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章 科学创新中的文学思维与故事演义
文学灵感是人脑综合知觉积累的产物。
文学故事是人脑的文学灵感链接生活逻辑或感官感觉的自觉概念思维所构想的文字语言作品，它兼有直觉自发响应和自觉逻辑思维响应两种思维，文学灵感与文学故事两者都与形象思维关联。文学才能，必须体现为至少两种以上思维方式交替运用或综合运用。因此，文学创作属于人脑高级创新思维方式参与的创造性活动。
实验课题（NO：92）能否引导学生围绕学科主题创作文学故事？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三位拥有奇特想象力的数学家。他们以前无古人的创新力为人类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博弈论。人们普遍认为：博弈论为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困境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手段，它在全球范围引起了经济学思维方法、运用手段和诸多领域决策方式的一场革命。
那么，曾激起全球诸多决策领域“一场革命”的博弈论，它究竟是怎样被创立起来的？笔者追根溯源，考察它的源头及雏形孕育过程却令人不敢相信：它是凭借政治学家、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形象思维之想象力，通过“瞎编故事”和“胡思乱想”演义成熟的。
1950年，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著名学者勃拉姆斯率先垂范，领头围绕学科主题“瞎编故事”或称之为搞“文学创作”，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增克紧随其后。两人分别创作了两个并非为了游戏的“游戏故事”，以此激发人们对生活中也是对学科领域中的一种现象引起重视。首先来介绍勃拉姆斯想象的故事，叫《三人决斗》。
故事说：有三个参与决斗的枪手，每人一把手枪，手枪里只有一发子弹。假定：你也在其中，而且三人的命中率都是百分之百，一旦决斗开始，将会出现何种局面、何种结果？经反复研究，证实有四种格局。如果就利己理性而言，最优格局是：其他两人先被打死，而你活着。次优格局是：包括你在内的两人受伤，另一人死去。再次结果是：三人同归于尽。最差格局是：你被打死，其他人都活着。问：在本场游戏实验中，“理性的”的枪手，他会做出何种选择？
正确答案，当然是按“利己理性”原则做出恰当的决策选择，即不可能选择自己死别人活，也不敢指望自己能活别人都死，于是折衷：“宁可自己死去，也要赚一个够本”。政治学家勃拉姆斯生怕别人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文学创作作品，还特意就上述同一故事设计了游戏规则选项。他假定：仲裁人允许你先开枪，作为“利己理性人”又会做出何种选择？他设计的正确答案是：“对天开枪，放弃决斗”。由于《三人决斗》的困境选择过于残酷，该故事在西方并未流传。
而数学家增克想象和创作的“文学故事”则被在各国之间、学界内外广泛传播。增克创作的故事后来被称作《囚徒困境》。那是数学家采用文学家的那种“高于生活而又不脱离生活”的创作方法“编造”出来的故事。故事情节是：一宗严重的纵火案发生之后，警察在现场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正是他们两人一起放火烧掉了一座仓库。可是，警方并没有掌握足够的犯罪证据，无奈之下，只好把他们隔离囚禁起来，要求他们须坦白交代。故事设计规则是：
如果两个嫌疑人都承认犯有纵火罪，每人将被各判入狱三年。如果他们都不承认故意纵火，每人将被判入狱一年。如果一个抵赖另一个坦白并且出来作证，那么，抵赖者将被判入狱五年，坦白者将获得宽大处理，即释放。问：两个囚徒该怎样做出利己选择？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完全是用文学创作方法编造和想象出来的。但是，如果有人能够把它研究透彻，他实际上堪称为心理学大师、行为策略大师或经济企划大师。博弈论萌芽之初一直处在游戏规则的不成熟演义中。与《囚徒困境》类似的故事少说几十种，其中代表作《囚徒困境》竟成了人们考验对方智力的脍炙人口的精致小品。后来才发现，一个故事孕育的困境选择道理对所有两人以上的竞争对抗测验均适用。可见，那位数学家编故事的能力居然不亚于文学家。
