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女生讲新制度经济学
2018-6-13
以下是对本学期第二课堂第七小组讲习“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记录。
就我的观察和了解，两个课堂二十个学习小组中，数经班四个女生组成的这个小组是工作最积极主动的。开学不久她们就进入研究状态，制定了计划，进行了分工，着手研读相关文献，搜集整理材料；她们也是跟我讨论最多的小组，不仅在她们课堂的课后跟我有过多次时间较长的讨论，而且在我另外一个课堂的课后还两次找过我讨论问题。这个小组的几位同学理解力都很好，每次讨论我跟她们讲的那些她们都能够理解，而且可以做到举一反三。尽管我跟她们有过很多次交流，但每一次讨论的内容都比以前有所深入。
今天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小组长朱同学。朱同学小小个子，却有着很大的能量。我这里所说的“能量”，体现在她对工作的认真热情及良好组织上。有些小组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比如卸责和观望，指责和挑剔。第七小组的四位小女生，一直很团结，很和谐。集体行动要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要有人有着良好的奉献精神，我猜想朱同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她不仅多次积极主动组织大家跟我讨论，而且在别的组员不能到场的时候，还替她们提问并记录，她所做的事情，并非都是小组长的职责。况且，“小组长”也只是纯粹的义务。
走上讲台的朱同学，看起来自信满满。我相信，自信只能来自对知识深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别，朱同学对于自己要讲习的内容，应该是很有把握的。一开始讲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概述。先给出新制度经济学的简明定义，提出交易费用、产权和制度三个关键词。接着讲新制度经济学的渊源。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接受科斯的说法，说以往的美国制度学派没有什么理论的贡献，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堆除了烧掉就毫无价值的材料。我以为科斯的这一判断不够客观。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是接受了制度学派的很多东西的，比如凡勃仑经济研究的制度视角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的思想，康芒斯的“交易”概念等等。康芒斯一般化“交易”概念，可以看作是科斯一般化“交易费用”概念的先驱。朱同学很好领会了我的想法。她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渊源理解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制度学派，二是新古典经济学。在介绍旧制度学派方面，讲到了凡勃仑，康芒斯，还讲到伯利和米恩斯。在介绍新古典经济学方面，讲到了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讲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朱同学的讲习，情绪饱满，精神振奋，思路清晰，条理清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朱同学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不仅产生了兴趣，还产生了感情。她把讲述自己认同的理论看成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第二个走上讲台的是张同学。看起来还是高中生的幼稚和单纯，对理论却有着很好的理解和把握，这是我对温文尔雅的张同学的印象。张同学说话总是轻声细语慢条斯理的，所表达的内容却又是有条理有思路的。站在讲台上的张同学镇定自若，表达流畅。她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科斯及其经济理论。任何一个了解科斯的人生和贡献的人都会喜欢上他的，他是一位科学的巨匠，一位思想的巨人，又是一位仁慈的长者。不知道为什么，科斯一直喜欢中国，向往中国，他与中国经济学家有着频繁而亲密的交往，他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充满信心。每一个理解科斯理论的青年学子都会对科斯充满敬意，因为科斯的理论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张同学对科斯的敬意从她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来，她关于科斯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充满敬意，她讲到“科斯”就像是在说自己的爷爷。张同学应该读过科斯的那些主要著作了的，还应该读过一些关于科斯生平的文献。讲到新制度经济学历史上那次著名的辩论，张同学显得情绪高涨，脸上泛出了红光。1959年，科斯发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讨论对通讯频道界定产权并建立市场的问题。通讯频道资源以往是由政府控制并分配的，这里存在资源浪费及安全性等方面的问题。科斯的设想是将频道资源界定为私有产权，并建立市场来组织交易。他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大相径庭。1960年的某一天，在弗里德曼的大舅哥迪雷克特家里，组织了一场对科斯这一新奇理论的讨论。出席者有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人。最开始的时候，科斯遭到所有人的怀疑和批判，他孤身一人迎接对面九人的挑战。科斯耐心解释着。慢慢地，弗里德曼被说服了；接着，更多的人转变立场；最后，所有人都跟科斯站在了一起。张同学介绍科斯的生平，将人生和思想，故事和理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听过关于科斯生平最好的讲习。
