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我与亡妻孙巧芳的四十八年往事
吴苦禅
今年正月初二子夜十二点十分，我亲爱的她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自从1972年8月我们在贫寒中结为夫妻以来，孙巧芳，这位柔弱而坚韧的女子一直陪伴着我在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中，自1989年那场政治惨剧将我从体制内的一位讲师甩到体制外以来，那漫长的二十九年我们是在风雨飘摇中走过来的，感谢她的不离不弃，跟我一起将三个孩子拉扯成人，还使两个儿子读了大学……
今年正月初二那个不堪回首的深夜，我刚刚疲惫不堪地躺下准备休息，小儿子就意外地从医院打来电话：“妈妈不行了！”等我急匆匆赶回医院时，她以她的无声无息与无可奈何告诉我：她这辈子永远不可能回来了！这位跟我一起走了四十六年的人生伴侣，她那熟悉的音容笑貌，她那美好的身影，从此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每当我想起这一点，过去的一切奋斗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廿九年来年年对回归历史正义的渴望，从此对我个人也变得无关紧要了，我将来即使还有过去一直企盼着的美好日子，也因无人可以共享而淡而无味了！
(一)
她永远离开了我以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如此深爱着她，她对我竟是如此的重要。她离世以后的几个月以来，凡是我独处的时候，心里唯有对她的思念。在湖边，在商场，在路上，看到周围那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与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都还愉愉快快的活着，唯有她走了，心里总觉得泫然。经常听人说起丧偶以后的寂寞，我当然也寂寞，但更难受的是对她的炽热的爱恋，仿佛回到了四十六年前我与她的恋爱时代，但这是一种人天两隔，永远不可能成功的生死恋，我说不出这是幸福还是痛苦，我在对她的爱恋中煎熬，我明知走出去跟朋友一起能够暂时摆脱这种煎熬，但我又甘于享受这种煎熬。
在她陷入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两个月中，体力和精神都不堪重负的我曾经不无怨言地叹息：“我前世究竟欠了她多少债？……”她走了以后，我一方面感到体力和精神上都缷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可以喘一口气了，但另一方面，空虚开始不断向我袭来，首先是夜深人静的晚上，忽然寂寞地意识到，那个十几年以来，没有一天不频繁来电，有时甚至接连不断，频繁得使人烦的“孙巧芳短号”(661256)，再也不可能来电了！紧接着，我很快就发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谈论我们四十八年来的那些陈年往事了，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议论子女们的长长短短了……
她离世以后的这几个月，我每天晚上独自烧饭时看到那个用了四十多年的铁皮量米罐，遥远的往事就禁不住浮上心头……四十多年前，我们都在临海城西爱国公社长潭村教书，一个在山坡上的中学，一个在山下村口的小学，两夫妻住在长潭小学一间泥墙寝室里，当时还只有一个女儿，后来在这里又生了两个双胞胎儿子……这个量米罐是我一手制作，一罐大米刚好半斤，这是用当时给女儿吃羊奶的马口铁盒子做成的。这个量米罐一直伴随着我们，见证了七十年代的寒冷与饥饿，八十年代的上升与多姿多彩，以及一九八九年以来将近三十年的政治厄运与抗争，奋斗与无奈，希望和失望……如今，量米罐还在，四十多年来和我一起生儿育女使用这个量米罐的她却独自走了……
她虽然一直体质孱弱，不善于操持家务，但她生性柔和，说话温软，善于沟通我和三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们长大以后，交友谈婚，工作变动，总喜欢首先向她吹风，然后再由她告诉我。子女大了，各自有了独立的人格和见解，而我脾气暴躁，处事简单专断，这就难免双方意见相左，甚至动不动就吵嘴，各不相让，而能够居间调停的，只有说话细声软语，不愠不火的她……如今她不在了，我和三个子女之间，再也没有这种心灵上的粘合剂了！