现在，我们来看看两位囚徒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假设：两位犯罪嫌疑人都是“利己理性人”，甲囚徒先想到什么？他想：如果乙选择抵赖，我选择坦白的话，我将被释放。如果我和乙一样都选择抵赖，我将被判入狱一年。两相比较还是坦白对自己有利。
但是，甲单方想完自己的利己行为后，又不得不猜想乙方的利己选择：如果乙选择坦白，我也选择坦白，两人都得判入狱三年。而如果我选择抵赖，偏偏笨蛋乙不抵赖却选择坦白，结果我会被判入狱五年。想来想去，甲认为还是选择坦白稳妥，最多被判三年，走运可能释放，打保票绝不会判五年。巧了，乙最终选择和甲一样。
实际上，双方最佳的利己策略是共同抵赖，但他们无法串供，两个利己理性人只能依据各自利益背向“博弈”（注：据《科学画报》2002年7期）。文学故事强力推动了博弈论的创立，此后不久，又有学者凭借想象力编出一个又一个《囚徒困境》的扩展故事。
比如“争霸困境”——假定：两个世界强人都想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结果同样陷入了上述左右为难的利己困境选择，如何决断？几种格局，几种结果？博弈论从此延伸到了国与国的竞争领域。
比如“价格困境”——假定：两家实力强大的企业均以低价方式争夺市场，却不期双双陷入囚徒困境……博弈论又延伸到了经济领域。采取合作方式、选择双赢策略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比如“情侣困境”——假定：男女双方都很相爱，但各自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在选择是共同观看芭蕾舞还是共同观看巴西足球的一次博弈中，情侣们遇到了爱情与爱好之间的两难困境。又将如何做出困境选择？博弈论延伸到了涉及人数众多的爱情生活领域。
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数学界已经有了“纳什定律”博士论文，但此时博弈论并无明显实用地位。是学者们凭借故事演义推动了文学思维与纳什矩阵数学相融合，于不期然中发明了科普概念曰“纳什均衡”并确立了它在博弈论中的核心地位。即博弈双方在不可能达到满意程度时，可寻求折衷指数；像两个囚徒一样，没有把握获得释放，最好不要被判入狱五年。“纳什均衡”定律恰恰就是针对“利己理性人”的动态心理、动态行为在动态决策过程中，能判断其应该做出何种理性选择的适用性很广的思维工具和决策规律。
有了“纳什均衡”这一自觉概念之于人脑中的积累，经济学界根据《囚徒困境》再所创作的“文学故事”似乎认知指向更明确了。于是欧美经济学家的文学想象力如潮水一般打开闸门。又有某大学经济学家根据股票市场的涨跌动荡表现构思出了《智猪博弈》。
说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边栏有一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投食口就落下少量食物。如果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会吃到食物。于是智猪博弈将出现两种格局：当小猪采动踏板时，大猪会迅速把食物吃光；当大猪采动踏板时，还有机会回头抢吃小猪吃剩的食物。那么，真正的“智猪”会取何种策略呢？
经济学家通过上述想象设计，是要告诉参与投资的人：在股票市场上，那些“小猪”特别众多，他们都想让“大猪”来拉动市场。而“大猪”却并不是蠢猪，他们在拉动市场的同时会诱骗“小猪”上当。面对博弈双方的动态心理和动态行为表现，如果宏观调控不力必将导致社会动荡。这个不亚于文学想象力的故事，其实依然是有目的回到了“纳什均衡”定律上。人们通过一则通俗故事很容易发现在股票市场上始终存在着“均衡大小猪利益关系的社会稳定问题”。
笔者郑重告诉读者：在博弈论适用领域，即行为经济学领域，被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创作的层出不穷的文学故事，其所催产出来的“纳什均衡”概念，它与中国古人一千多年前早已发现的人类行为方式常要取中决策和选择的“中庸之道”如出一辙。“纳什均衡定律”是纳什先生用数学矩阵算法手段予以精彩而巧妙证实的，它也是那三位数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最终理由之一。
