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解读亚当·斯密的小书

2018-5-22

经典大多难读。有时借助于其他研究者解读经典的著述，在理解经典的核心内容和论证结构之后再读经典，有事半功倍之效。

斯密的著作也不好读，尤其是《国富论》。历史上很多经济学家给《国富论》写作的评分都不高。萨伊很崇敬斯密，信奉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但是对《国富论》的写作就不敢恭维。他说这本书内容庞杂，结构混乱，简直就是一堆有待整理的材料。读斯密的《国富论》是对初学者的一个严峻考验，为了不让太多有志于经济学的学子被斯密糟糕的文字吓跑，萨伊决定对《国富论》进行重写。

我第一次阅读《国富论》，感觉就很不好。前三章倒是语言流畅，结构合理，思路清晰。关于分工的这部分内容应该是他重复写过，反复雕琢的，因此显得紧凑而精炼。讲地租及殖民地的部分，就显得很混乱了。在好几个地方，斯密提醒读者他准备离题讨论某个问题，往往一离题就走出去好几页，有一个地方居然离题二十多页！《国富论》从1764年开始写，到1772年基本完成（相比于约翰·穆勒只用三年时间就写出洋洋洒洒同样大部头而且文字精练结构清晰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斯密的工作显得多么缺乏效率！）。斯密在伦敦准备将此书出版的时候，收到热情的杜尔哥寄来的关于农业税和地租的文献，又收到热情的富兰克林寄来的关于殖民地的文献。估计斯密也没有将这些材料好好消化，就将其囫囵插到书中了。

因为经典难读，就出现很多导读经典的著作。我上学的时候学习《资本论》，左手《资本论导读》，右手《资本论》。其实导读也不一定就真的对原著作出了更简单更清晰的解释，其之所以有用大概是因为读一遍导读就等于多读一遍原著的缘故。阐释斯密思想的著作在我们的时代肯定要比斯密的时代更多。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才是斯密大红大紫的时代。在斯密自己的时代，他的地位、重要性和影响力，远远不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的这个时代。斯密之所以在我们时代变得如此重要，归根结底是时势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在滞涨导致凯恩斯主义破产之后，经济学界需要一个新的偶像，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适应了这种需要。在我读过的十多本与斯密有关的著作中，除了几本传记之外，大多可读性不强。有一本例外，那就是日本学者堂目卓生的《解读亚当·斯密之<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堂目卓生著，杨玲译，求真出版社，2012年版）。

这本书我读过几遍了。最近几年每次讲到亚当·斯密，我都会读上一遍。这只是一本小书，十六万字，二百多页。因为内容我都了解，读起来就很快，基本上一个晚上就可以走马观花一遍了。我喜欢一次次读这本小书，还不仅仅因为它短小而简单，更因为这是一本解读亚当·斯密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好书。最近一次阅读时，我在扉页上留下一段话：“真是本好书啊！作者准确把握了原著的精髓，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将其精确地表述出来。语言生动而简洁，内容充实而深入，结构清晰而完整。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张弛有度；而且，毫不做作，毫不夸饰。”本书作者堂目卓生是大阪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著有介绍古典经济学的若干著作。他写作此书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给初学者提供一个理解斯密思想的通俗易懂的读本。

我这次阅读堂目卓生这本书，希望对讲解“斯密问题”和斯密关于分工和交换关系的思想有所帮助，因此重点关注了介绍《道德情操论》时的“同情心”部分和介绍《国富论》的“分工和市场”部分。

斯密的研究，不管是道德哲学还是经济学，都是在探索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秩序；这种努力，实际上是对牛顿科学探索的一个回应。我们知道，牛顿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揭示了自然界和谐秩序的存在。对于刚刚从蒙昧中走出来的人类来讲，自然秩序的观念给人信心，让人看到希望。没有上帝，我们可以依赖理性来探索世界，依赖科学来解释世界。牛顿的贡献显示的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成就，这给社会思想家提出挑战。斯密学术研究工作的成就，一是揭示了道德世界中自然秩序的存在；二是揭示了经济世界里和谐秩序的存在。道德世界和谐秩序的存在，与“同情心”和“公正的观察员”有关；而经济世界里和谐秩序的存在，与“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关。

斯密对人的道德情操的研究，基于人的社会属性。人具有社会性，意味着人们会关心他人的情感和行为，有和他人产生共鸣的意愿，有得到他人认可的需要。人们对他人行为观察的时候，能够将自己置换到对方的位置，想象自己的情绪或情感反应，作出分析和判断。比如说我刚才步行到学校上课，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走在马路上，那孩子两三岁的样子，走路还不太稳；年轻妈妈边走路边看手机，聚精会神的样子；孩子自己溜到了马路中，引来驾车者警示的喇叭声；年轻妈妈迅速将孩子拉到路边，厉声斥责他捣乱。看到这个情形后，我将自己置换到年轻妈妈的位置开始分析和反思。如果是我，应该怎么做，会怎么做。关心孩子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不会让孩子离开我的手走到马路上；听到鸣笛说明孩子已经处于危险中，我应该对司机致谢，同时应该对孩子表达歉意。斯密把人所具有的这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推己及人的能力，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能力，叫做“同情心”。他这里所说的“同情”，不仅是怜悯，还包括其他的“同情共感”。有时候也叫做“同理心”。