作家张贤亮说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如今我的一半已经没有了，我不知道自己的余生将是怎样的日子？她走后，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悲观和迷茫，没有她的日子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那乐观向上的天性？
在她出殡的前夕，我思前想后，拟就了一副挽联：
四十六年风风雨雨君已先走一步
二十八载日日夜夜我将独自前行
回顾我与她从相识到相知，终于结为夫妻同甘共苦的四十八年，感到人生无常而命运有常，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切都是缘。缘起缘灭，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天意。我在整理自己与她早年的往来书信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副带有自勉和祈求意味的对联，那时候我们的婚姻关系刚刚确定：
八百里急流险滩携手并行
九千个狂风巨浪同舟共济
1971年8月8日
按照如今主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急流险滩”、“狂风巨浪”都是不吉利之语，回顾我们四十六年的夫妻生活，这副对联，可谓是“一语成谶”！
(二)
命运之神将本来互不相干的我与她联系在一起，始于1970年，那个令人唏嘘的年代。
1969年10月，在文革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的我实在无法继续在学校赖下去了，最终还是不得不回到自己极不愿意回去的农村老家。我一介书生，戴着一副眼镜回家种田，首先面临的是谋生问题，人家全劳力每天记10个工分，我只能算半劳力每天记6分，还算是给了面子。此时回乡的同龄人都在纷纷结婚，可是我不行，跟一般的回乡青年相比，我家条件特别差，全家十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全劳力，兄弟姐妹八个我当大，我下面是三个连肩的妹妹，接下去是四个年幼的弟弟，连我自己五个兄弟，只有一间半房屋，许多热心人给我介绍过许多对象，但都因为房屋问题，没有一个能够成功。此时我和我父母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一年的阴历十二月，也就是1970年年初，我忽然接到临海城关的朋友尹人健的来信，说他父亲要给我介绍对象，女方是他父亲一个同行朋友的女儿，系文革前下乡插队的初中毕业生，年龄与我相仿，在乡下教书，据说样子不错，她找对象看重的是才能，只是要求我在结婚后能找个民办教师职业，不会嫌我家没有房子。
同学的信对我来说有如久旱之逢甘霖，我自己就是一个回乡青年，找一个城里的女知青为妻，一直是我的心愿。经与尹人健父母接触，得知她是1964年9月下放到桃渚区方山公社的，家住台州剧院隔壁，也是家里兄弟姐妹多，她父亲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偏远的海边生活不容易，委托尹人健的父亲为其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人虽然还没有见面，但这些信息似乎给我带来了一些亲近感——1964年9月，我正是临海一中高二学生，读书时经常到台州剧院看戏，莫非我未来的妻子，就住在当年熟悉的台州剧院隔壁？她下放的桃渚区方山公社也是我耳熟能详的，在我们心中，那是文革前临海城关男女知青下放支农的“圣地”，我们上一两届毕业的校友中，有些人就下放到那边，成为“邢燕子”“董加耕”式的标兵人物，其中就有我所熟悉的“贫总”战友王正元，他就是一中高中毕业以后，1964年下放到那边的知青。
我一直感谢上苍的巧妙安排。没过几天，我就在临海街上邂逅王正元，记得当时跟王正元一起的还有一个王姓的男知青，他要我带他俩到更楼公社柴埠渡大队讨地蟞虫以便养殖谋生，我当时正在公社贫宣队工作，自然有面子为他俩讨地蟞虫，于是把他俩带到了父母家，一路步行到下吴大队。路上我问王正元知道不知道孙巧芳，他说孙巧芳正是跟他下放同一个大队的。当时我还没有见过她的面，对于她的情况，自然问得很详细：她大概几岁了？外貌怎样？生活作风怎样？王正元告诉我，她年龄大概廿三、四岁左右，外貌有点像文革中一个同派的高一女同学——我跟她熟悉以后才知道，其实她比那个女同学漂亮多了，那个女同学有点方脸，她却是瓜子脸，身材苗条，富有灵气，不过她平时喜欢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常常穿一件蓝色列宁装，好像自己是一个男孩子。王正元还告诉我，她歌唱得特别好，这不禁使我想起文娱宣传队里那些漂亮的女孩……她是否也像她们一样？至于生活作风方面，王正元说，她性格有点孤独，平时不大合群，生活作风肯定没有什么问题。记得我还问过王正元：她为什么年龄那么大了还没找对象？——后来我跟她谈起这句话，她反问我：廿三、四岁年龄算大？
