所以继震旦而求立，而募捐之举所不得已，而望海内外诸公之见助也。……今者复旦募捐，确资兴学，其为社会利益影响垂百千年，遍各行省，关系本图尤远且大。……总之，此举关系国家公益，亦非区区发起者所敢居其成功也。” （《严复集》补编第19页）
1905年7月间，严复应熊季廉请求为复旦公学草拟了复旦公学办法以及课程设置，並两次写信给熊季廉。
1905年上半年，因江西省拟要修建铁路，公推熊季廉赴上海，充当联络代表。5月严复由欧州返沪后，马相伯把严复和熊季廉都聘为复旦公学校董，7月又发表启亊说“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
此时负责复旦公学管理之责的熊季廉请严复草拟复旦公学办法以及课程设置，严复两次写信给熊季廉。
严复在一封信中谈及：“萨（萨镇冰也是复旦公学校董）函当为转致，本午梅撷云昆仲惠招一技香。天气奇炎，体素劣劣，医者戒勿应酬，晤时代为请假。” （《严复集》补编第255页）
在另一封信中谈及复旦公学事并叫熊季廉暇乞一来尚有话谈：“兹得萨统函马相老者，谨以转呈。暇乞一来，尚有话谈也。再复旦公学办法、课程、谨已拟就。此系就经费充足处落墨。恐所拟未必切于事情，姑备发起诸公采择损益而已，然须作到如此，方为正为也。盛暑自爱。” （《严复集》补编第255页）
筹建复旦公学期间，严复推脱了许多聘请，如复旦公学校董曾推荐严复为该校总教习，他感到“主意之人太多，恐办不下”，没有应允。正在主办上海南洋公学的伍光建，很想把这副担子甩给严复，严复未置可否，一切听其自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两江总督周馥也有意延揽严复，而严复此时对当幕僚兴趣不大，均以慢慢考虑婉辞。
严璩在信中谈归国后的打算。严复回信劝其改变计划，说：接到“所发两缄，读悉一切。始言：由粤到闽不过旬月勾留，接洽公事后即当北行赴京，谒外商二部，事毕然后回闽料理葬事。复称：拟在闽作三四个月迟阁，任福田北上，谒禀外商二部面陈情形，而己则以料理书籍为事云云。汝父旁观者清，窃以此为计之至左者。汝若不同恩庆赴京，在汝以为吾将一切面子让与福田，已则宁居人后，此意尚为高尚，但京师之人必以云尔，而谓吾儿傲慢不恭，不将渠辈挂眼，于此等事不肯自已亲行，但教碌碌十九人之类为之。吾儿方及壮年，家贫亲老，此后职宜与世为缘；岂宜更蹈汝父覆辙，邀其谤毁！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浴，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忤俗。吾前者即缘率意径行，于世途之中不知种下多少荆棘，至今一举足辄形挂碍，顷者自回国以后，又三四次睹其效果，深悔前此所为之非。此事非父子见面时不能细谈也。故今者第一嘱咐，乃吾儿于役之后，必往京师一行，是为至要。”
严复在信中，还告以“日者昭扆原办南洋公学，经改商部实业高等学校，昭扆月日以来，整顿不遗余力。然其意终不欲久居其局，早有卸肩于我之意；适会四大臣有出洋之命，载、端两公均有电招致之，渠即与监督杨老五杏城言其情愫，杨亦甚以为然。渠乃于月初赴京勾当者约半月有奇，至昨始行回沪。刻杨即将此情达之商部，商部中用意何若，则不可知。大抵玉苍甚以为然，闻振大爷则将奏留贴扆，昭扆不愿留也。此外尚有复旦公学一事，大家要我为之总教，然因主意之人太多，恐办不下，吾已辞之矣。再天津来信，言陈玉苍、严范孙皆在项城处极力荐我，项城则姑徐徐之；至吾之意，将一切听其自然。所幸谋生之路尚复宽绰，朋友中加菊生、穗卿、季廉等，皆极力相助，甚为可感。又周玉帅亦遣人劝驾，吾亦曰姑徐徐云尔。” （《严复集》第三册第780页）
1905年8月
马相伯邀请严复于
严复对马相伯事先未经商量即先登广告很足诧异。他认为，自已对抵制美约一事滿腹狐疑，胆气不壮，定无精彩演说以动视听，也达不到马相伯所希望的効果。严复不愿意公开忤众，也不想改弦易辙，即使是他素为敬重的马相伯和曾涛共同发出的邀请，他也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发表演说。（《严复大传》第288页）
于是，严复当夜致函门生熊季廉，请他转告马相伯，自已不能到会演说。
信中说：“本早一缄，想邀明察。天气酷热，惮于出户；不然，当赴谈一伸积愫也。兹有商恳者，本日得马二兄一书——书并呈欲复于本初六日午后，前往西门务本女学堂，演说抵制美国工约之事。此节于本日《中外日报》业已利登，谓复与张季老届期将有对众演说之举。实则复都茫然，颇为诧怪。及得马书，方知事出有因也。惟是此中下情可私为吾棣宣露者，复于抵制工约，始终不敢与闻。于海上诸公所提倡，既不能以为否，亦不敢以为然。至此事愈久将俞轇轕，则固了然于胸。此其说甚多，非当面深谈，殆未易罄。故当事议初起之日，复辄避之。今半途攺辙，实所不能。且告众之事，须本人深信笃知，方可言之有物，足以动人。今复之意己疑，胆又不壮，其必无好议题无疑。故虽重以曾、马两公之命实实不能曲从。夫言论、行己均属自由之事。想两公晓人，定能曲谅；而复又不欲自为忤众之事，故特密布左右，祈为相机进言，谓复于初六日下午四钟不能到会，切切。”（《严复集》补编第254页）
严复在信中所署日期为“
广告称：定于
沪上各界2000名与会代表将会场拥挤得无立足之地，众多社会名流出席大会，并次第发表了演说。严复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由於严复没有如广告所说，参加大会发表演说，外界认为严复爽约退缩。不管严复如何冷静理智，找出任何借口，在群情鼎沸之际，这种行为均不能为社会大众所原谅。（《严复大传》第290页）
严复在信中说：“望日如议，具酌请诸友聚谈。届时六句钟，务望早降。如逢守六（方守六），祈代邀，不另柬矣”。（《严复集》补编第256页）
编者在该文前还加了按语：“本报对于抵制美约之意见，已发表于念二、初九等日之‘论说’。今得瘉壄堂主人来稿，与本馆意见又微不同。惟欲慰欣先生之意及昌明言论自由之旨，用登远报端，以告留心
原来，鉴于抵制美货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很快出现了一些强迫商人参与运动的事情，有违自愿原则。严复认为，违反个人意愿的事情最不可接受，为此，他不惜忤众撰写了《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一文，投寄《中外日报》。该报起初恐犯众怒，将此文搁置多日未敢发表，直到
