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自古以来有“教化”的传统。不管皇帝大人是一个怎样的人，都希望利用儒家的所谓“礼”来谆谆教导治下的百姓，让他们谨言慎行、恪守道德，全心全意为皇家和国家效忠。读书时，时不时地发现类似故事，兹摘录近期的两则如下：

　　张宏杰先生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记载，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发布了一个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也，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够狠的！自姜太公时代就在这么做，流氓皇帝朱元璋自然有样学样。当然，为了让这样的叛逆分子少一些，皇上也不忘教化，煞费苦心地做了一些“文化建设”和理念宣贯的工作：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令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全村百姓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类似于今天的光荣榜，用于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凡民间有孝子、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教化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宣谕。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选派一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清晨时分走在接到上，大声诵读“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百姓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

　　另一则故事是说日本的，来自马国川先生的新书《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书中的“德育论战：到底培养怎样的人”一篇中说：

　　1878年夏天，明治皇帝发给内阁一个《教育大旨》，指责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政策，认为“追逐文化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害风化者不少”。所以，应该以儒家伦理来纠正流弊，教育要以仁义忠孝之道为主。这个“大旨”尽管遭到了在朝的伊藤博文等和在野的福泽谕吉等的反对，但保守派力量更大，最终愣是于1890年整出了一个可“流芳千古”的《教育敕语》，成为臣民的精神指引，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且看看这个“敕语”：

　　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遗风。

　　斯道也，实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之中外而不悖。朕庶几朕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教育敕语》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里，规定在学校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都要由校长奉读“敕语”，师生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

　　马国川先生认为，《教育敕语》的核心思想，就是培育带有忠君爱国头脑的、懂得近代知识技能的工具。他认为，1868年《五条誓文》标志着日本的文明开化，而《教育敕语》则意味着文化开化的终结。

　　同书的另一篇文章中，马先生还记载了一个不向《教育敕语》低头的故事：1891年1月9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举行奉读《教育敕语》的仪式。奉读仪式结束后，教师和学生五人一队在《教育敕语》前行鞠躬九十度的最敬礼。可是信奉天主教的（教师）内村鉴三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因此他没有向《教育敕语》行最敬礼，便退下讲坛。此举为视为“大不敬”，遭到了在场教师和学生的强烈职责。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不敬事件”。一直到1945年，《教育敕语》才被麦克阿瑟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