我们结婚以后，一直到晚年，她还经常跟我提起，王正元回去以后，有一次大庭广众之中问她：“孙巧芳，我问你一个事情，你到底有没有找对象？”她正正经经地回答说“没有”，傍边有个女知青大大咧咧地叫喊道：“有！有！就在项庄！”在场的几个人都知道，她指的是项庄大队的一个回乡青年，也是高中毕业生，她平时确实跟他有些接近，但并没有恋爱关系。王正元正色道：“说实话，他不相象。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个，他叫吴高兴，货真价实的高中生，临海一中毕业。”接着就介绍起我在文革初期如何以“马前卒”的笔名写大字报，以后又如何成为“一中先锋队”的笔杆子，这些大字报的影响如何如何……由于王正元在当地领导和知青中是标兵模范式人物，威信很高，性格又温和持重，他说的话使她对我有了先入的好印象。
不久她就放寒假了，从乡下回到了城关家中，这使我们这一对少男少女有了多次接触的机会。第一次上她家是尹人健和高中隔壁班同学龚维湘陪着我同去的，那时候我们三个文革中的落难秀才非常接近。不过这第一次见面在我心中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另一次，我单独去她家，那天上午她在楼上，穿一件蓝色卡叽服，手里在结一件毛衣，显得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她说话细声细语，言谈之中，她似乎觉得年青人应该老成持重，我看得出，此时她自己就装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春节以后，她由她的大妹妹陪同，也去我家玩了一次，同去的还有尹人健，由于我家离城里不远，从邻村更楼的马路上到城里只有24华里，跟其他人一样，她们来回都是步行的，那天她们吃了中饭就回城里了。
经过多次接触，我慢慢知道了她家的具体情况。她家的家境同我家十分类似。她父亲在城关酒烟商店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也是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全家兄弟姐妹六个，她跟我同龄，上面是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16岁就独自一人到新疆谋生，她下面也先是两个妹妹，然后是两个年幼的弟弟。加上一个老外婆，全家九口人，除了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工作的哥哥偶尔能寄点钱接济家里，全靠她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糊口。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她父亲原先也是乡下人，年青时从大石老家来到城关给商店做学徒，后来自己经营了一爿南北货店，赚了点钱，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但五十年代搞“公私合营”，父亲经营的小商店被併为集体商业，父亲也成为集体商店的职工，从此日子越过越紧巴。
春节前后的几次见面，使我们彼此慢慢熟悉起来了，两个情窦初开而生活艰难的青年男女，一凑在一起就感到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晚年。春节以后，她回到桃渚方山公社，到老灯小学教书，我则结束了公社贫宣队的工作，进了更楼中学，从此我们进入鸿雁传书的两年恋爱时期，彼此靠书信交流感情。1970年五一期间，因她的邀请和王正元的连络，我抛弃了教书职业，只身来到她教书的海边小村庄老灯大队，在那儿两个人自由自在地玩了近一个星期。她安排我晚上跟邻村的一个男知青同宿，白天三餐跟她一起吃饭，记得她当时住在一个老太太的楼上，烧饭和住宿都是同一个地方，烧饭用的是一口缸灶——现在想起来，在那个时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难怪事后在我们的生活圈里就议论纷纷。她带我游览了南门坑，还带我到项庄和龙头接触了几个她平时比较接近的闺蜜。时间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当年这些远离父母在这天涯海角寻求生活的知青少女的活泼形象，至今还历历在目。