接着介绍的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张同学是理解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的。从科斯1937年的那篇论文说起，又讲到张五常和威廉姆森的解释。讲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也许还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如果从科斯当年所关注的通用汽车与菲舍车桥的诉讼案说起，理解可能会更好一些。可惜，她们不理解这个故事。不过，张同学直接从科斯那篇论文出发解释交易费用，效果也很好。沿着交易费用的思路，讨论到企业的产生，又讨论到企业的边界。思路很清楚，层次很明了，表达也很流畅。接着讨论到产权理论，又回到前面简单提到的通讯频道案例。用这个案例来解释产权的重要性，真的很贴切，效果很好。解释科斯定律，张同学使用的是威廉姆森的那个著名的工厂排污污染周围居民晾晒的衣服的案例。从科斯定律一到科斯定律二，张同学的解释很简洁，很生动，很有效。紧接着，又讨论了排污权，用于说明科斯定理的实际应用。我是在此前不久才要求她们讲排污权交易问题的，想不到张同学接受得这么快，还理解得这么好。
张同学对科斯及其理论的介绍，是我这学期听到的学生讲习中的最好之一。不夸张地说，张同学的这段讲义，我拿来用也够了。
小组长朱同学再次走上讲台，这次她来介绍诺斯及其理论。可能是诺斯的著作太过丰富，可能是诺斯的理论有些费解，她们在处理诺斯这部分内容时很长时间都没有太大进展。最近一次，我还对她们的关于诺斯这部分的讲义作了很大改动。也许因为内容不太熟悉，朱同学显得有些紧张，缺乏自信，说起话来有点磕巴。确实是不够了解，对潜在利润，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没有深入的理解，于是就只能是背稿子和念稿子。本来我对她们讲好“诺斯悖论”是寄以厚望的，不仅因为这是诺斯的重要理论贡献，还因为这一理论有着很好的现实解释力。朱同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是很好，感觉有些乱。这个问题她们没有处理得很好，我有一定责任。
第三个上台的是彭同学，她来介绍张五常。将张五常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来介绍是我的主意。张五常确实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不过他之入选，还因为他是中国人，还因为他的思想清晰明了，富有洞察力。听得出，彭同学读过张五常的不少著作，比如《卖桔者言》，《蜜蜂的寓言》、《企业的合约性质》等等。关于张五常的经济理论，主要讲解了租值耗散理论，产权和外部性理论以及企业理论。所谓租值耗散，指的是本来有价值的资产或资源，由于产权安排方面的原因，其价值会下降，乃至完全消失。彭同学很好理解了张五常的这一理论，还用张五常论文中使用的香港租金管制的例子加以解释；逻辑很清楚，解释很明白，例子也很合适。接着介绍的是张五常关于产权与外部性的理论，这里彭同学使用的是张五常在《蜜蜂的寓言》中讲到的那个蜂农和果农关系的例子。通过实证分析，张五常得出的结论是，传统经济学对外部性问题的讨论是不得要领的，没有外部性，只有产权。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外部性问题就不存在。张五常的这一解释非常有力，而彭同学的解释也清晰明了。接着介绍的是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中，张五常对科斯关于企业产生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按照科斯的说法，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导致企业的产生，企业于是表现为对市场的替代。张五常的研究证明，并不存在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是一种契约对另外一种契约的替代。具体来说，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就是一组长期契约对一组短期契约的替代。进一步的分析中，张五常使用间接定价理论来解释交易费用与企业的产生。在对张五常间接定价理论的解释中，我感觉那个照相机零部件的例子最简单易懂，也最直接有效。彭同学使用的就是这个例子。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思想开了小差，从科斯与他学生的关系联想到苏格拉底与他学生关系。苏格拉底总是问他学生问题，然后又总是否定学生的回答，让对方反思。子啊这种不断回答又不断否定的过程中，学生的认识在深化，同时也会受到心灵的创伤。科斯与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之间都有着类似师生的关系，他总是很谦虚，总是鼓励学生们的探索，鼓励他们得出超越自己的认识。他将张五常请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会上，请他代替自己做获奖感言，并说张五常是比自己还理解自己的人，这种表态我以为更多的体现的是对后学者提携。人们都说张五常用企业的契约性质发展了科斯关于企业产生的理论，严格说来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在科斯那里，也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企业的产生，是以一种契约替代另一种契约，以长期契约代替短期契约。也就是说，张五常的企业的契约理论，是内涵在科斯的解释之中的。不过，因为科斯的解释比较笼统，而张五常的解释比较清楚明了，于是他的这一解释就成为对科斯的发展了。其实，科斯的理论是可以包括很多发展的可能性的，他的学生抓住了其中的某种可能性，就构成了对科斯的发展。张五常的间接定价理论，是从定价的难度的角度发展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是从机会主义的角度讨论交易费用对企业产生的影响的。人们不仅将科斯看成是以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将他看成是位圣人，是有道理的
我正在神游的时候，小组长朱同学又走上了讲台，她这次要对这次讲习做个总结，这个总结的主题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前几天与她们讨论时，我建议在这个主题下讲一讲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讲一讲张五常向中国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讲一讲林毅夫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成就。这部分内容，应该是小组长朱同学了解并熟悉的，于是我们看到最初走上讲台的那个自信而镇定的朱同学回来了。听着朱同学朗朗的讲解，我的思绪飞到了很多年前。