然而，如果没有诸多学者有关《囚徒困境》的创意构思，“纳什均衡”之行为规律绝无可能被引入到行为经济学领域并融入到现实生活中。也就是说，纳什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发明的“矩阵算法”会将永远鄙视为一钱不值。在新科学创立过程之初、在物质运动前沿探索领域，人们必须依靠直觉思维去寻找突破口；有了成熟的理论猜想，才能充分凸显出形式逻辑基于既有概念的严密推理和判断的最精彩表现，不这样，几乎没有新学说创立和新发明诞生。
（2009年加注：据考证，演绎和求证“纳什均衡定律”并成就诺奖成果的矩阵数学文本，仅有一小片纸张，大约600字；确证宇宙背景辐射并成就了诺奖成果的最终数据演算，也是一小片纸张，大约600字。而600字之前之后的创新思维过程则经历了几代人和多次大的理论猜想突破。说明任何重大创新成果，在其获得形式逻辑方法严格认可以前，一定存在其他创新思维方法的一步步铺垫。）
（2009年加注：即便是人脑灵感突发所直接推动的数据演算，它也必须基于长期的综合知觉积累才能酝酿出那种突然感悟。形式逻辑作为创新思维末端精彩的技术性表现并不是创新思维过程的全部。它只能代表“第六个幸运馒头”填饱肚子的功劳，不能包含前五个馒头的功劳。就好比足球竞赛，经过全场战略战术的严密组织和环环铺垫，最终才会出现那令人振奋、令人狂喜的“临门一脚”。）
如今，《囚徒困境》的故事还在继续被联想、被扩展、被创新、被编写出各种各样和各个领域中的“文学故事”。1997年最新畅想的故事叫《父子博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幽默：为什么总是该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们爱编文学故事？）古尔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人”的新的博弈论。他“瞎编”的文学故事是：假定进入囚徒困境中的双方并非是“完全理性人”，即是说，他们不完全只考虑一己利益。不错，类似情况会有。那么，又将出现怎样的博弈格局呢？
古尔教授编写的故事情节是这样：说两个亲兄弟感情十分之好（幽默：手足情），但却常常为争夺一个玩具，俩人闹得不可开交。这引起父亲不满。一日，父亲严厉斥责两兄弟后当场宣布：如果你们再不规规矩矩玩耍，仍然像过去一样争争抢抢，老子一旦发现，那就不管你俩兄弟是谁的过错，都将把你俩人一起关闭起来！其实，现实生活中只会有类似故事的浅表现象，极少会出现故事中所演义的极端结果。古尔教授使用的依然是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手法！
不过，进一步的学科发展局面也就从此开始有了新的探索空间。两个亲兄弟为了不使自己都被关起来，他们之间即使发生了矛盾，也将设法让父亲根本不知道！两个亲兄弟将会订立终身有效的“攻守同盟”，囚徒困境将会因此而化解。此种条件下，别说是把两个亲兄弟隔离关押，即便是一个被押到西伯利亚，另一个给他流放到南极无人区，也无济于事。如果24小时过后没有罪证，两人都将被释放。“囚徒困境”变成了“狱警困境”。老爸管理儿子将陷入困境。
需要点拨的理论观点是：古尔教授所“编”故事，恰恰就是本书在前面章节中阐述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状态”。老爸依靠“严格制度”管理，代表着理性一方；俩兄弟则以情感为纽带与老爸抗衡，代表着非理性一方。而本书研究的结论是什么？理性与非理性直接冲突的结果是谁也战胜不了谁。此种博弈对局，必须要求老爸一方改变方式方法，让理性与非理性间接博弈才能解决问题。不知道古尔教授运用“实验”方法的点滴积累，有没有实现上述发现和突破？希望古尔教授能够早日读到《智慧论》，自觉启动先进思维方法。
古尔教授的故事同时也在表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大奖的博弈论，那其实都是以“利己理性人”为前提的理论构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心胸狭隘之人，也并非人人都是专门利他的博爱之人。理论上的博弈论由此出现严重破绽，人们发现“纳什均衡”面对更为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它最多只能被当作一种决策思维的支撑点，而很少在普通人群中成为最后结果。于是，进入21世纪的新的博弈论则开始摆脱单纯理论上的归纳和演绎，渐渐发展成另一科学门类——“实验博弈论”，专门与“理论博弈论”抗衡。