五一节的老灯之行大大加深了我和她之间的感情，但由于我没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家庭经济条件又差，我们的婚姻关系一直确定不下来，我和她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欲罢不能的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春节以后，我被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推荐到台州师专读书，她才得以委身于我，并且得到了她父母的许可。大约在1971年阴历年底放寒假的前夕，也就是1972年年初，我再次到老灯那边玩了几天，把她的户口迁到了我的老家下吴大队，并且把她的一应日常生活用品也挑回来了，两人一起回到临海城关，从此结束了她在方山公社的七年知青生活。在此之前，我已预先替她在家乡更楼公社找到了一个民办教师工作，公社领导决定把她安排到缸窑小学这所完小担任音乐教师，1972年春节过后，她就赴任了。在此后的半年里，她在缸窑小学教书，我在台州师专读书，由于两地连近，我们一面仍然通信往来，一面在周末会聚，地点或者在下吴我的父母家中，或者在城里她的父母家中，回想起来，这是我们婚前一段最为甜蜜的时光。
1972年元月21日，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中写道：
这是咱们临海——方山的最后一次通信了。这意味着，你马上就要愉快地结束七八年以来的海滨孤身生涯，满怀希望和幸福，踏上新的生活里程。我的心爱的人儿啊，咱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已经到来啦。回顾起两年来我们认识的过程，憧憬着那灿烂美好的未来，我思潮澎湃，热血飞涌，喜悦的心情如江河奔泻，一发不可遏止，因事顺心，畅怀命笔，填《如梦令》一首，算作咱俩相识两周年纪念：
初会细语依依，今日钟情萋萋。
二年风和雨，换得花开并蒂。
并蒂，并蒂，化作比翼双飞。
(三)
1972年春天，我们到更楼公社登记结婚，夏天，又分别在城里和乡下邀请了几个平时来往最为密切的亲友，举办了简单的婚宴。城里的婚宴是在南门安乐天饭店举办的，时隔四十六年，当年的场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颇感欣幸的是，时至今日，当年文革中三个最为接近的朋友——包守富、尹人健、龚维湘赠送的铁制搪瓷茶盘，至今居然还完好如新，在洁白的茶盘底部，包守富那熟悉的笔迹——用红漆写的“贺吴高兴孙巧芳新婚之囍”及他们三人的署名，依然显得清晰耀眼，时间是“七二年八月八日”。 悠悠四十六年，仿佛只是一个梦。此时，我已从台州师专毕业，秋季被分配到爱国中学教书，她则依然在缸窑小学教书，从此，我们携手走上了四十六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历程。
我们四十六年的夫妻生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2年——1978年的七年，这一年秋天她因知青政策返城，从此我们家庭这艘航船驶进了一个明媚的港湾；第二阶段是1979年——1989年的十年，这一年那个讳莫如深的敏感事件颠覆了我这前半辈子所有的追求和奋斗，逆转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命运；第三阶段从1989年8月18日我罹难入狱开始，直到她的亡故，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社会在经济上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政治上却一成不变，我们家一直过着边缘化的生活，聊可自慰的是，在这种边缘化的生活中，我和她始终以坚定的步伐，携手走到了夫妻生涯的终点。
第一阶段的七年，我们是在乡下跟贫穷和盼望作伴度过的。结婚不久，我们就有了女儿，女儿就雇在她教书的邻村一个奶娘家哺乳，她以柔弱的身体，一边忍受着贫困和工作的压力，一边还得为女儿操心。后来，我们将女儿带回下吴老家交给父母抚养。无论女儿在奶娘家还是交给父母抚养，我们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那时候我每个月工资33元，她24元，两人加在一起57元，大约略高于一个大学本科生毕业工作一年以后的工资。女儿雇给奶娘哺乳时，我们每个月要支付13元哺乳费，交给父母抚养以后，也得每个月交给父母8元，此外，还得为孩子增添衣服，购买羊奶、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这样，剩下的钱就勉强只够得上解决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了。
