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先生在《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里说，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发布“散发脱刀令”，允许甚至鼓励民众剪去丁髷。这一号令，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也得到更多人的抵制。有日本武士甚至认为，丁髷是日本人的“魂”，剪掉了丁髷，魂就没了。为了鼓励剪发，各地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大阪对理发店免税，而有的地方则向不剪丁髷的人征税每年50钱，用于教育。

　　明治政府号召或强迫民众剪发的原因是，“方今与万国频频交往，无墨守荏苒野蛮之头型取海外嗤笑之理，当决然断发”。后来，在明治天皇蓄西式发型的号召下，新式发型慢慢流行起来。

　　看了这个故事，我们自然会想起清朝入关时的“剃发令”和民国初年革命党“剪辫子”的风潮，其实和明治政府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历史上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时也使用了征税的办法，不过他征税的对象不是头发，而是俄国人的胡子。

　　彼得一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曾乔装成普通人到荷兰学习造船技巧，1697年，他派使团去西欧学习先进技术，本人则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随团出访，先后在荷兰的萨尔丹、阿姆斯特丹和英国的伦敦等地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并聘请大批科技人员到俄罗斯工作。第二年，从国外回来的彼得一世在接见大臣时，出其不意地抄起剪刀，剪掉了好几个大臣的大胡子。好玩的是，为了祝贺割须成功，彼得还下令鸣礼炮25响。

　　在当时的俄罗斯，人们把胡子看作男人“最珍贵的装饰品”，甚至认为谁胡子长，谁的品德就高尚；谁的胡须最密，谁就最威严。而彼得一世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大胡子俄罗斯守旧、落后的标志，因此特意发布命令，除神职人员外，禁止任何人蓄须。为了督促人们剪胡子，彼得一世下令征收胡须税，凡不服从沙皇旨意而想留胡子者，将视其社会地位缴纳一定税金。税金的收据是一个特制的小铜牌，上面写着“须税收讫”字样，上面还有一句忠告：“胡须是一种无谓的负担。” 如果有人付不起税款，则送去服劳役，以劳动所得予以补交。

　　剪完胡子后，彼得一世又对俄国人的衣服下手，在出其不意地剪掉几个大臣的宽大衣袖后，1700年发布法令，宣布以欧式服装取代传统服饰，警卫队有权逮捕身穿旧式衣服的人并要求其缴税。之后，不断发布全国性的命令，对俄国人的穿戴打扮做出规定。比如1701年的敕令说，“男子要穿短上衣、长腿裤、长靴、皮鞋和戴法国式礼帽，穿法国式或萨克森式上衣。女人要穿裙子、欧式皮鞋，戴高装帽。”

　　说完头发和胡子后，还有一个换帽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土耳其。雷颐先生在“土耳其的帽子与大清的辫子”一文中介绍，19世纪30年代，苏丹马赫默德二世为了表明开放的决心，命令官员要穿欧式西裤、大礼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头巾被也被废止，规定一律戴一种圆柱形无边毡帽。这种帽子由于没有帽沿，所以宗教祷告时前额照样可以方便紧贴地面。但它的推行仍遭到维护传统者因其“反传统”的强烈反对，在国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后才开始流行。

　　到1925年，革命后的凯末尔政府为表示变革决心，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但近百年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这一指令自然又像当年废止头巾一样遭到抵制，同时11月，政府甚至做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犯法有罪的规定，一些地方出现了公开抗议和骚乱，在镇压过程中，有的人被处以绞刑。

　　类似的故事，各国历史上恐怕还有许多。而这些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很多道理。比如，都说传统如何如何“伟大”，其实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知道，被后人视若生命的一些传统，往往是他们的祖辈们的“奇耻大辱”。看了这些，我们是否会对所谓的传统有一种重新的审视？又如，人是一种十分固执的生物，认知和接受一种新事物比较困难，而一旦接受了认同了，要去改变他，同样十分的困难。这就是文化建设和变革中最应该关注的问题。再如，上述案例中，尽管政府都是“先礼后兵”，先发布命令要求民国做，但最后都需要依靠强迫手段改变人们的行为，甚至出现了暴力。也就是说，在文化变革的过程，观念的转变不是（或不仅仅是）依靠号令和教育而来的，而更多需要从人们的行为上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