博弈论继续“博弈”的后事又将如何？笔者拭目以待。
也许，人们从科技资料上读到的博弈论知识，并没有相比笔者之于本章的阐述所表现的“理论情节”如此曲折而生动。但要知道，那些博弈论科技资料是经过笔者融会贯通后，也同样采用了文学构思方法來予表现的，这才能把分散在许多刊物上的科技资料表述得相对集中和突出一些，也能显示出波澜起伏的创新过程。如果没有人文科学素质支撑着人类，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显得干巴巴的；如果笔者把有关博弈论的分散科技资料照抄下来，相信没有人爱读它。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始终是提升人类自身素质的两只天使般的翅膀。如果你只有其中一只，那你就是一个“残疾天使”，能前行，也能思考；能借鉴，也能模仿。但你永远飞不起来。
即便是数学家——那些被普通人认为只能在抽象概念和纯概念中生存生活的人，实则不然的真相是什么？只要他们其中有人能被称为数学大师的，均具备十分优秀的形象思维响应条件。比如，复旦大学数学泰斗苏步青、中科院享誉世界的数学家华罗庚，他们又是两位杰出诗人，其诗词创作能力令文学家们赞不绝口。而诗词创作就必须以人文科学和文学素质来垫底，必须富有形象思维的想象力和联想力——大师们的头脑全部具备多个记忆中心及其互联机制。
西方人很相信直觉，也尊重想象力，但他们也从未轻视概念形式的严格论证。形式逻辑与直觉逻辑以及辩证逻辑自发的综合运用，是西方科学家和思想家开创不同于东方思维传统的科研“分水岭”。比如，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可与古希腊阿基米德一比高下的智慧大师，曹冲称象就是最经典一例。但区别在于：西方人在想象力基础上要接续更严格的推理和实证，使想象力变成一种科学知识，而三国时代的曹冲在称象之后却一撩而过只留给今人一个儿童益智故事。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习惯以“主观理念”为制胜法宝，而对理念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规律并未注重更严格的逻辑分析。比如“中庸之道”，这是一种反映主体处世哲学和处世方法的理念，它所对应的客体运动规律恰恰就是当代西方人发明的“纳什均衡定律”。
很遗憾，“中庸之道”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虽有助于启迪人的思想智慧和行为策略，却并未能像“纳什均衡定律”一样可成就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再比如新闻学中的“可读性”，也是一种反映主体传播效果的理念，它所对应的媒介条件恰恰是信息自身的“可感性”问题（注：参见笔者另一部著作《新闻写作创新智慧》，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新闻学的“可读性”理念如果不能被进一步论证为媒介信息的“可感性”指标，新闻学也很难创新成为现代科技。
无比辉煌的中国文化遗产中，其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古代智慧大师们极善于从主体一方并且顺应客体指向，提出逻辑内涵很深刻的哲学理念，他们的至理名言常常模糊照见了客体运动规律，使一代接一代后人对油然而生神秘和精深之感。不过，他们很少立足于客体角度去系统创立各种自然科学，揭示物质运动的隐秘真相。人们不难发现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哲学、人文科学中，其实蕴藏着许许多多类似的可开掘并可发展成现代科学技术的哲理思想。
更令人产生不安和焦虑的是：过去几十年上述现象又被高等教育颠倒成另一种极端。只注重学术和科研中的单一概念形式推理，只注重吸收西方世界既有的科技概念体系，不注重综合知觉和辩证思维能力培养。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流传下来的哲学、人文科学传统所包含的“大智慧”被过去20多年的应试教育扔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