在《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一文中，严复首先抨击美约是天下最不公正的条约，与美国平等自由的立国精神背道而驰。美国借口禁止华工扩大到对所有华人的虐待，违背“大同公德”，他呼吁美国废除这种足以让美国蒙羞的条约。严复并不单纯停留在对美国的遣责上，他进一步将外交与内政统一起来进行考察。他责问：如此苛刻的条约，清政府当初为什么要签署？清政府对待本国臣民也不过如此，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外人？严复如此分析问题，这种的思维逻辑这认识水平，显然不是当时一般中国人所能接受的。
其次，严复对抵制美货运动在短时间内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团结起来，为海内同胞同伸义愤，予以充分肯定。但他认为，抵制美货看似容易，但缺乏行之有効的具体方法，并对抵制美货运动的斗争目标及若干具体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严复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占其外贸的极小部份，即使停销美货对美国损失也不大，美国也可能反过来抵制华货。严复还说，美国对中国有所回报，曾退还过一次赔款，又拟以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生教育经费，与恃强夺占胶州湾的德国以及制造海兰泡惨案的俄国大有区别，社会各界应“少安勿躁”。
总之，严复认为，美约应该坚决反对，但采用抵制美货的方法不一定能达到让美国废除苛约的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严复大传》第290页）
原来严复的《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文章发表后，很快招来众多批评。于右任首先向《中外日报》社投寄了《书瘉壄堂〈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后》一文，对严复的观点进行反驳。《中外日报》社将于右任的文章寄给严复，严复又撰写了《瘉壄堂主人答
于右任指责严复不应在关键时刻泼冷水，其政见之是非倒在其次，文中还有“闻人言瘉壄堂即吾国所谓哲学初祖”之类语句，对严复很不客气。严复就于右任反驳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答辩，本着言论自由的原则与于右任进行平等平和的商榷，没有摆老资格训人。（《严复大传》第291页）
该广告还编印成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
同日，复旦公学举行首次招生考试。
由严复与马相伯二人亲自主考，上午考汉文，已习西文者，下午加考一次。这次招生报名者逾500，只录取了50名。（《复旦大学志》第一卷）
1905年8月间，《法意》第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这段时间中，严复与熊季廉曾书论北洋大臣袁世凱，测其终凶。袁世凱对严复极相引重，曾数四相邀，严复终悄然自远。袁世凱逐有“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之语。
1905年8、9月间，熊季廉到日本考察铁路。
1905年夏天
1905年夏天，严复应上海青年会邀请，讲演西方政治学。
当时，清政府宣布“予备立宪”，许多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欢欣鼓舞，热心于立宪政治。上海青年会也受到感染，极希望获知西方有关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恰好严复这位甚负名望的西学大师，刚由欧州回到上海，逐邀请严复讲授西方政治学。在第一次的讲演中，严复说：“绚青年会骆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
严复在讲演中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发表了自已的主张。严复在八次的演讲中，前四次主要讨论国家类型，后四次主要界定政治自由。他认为“政治自由”的本意是指“拘束者少”、“管制不苛”、“放任者多”、“政令简少”等，质言之，就是限制政府之治权，废除政府对社会和民众的无谓干涉，禁防专制独裁。他指出：以此为标准划分国家，则有政治自由者为民主国家；无政治自已者为专制国家，中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国家。严复择击说：专制独裁尽管在特殊情况下有“庇民之实”，“救亡之用”，而“终为殃民之资”，根据天演学说，民主宪政代替专制独裁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对清政府发出警告：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通过议院或国会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革命”——更迭政府，皇室可以万世不倾，永享国祚；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完成政府更迭，包括皇室在内的q统治者终究难免杀身之祸。
以后严复将此八会（讲），辑为《政治讲义》一书，约六万字，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严复讲演过程中及演讲结束后，当时《中外日报》、《政艺通报》、《广益丛报》、《日日新闻》、《直隶教育杂志》等众多报刊分期分批地转载过《政治讲义》。《中外日报》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广益丛报》是国内影响最大的大型综合文摘期刊，《直隶教育杂志》、《政艺通报》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更是位居首位。严复的《政治讲义》无疑是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严复大传》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