结婚后的头两年，我们为两地分居而苦恼，我在爱国中学，她在缸窑小学，分属两个不同的公社，两地相距十五、六里，步行要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样的距离现在算不了什么，但那时候连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两条腿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每逢星期天，其他教师都回家了，唯有我们却无家可居——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存身的窝。不过父母家里毕竟给我们挤出了一个房间，我们逢星期六下午回到下吴住一宿，星期天下午就恋恋不舍地各自回到学校。记得每次我总是迫切希望她星期天晚上能够再在下吴跟我同宿一夜，星期一早晨赶回学校上课，但她体质和精力都太差，不能延迟回校，再说，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晚上学校都是要开周前会议的，星期天晚上不到校是违规的。对于结婚不久的年青夫妻来说，过这种日子，其心情可想而知，但那时候每个周末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星期天我们还可以这样勉强应付，寒暑假的日子就非常难受了。俗话说，共天下好过，共屋瓦难过，寒暑假的时间长，为避免与父母同灶吃饭必然会产生的矛盾，我们夫妻俩不得不自己起火烧饭。我们住的是楼上不到十平米的一个小房间，坐南朝北，正面的窗口是朝北的，左侧面是西墙，这样的房间，冬冷夏热，冬天北风呼呼，夏天烈日如烤，我们在房间后面的门口外放一个“锯末粉炉”用来三餐烧饭，这种生活，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后来，我以星期天和寒暑假无家可归为理由，向城西区教办打报告，要求调回老家更楼公社任教，我估计是爱国公社不愿意放我走，结果，区教办将她调到了爱国公社的长潭小学，而长潭小学就在爱国中学山坡下的长潭村口，从此我们夫妻总算团聚了。
但是，节假日“无家可归”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农村的学校毕竟跟城里不一样，在城里的学校宿舍里，常年住着许多家庭，但农村的学校一到节假日，尤其是寒暑假，人就走得空荡荡的，如果我们俩夫妻还住在学校，无论是周围的群众还是我们自己在心理上，都会感到无家可归，显得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因此，我一如既往地努力奋斗，经常到城里的中学寻找人事空缺，打听消息，疏通关系，企图鲤鱼跃龙门，跳出农村这个泥潭。从爱国中学附近的小海门车站到临海城关38市里，但我们买不起车票，除非偶然能搭上学生家长的拖拉机进城，一般只能步行来回。有时候我傍晚回来路过许墅箱纸板厂，看到山坡上笼罩在安谧灯光下的箱纸板厂宿舍，心里总有无限的羡慕，叹息自己无缘成为这些宿舍中某一个房间的主人……曾经有多少个黄昏，我独自站在爱国中学山坡下的马路上，翘首东望，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回到那魂牵梦绕的城关工作，把家安到城里去，做一个“幸福的城里人”……几乎整个七十年代，我都是在这种企盼的心情中度过的。
到了1978年的夏天，我们在艰难的生活中，又有了两个双胞胎的儿子。越来越接近预产期的几个月以来，她每天挺着个特别大的肚子上课，有的农妇笑着对她说：“孙老师恐怕要生双胞胎了？”但我们只是当作一句玩笑，根本没有想到真的要生双胞胎。儿子是早产的，离预产期起码还有半个月，我们连孩子的衣服都没有准备。当时刚刚放假，本来我们打算放假以后到更楼卫生所去生产，但是7月4日那个早晨，她突然肚子疼，村里几个妇女过来，其中一个正好是接过生的，她们匆匆忙忙到家里拿了几件婴儿旧衣裤，七手八脚的，不一会，大儿子就呱呱坠地……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她肚里怀着两个孩子，生了一个以后，才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但第二个儿子落地以后没有哭声，只是静静的躺着，在场的一个妇女对我说：“这个儿子你要不要？如果你想要就用嘴巴往他的嘴上呼吸，把他吸回来。”我没有任何犹豫，坚定地回答：“要！”但心里非常明确地暗下了决心：“这一辈子要艰苦奋斗了！”经过几次嘴对嘴的人工呼吸，第二个儿子居然就有了哭声……