在现代经济学流派中，新制度经济学是我最熟悉、理解并认同的学派。我以前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更多意识形态的色彩；在人们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不是那么明确，实践性不是那么充分；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教条的，而且过时的。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下，作为即将专业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将来工作的意义产生怀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新制度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有自己独特的对象和方法，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样式。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它更加契合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它少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少了一些革命或战斗的意味。它对现实的解释力及指导力远远强于新古典经济学，也强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制度和制度变迁，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有很多相通之处。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统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挂着同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羊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似乎就可以免除一部分自卑了。新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最初的贡献者是张五常。他在大陆出版的《卖桔者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方法和理念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在八十年代后期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进一步的普及和发展，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之后。科斯和诺斯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味着历经多年默默努力的新制度经济学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九十年代中期，上海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还组织出版了一大批中国经济学家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这些出版物，极大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那时候，茅于轼等人还组建了专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民间智库“天则研究所”，他们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学术专著，推广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结合的研究。我还参加过两届他们组织的暑期新制度经济学研讲班。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独特的注重实践和案例的研究方法，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视，一批中国学者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取得重要成就的经济学家，我知道的有盛洪，张曙光，樊纲，林毅夫，周其仁，杨小凯，张军，韦森，黄少安等等。随着作为“新政治经济学”构成部分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我对政治经济学的信心也在增强，至少不会因为他的不太“科学”而自卑了。那时候，我在讲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会有意安排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
我正在自我陶醉的时候，朱同学已经讲到林毅夫了。之前，我建议她们讲一点林毅夫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成就，她们选择讲林毅夫以退出权分析合作社与人民公社绩效比较的问题，还有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这些问题她们以前应该没怎么接触过，短短几天时间，她们不仅弄清楚了这些问题，还解释得很清楚，很明了。最后讲到科斯与中国，科斯对中国的向往，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心；还讲到2008年科斯组织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等等。讲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朱同学的语气再次让我感受到对科斯的敬仰和热爱。
八年前，我给第一届数经班上课，他们讲解的新制度经济学让我非常满意。我感觉他们对科斯的理解很到位，很深刻，很生动，很传神。我跟他们说，趁科斯爷爷还健在，你们可以给他写封信，汇报你们的学习心得，向他表达一群中国年轻的学习研究者的敬意。我只是那么一说，他们估计也没当真。现在我也想这么说，要是你们能够向科斯爷爷汇报学习心得，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可惜，科斯已经在五年前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