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决定了这里就是造假的天堂！

----出国留学回来的教授竟然靠民工磨的芯片而骗来了上亿科研经费的感慨！

汪华斌

昨天一位朋友找我，说现在的科研越来越难了；主要是课题通过特别难，所以大家都是等待领导分配项目。我说我们社会应该是课题特别多的社会，如这次卡中兴命门的芯片；难道这不是国家急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吗？这位朋友说不说芯片还好，说起芯片就是中国耻辱；他说当年有位海归，一回来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且也是微电子学院的院长。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上海交大的特聘“长江学者”，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O。然而正是此人买来进口芯片，通过顾民工为其磨去标识而印上自己logo；结果成为了闻名中外而由我们自己造出的“汉芯一号”。要知道这款号称中国微电子领域里程碑的芯片一度成为了全中国的骄傲，所以当年我们的媒体说这等同于中国出了爱因斯坦。也正因为如此，这人依靠“汉芯一号”骗取了国家上亿的科研资金；当然全部都是将其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若不是被神秘人举报，这人肯定会一路平步青云而直升到院士。即使这事情败露之后，这人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刑事处罚；仅仅只是被罢免了职务。这说明我们社会的各级领导其实都心照不宣，中国体制与文化决定了我们社会就是造假的天堂；发现了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而没有被发现的则是享受着造假的荣华富贵。

是啊！我们是上级财政拨款的科研制度，而最后并不是你的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力而出名；而是由上级领导组织一个鉴定会，这就说明你的成果通过了。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全世界成果最多的社会；但成果的转换率却是最低。因为我们的成果不是真正研究出来的，而是通过造假蒙骗上级的科研经费；因为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我们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上级拨款；所以如何从上级那里搞到钱，实际比你从市场那里搞到钱而容易得多。因为市场需要一个漫长与由顾客检验的过程，而从上级领导那里获得钱只需要与上级领导拉近关系；甚至成果也挂上级领导的名，自然这钱马上就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科研经费这么巨大，但我们却没有科研经费审核程序；因为全凭上级领导说了算。如我原来多次文章中说过的武钢一个案例，某领导报了一个实验室的改造项目；当时这项目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买设备自己安装；最后设备费只需要20多万元。然而这领导却申报成全部委托出去的系统改造项目，经费自然增加到了120多万元。由于上级领导的名字也是这项目组成员，所以这项目很快就批准了。可最后实施时竟然只是委托了大学的一位老师，而这位老师竟然还是买设备要我们自己安装；所不同的是随同设备到位的是20多万的现金。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年我向上举报了这个项目；可上级纪委来调查，竟然说有5万元进了某单位的小金库；有5万元进了这实验室的小金库。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上级纪委说这只是违纪而不违法；所以定论说我的诬告，这就是我当年因为举报而被强制性下岗的唯一理由。然而没有人审查，这120多万的资金去向；所以当时不少领导实际暗地里都是拿了回扣的人，这就是我们这全民所有制科研经费的发财秘密。

我们看到这位“长江学者”为了掩人耳目，竟然找来了当初给“汉芯”实验室装修的一位民工；让这位民工用砂纸打磨掉芯片上原有摩托罗拉标识。后来这位媒体疯狂寻找的关键人物被称为“21世纪最具创新精神的民工”；因为他这一磨磨出了一个中国芯片的骄傲；因为磨掉了标识的芯片被重新打上“汉芯”标识，这芯片就成了当年发布会上的那枚演示芯片。更具有讽刺的是这枚摩托罗拉芯片是144脚，而真正的“汉芯”是208脚的。并且两枚芯片的尺寸完全不相同，然而我们的专家组的鉴定说这就是中国的骄傲。所以有人说这“汉芯”的确也并非名不副实，因为它确实是造假界的“中国骄傲”。

当年我被武钢强制性下岗后，曾在某大学帮忙；结果发现一些博士生导师拿到课题后，竟然是要自己的研究生到处摘抄。我当时还说了不同意见，那就是我们的课题应该到社会实践中去实验与调查；结果这课题负责人说这成本太高。再后来红桃K想接中国技术中心，我当时也说技术中心应该有自己的核心产业链；结果与当时的领导认识分歧，所以我也没有能留在红桃K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假的，而只有我却依然还是坚持按照真正的科研那样干；所以最后到处碰壁的不是这些造假的人，反而却是我这对技术较真的人。试想大家都知道中国骄傲的秘密，你还能说我们社会不是造假的天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