我和她，在生活这块沉重的大石板下倔强生长的两棵连理枝，一对只有理想没有生活经验更没有经济基础的夫妻，漂泊在苍茫的生活海洋中，背着一个女儿就已经够呛了，现在又凭空添了两个儿子，其压力之大，自不待言。可是，历史的脚步静悄悄，此时，共和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跟千百万知识青年一样，正面临着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机遇……这一年的秋天，根据知青返城政策，她就回到了临海城关，被安排到巾山酒烟商店工作。
(四)
妻子的返城是我们家庭命运的转折点。首先是她自己和三个孩子都有了城镇户口，做了“幸福的城里人”。那时候，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就业和福利分房方面的待遇完全不一样，一个青年人如果是城镇户口，他就可以安排工作，一辈子衣食无忧；所有单位的职工和干部，俩夫妻只要有一个是农村户口的，就不能参加单位宿舍或城关公房的分配。我们结婚以后，由于她的户口一直在我的老家下吴大队，女儿自然也是农村户口，现在她既然已经返城，不仅她自己的户口迁回了临海城关，根据孩子户口随母政策，已经在下吴读小学的女儿的户口自然也迁到了临海城关。两个儿子出生时，妻子的户口虽然还在农村，但我们知道不久她就要返城，因此将两个儿子的户口暂时搁置不报，她一返回城里，两个儿子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申报了城镇户口。至于我自己，她回城以后，我继续在爱国中学教了一年，第二年九月被调到离城关很近的西郊中学，仅仅过了一个学期，因为报考杭州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成绩上了录取分数线(但未被录取)，1980年春节以后，就被县教育局调到了临海二中任政治教师。这样，我们这一对高加林式的夫妻基本上实现了做城里人的宿愿。我进城至今已经有三十八年了，回想起三十八年前的那些早晨，我躺在临海二中的单身宿舍里醒来，听着校园里叽叽喳喳的鸟声，感到自己沉浸在无限宽慰与幸福之中……这种心情现在回味起来依然十分浓烈。
进城以后，我们的家境在不断地上升。1980年8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级理论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仍然带有商品性质》一文，在经济理论领域破天荒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力的商品性质问题，熟悉四九年以后我国经济理论演变和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是对思想禁区的一个大胆突破，虽然因为自己人微言轻而并未在全国经济理论界产生多大影响，但在台州地区的理论界，从地委宣传机关到大中学校，却实实在在地产生了轰动效应，甚至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在理论圈里被人传颂。为此，台州供销学校、台州地委党校都要求调我去任教，但因为当时的人才部门所有制，有关部门一直不肯放我，不过这使得我在临海二中的近三年中，一直在台州供销学校兼课任教政治经济学，而且该校一直在向台州地区有关部门打报告要求调我，到1982年9月，我终于被调进了台州供销学校。
从此以后，我进入了人生事业的蒸蒸日上时期，经常参加台州地区理论界的各种学术会议，多次到杭州或外省参加学术活动，同时越来越广泛地跟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建立了学术联系。1988年，又写出了七、八万字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雇佣制初探》联系出版。那时候，社会上读书学习的风气很浓厚，那些没有大专学历的企事业单位职工纷纷上电大或夜大学读书，很多单位还规定成绩及格后可以报销学费，一段时间内，我那在巾山酒烟商店工作的妻子也曾参加临海党校的业余政治中专学习，好多大单位还自办电大……这使我有了外出兼课的机会，台州农业银行电大、临海和仙居农业银行电大、临海供销社电大，甚至台州地委党校，都曾经聘请我去兼课或担任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在自己本校，除了工作量规定的每周两个上午八节课以外，超过工作量的课时同样有额外报酬。
1987年底，我以全票通过被评为讲师，不久又担任政治教研室主任，此时我的基本工资由原来的70元一下子上升到97元，加上工龄津贴、教龄津贴、粮价补贴、副食品补贴等等，每个月的全部收入达到140多元，不久又加到160多元，其中基本工资加到了107元。至今记忆犹新，我在地委党校的朋友，毕业于昆明军校的邹达祥兄，在我们朋友圈里一直属于大家羡慕的高工资，但我被评为讲师以后，由于他的职称也是讲师，我和他的收入一下子基本拉平了，这对于我们这个穷了十几年的家来说，不能不说是经济上的一个转折点。