在“同情心”机制的初步阶段，那位年轻妈妈是当事人，“我”是观察员。当事人的角色是行为及反应；观察员的角色的分析和评判。进一步的发展中，“我”成为当事人，观察员是具体的想象的第三方。事件如上。我就是那位年轻妈妈。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反思和分析的主角是“我”。我要考虑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别人会怎么看，我应该怎么做，我这样做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这里的别人是与“我”有关的，能够对我的行为产生影响的人。他们都是具体的人，但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比如说可以是我的父母，亲友，同学，同事，老师，领导，等等。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某种方式传递给我，并对我产生影响。在“同情心”的这一新的作用机制中，“我”是行为人，“别人”是观察员。在这个时间上，我的父母或者其他长辈可以会对我进行批评，希望我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我的年轻朋友的看法则不一样，一方面他们认为我的做法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们还会帮我指责那司机多事。

“别人”的判断可能是有局限的，因为他是具体的人，他的信息有限，还可能存在偏私。为了克服这个“别人”的局限，人们会在内心构想出一个公正的观察员。“人们为了保护自身，为了不被别人单方面评判，我们很快就会在心里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之间设计出一位裁判官，我们认为他将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他绝对公平公正，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那些与我们有着利害关系的人而言都是一个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人。这个人对于旁人、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不是父母，不是兄弟，也不是朋友，只是一个普通、中立的观察员。就像我们观察他人行动一样，这位观察员也会在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前提下观察我们的行为。”（28-29）居于内心的这位公正的观察员，时刻监督、检查和评价我们，以使我们的行为合理、得体、适宜。实际上，在“同情心”的这一作用机制中，我们将自身分割为法官和被告，对自己的感情和行为进行评判。在刚才那个事情上，内心公正观察员会对我的做法提出批评，我会为自己的行为及反应感觉惭愧，在之后就会自我纠正。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讨论这一问题时，用了洋洋洒洒数百页，而在简洁而精炼的堂目卓生这里，只用了不到九页。堂目卓生真的是一个非常用心的好老师，他之所以可以用很短篇幅就将斯密关于“同情心”的这一复杂理论解释清楚，除了理解透彻之外，还因为他绘制几个简单明了的结构图。借助结构图来理解，是堂目卓生此书的一大特点。

堂目卓生对斯密思想的解读中，强调斯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理解，这对于我理解斯密的分工和交换理论很有帮助。

关于分工和交换关系的理论，斯密的认识很独特。经济学中的一般认识是，分工决定交换。从色诺芬和柏拉图开始，一直都是这样的认识。因为分工造成产品的单一性，造成与需求的多样性的冲突，才导致交换的产生。可斯密的认识不是这样。《国富论》中，斯密一开始就讨论分工的作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节省工序转换时间，可以促进技术进步。第一章讲完分工的作用之后，第二章一开头就说，引出以上好处的分工，并非人们有意识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一种本能的结果，这种本能就是交换。至于说交换是如何产生的，他又说交换这种本能，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样给人的感觉是，斯密还没有把话讲完，就停下了。我读《国富论》，每读到这里，就感觉喉咙被卡住一样的不舒服。交换是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十三年前我读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之所以特别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我初次读到此书的时候，从电视中听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去世的消息，而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时候，马林诺斯基正是他的老师），了解到作为礼物的库拉交换到商品的库拉交换的发展，才认识到斯密所说的交换是人的本能的那个“交换”其实是商品交换，也就是要求利益实现的等价交换。人与人之间最初的交换，比如礼物交换，属于社会交换的范畴，并不以利益实现为目的，即使要求回报，也不是即时而等价的回报。社会交换过程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是社会理性。只有当人类的交往空间扩大到氏族或者共同体范围之外，人们的经济理性才开始觉醒，才要求交换中即时而等价的回报，这样的交换就有了商品交换的性质。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讨论商品交换时才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发生的。斯密所说的作为人的本能的交换，就是这样的以等价为条件，以自我利益实现为目的的交换。这种交换其实不是什么人的本能，而是人类理性成长的结果。

对于交换和分工的关系，堂目卓生没有讲出比斯密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一直强调斯密所强调的人的社会属性的观念对我还是有帮助。其实，我在讨论人的理性成长导致社会交换向经济交换发展时，正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社会属性的观念。再次阅读时，堂目卓生的这本小书还是促使我进一步深入思考人的社会属性对人的行为影响。在我们以往的认识中，因为分工决定交换观念的影响太过于深远和太过于强大，人们下意识接受的就是这样的观念，所以理解斯密所说的交换决定分工总觉得有些别扭，似乎他是在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其实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个最初既生产弓矢又要打猎的家伙，只是在偶然情况下让别人知道他的弓矢很好使，进一步才接受别人的订货专门生产弓矢。如果没有将交易确定下来，他贸然专门生产弓矢，就要冒饿肚子的风险。可见，将分工理解为交换的原因，其实是有设计的意味的；而将交换理解为分工的原因，则是进化的观念。斯密的经济思想，本来就是进化的思想。

总的来看，在堂目卓生对斯密的解读中，人的社会属性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国富论》的核心似乎不是在讲国民财富的增进问题，而是讲社会经济生活中自然秩序的构建问题，这种自然秩序当然不会来自理性的设计，而只会来自人的社会属性。这样理解的话，《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主题似乎是一致的。《道德情操论》就是讲自然的社会秩序的构建的，而这一秩序的基础也正来源于人的社会性。对待斯密的这两部著作，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倾向于将《道德情操论》降低到《国富论》的层次，也就是从人的自利本性来理解人的道德情操；实际上，基于斯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强调，我们倒是应该将《国富论》提升到《道德情操论》的层次上，也就是将《国富论》的主题理解为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来构建和谐的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