不过，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个穷家跟整个国家一样，虽然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景象，但总体上并没有摆脱贫穷状态。那时候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体脑倒挂”问题比较严重，社会上流传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与那些工商企业的职工相比，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收入偏低。其次，我们有三个孩子，相对于同辈人中普遍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我们属于多子女家庭，经济一直比较困难，仍然必须节衣缩食，那时候我们家连肉片都吃不起，晚餐为了给两个儿子解馋，往往到巷口的居民饭店花一元五角炒一盆肉片，专给两个双胞胎儿子享受，连读小学的女儿都没有份。一旦碰到孩子生病，或者逢年过节，招待客人，甚至连我自己买书都常常要临时向亲戚借钱。
但是，我们这个穷家跟全国人民一样，回忆起来，感到八十年代是我们一家人最幸福的时期。那时候的生活和工作是慢节奏的，路上也没有汽车的拥堵，我们一家五口住在望江门城墙脚下，过着那种清贫而闲逸的生活。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周末晚上，我们常常带着三个孩子到电影院看电影；夏天的傍晚，她在东风棉织厂对面的酒烟商店上班，我让读小学的女儿单独在家做作业，带着两个儿子到望江门浮桥旁边的沙岸乘凉，闲望着对岸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下随风摇曳的金柳……星期天和节假日，如果她也不上班，我们就带着三个孩子到茅山、龙潭岙或桃花岛等地郊游或野炊。茅山水库是我们经常去洗被的地方，就在望江门西岸，离我们家很近，那时候我们有两辆自行车，她单独骑一辆矮小的，驼着衣被和水桶，我则骑着一辆又高又大的，前后各放一把坐椅，两个双胞胎儿子一前一后的坐着，我们慢悠悠往前骑行，女儿就在后面急匆匆跟着。有时候路遇熟人，看到我这高车慢悠悠驼着两个孩童，会开玩笑说：“嗬，你这船满载了！”
有一年春天，我们到茅山水库洗被，我和她各写了一首诗，我的诗是：
西山有峡谷，谷势如畚斗。
明灭见山泉，泉声石上吼。
春暖花自开，水寒石犹瘦。
罗绮晒满坡，不见洗衣偶。
水喧人声绝，屋静闻鸡狗。
愿作一樵夫，世事非吾谋。
她也即兴打油，我还记得前面几句：
一家一行人，
茅山去洗被，
一路匆匆行，
水库在眼前。
…………
她在生之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不胜怀旧地说：“那时候我们一家到茅山洗被，就像电影里唐僧取经的路上一样，哲英就好比那个沙僧……”
那时候虽然清贫，但偶尔也会有外出旅游的机会。有一年春天，我带着她和小儿子到杭州绍兴一带旅游，记得在杭州住个体旅馆时，我们只有工作证但没有带结婚证，不好意思地向店家解释，那女老板微笑着说：“你们这孩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呀！”此外，我有时也会乘出差的机会，带上一个儿子让他到外地玩一玩，有一年暑期我到温州招生，就带着大儿子，去的时候是坐汽车去的，回来的时候顺路游览了雁荡山，回临海时还特意到椒江坐了汽轮，欣赏了灵江两岸沿途的旖旎风光。
这一时期，我们家虽然经济上并不宽裕，但是收入在不断增长，而且旱涝保收，一家五口过着安定而多姿多彩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在那场至今仍然敏感得欲说还休的政治风暴中，我因按捺不住正义和良知的冲动而陷狱两年，把家庭这艘本已艰难的航船抛到了波涛汹涌的海洋上。
(五)
那年夏天，学校安排我到舟山渡假的计划被取消了，整个台州府城，关于我的传闻不断，我和几个涉事的朋友，每天笼罩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八月十八日上午，我照常被台州地区公安处政保科叫去谈话，从此整整两年没有回家。当时，女儿刚刚高中毕业，两个儿子还在城关中心校读小学，我这个家庭顶梁柱陷狱以后，沉重的家务自然落到了妻子那柔弱的肩膀上，她一边艰难地经营着文庆街126号那爿小店，一边照料着两个儿子的饮食起居，承担起全部家务。那时候，我们家已经移居到把酒营的商校宿舍，但长城脚下的两个旧套间仍然留着，作为两个儿子中午放学以后的栖息之所。从把酒营到望江门，两地骑自行车只需十来分钟。本来，每天中午，都是由我在把酒营烧好中饭，送到望江门城墙脚下的老屋。我陷狱以后，没有人为两个儿子送饭了，几经周折，妻子靠亲托熟将小儿子转到家里旁边的东方红小学，大儿子仍然留在城关中心校，让他中午自己回家吃饭。
从1972年我们结婚开始，17年来，除了出差20多天的大连之行，我们好比一对鸳鸯，从未有过半个月以上的分离。这一次是棒打鸳鸯，夫妻被强行分开，彼此格外思念。人到中年，身陷狱中，最为魂牵梦绕的，就是妻儿，无论在临海看守所，还是在临平省四监的高墙下，总免不了与妻子的幽梦，有时一次梦醒了，重新入睡以后又做同样的梦。我被遣送到临平省四监以后，曾有诗记曰：
寄妻
夜夜思君同入梦，梦醒三更犹思君。
如缕情思且断却，携君入梦更寻春。
1990年4月28日夜 临平狱中
1990年9月3日，我随手写在一个塑料面笔记本上的一则日记，正好记述了与此诗同样的心情：
昨夜做二梦。梦见居乡下家中时，余进家门，则妻已回城里岳父母家中，竟连字条也不留。欲往晤，奈何路远；欲致信，又苦无地址。醒而怅然。复入梦，进家门，欲问妻在否，忽闻门外妻说话声，原来已回家多日。初视之，似胖了许多，细视之，却觉瘦。乃欣然畅怀，遂醒。好梦总不长。惜哉，惜哉！
我在高墙内日夜思念着她，她也在外面时时思念着我。人间有同床异梦之说，我和她却是墙里墙外，双方常常做着同一个梦。出狱以后，她多次跟我谈起，我刚进看守所时，她曾多次梦见我半夜突然回家，对她说：“我溜出来跟你睡一会……”我听了很吃惊——我关在看守所时不也多次做这样的梦吗？提起那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思念，她经常回忆说，我在临平的后期，家里每次买煤饼，她总要对三个孩子说，再买多少次煤饼，你爸就回来了！
她年青时就体弱多病，生活依赖性强，是一个典型的弱女子，但是关键时刻并不软弱。我们都不善于做家务，也不大愿意为家务所累，有我在家的日子里，家庭大小事务靠我一个人操持，但在我两年牢狱期间，她却里里外外，大事小事，挑起了家庭的全副重担。入狱初期，事情特别多，料理家务之外，她不但要三天两头为我送衣物和我所要的书籍，更重要的是还得经常向地区检察院和地区法院反映情况，争取有关方面的同情，为我争取“从宽处理”。好在当时上上下下，各方面都非常同情我，而她的妹夫又在台州地委干部科工作，人脉关系多，加上政府机关和公检法部门中，许多人原来就熟悉我，暗中同情我，凡是能够提供方便的，都尽量提供方便。她不断地给有关部门写报告，通过她妹夫的关系，我的案子到了哪个环节，她就反映到那个环节，最后到了地区中级法院，负责我这个案子的审判长，中级法院审判员郭国标居然是她妹夫的同乡和部队战友。郭国标当时客气地对她说：“真是活见鬼，他(吴高兴)原来是蔡才国的姨丈——他们把恶人都推给我做……好轻我尽量给你判轻一点！”妻子根据当时的刑法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要求判为“管制”，让我回家“监督劳动”——后来郭国标对她解释说，实在没办法，这个案子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最轻我只能提出判两年，否则我交不了差。
她年青时性格比较内向甚至有点孤独，平时不大合群，更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但在我入狱以后，为了维持这个家庭，她似乎发挥了性格的另一面，在为人处世中反而变得大胆活跃了。小店销售烟花爆竹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但若没有公安部门的销售许可证是不行的，我入狱的那年国庆节，她想到了烟花爆竹的销售，她知道我跟当时的临海公安局局长潘小华熟悉，居然就直接去找潘小华，潘小华居然带她直接到审批处，对管事的下属说：“这是吴高兴老婆，她的小店想卖炮仗，你给她看看能不能……”局长都说了，下属哪能说不行呢？
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虽然紧张甚至有些恐怖，但整个社会对未来的局势有一种乐观的预期，认为我的灾难不会太长久。我也是这么想的，感到只要自己坐牢期间家庭不出事，她和三个孩子平平安安，不久就能看到日出，全家终将过上美好的生活。在看守所的那五个月中，我在高墙之下日夜思念着她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在家里记挂着我在狱中的情况。
通过她妹妹的关系，在家庭和生活问题上，我在里面能够与她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为高墙下的我疏解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连续有一段时间，她没有给我来过信，我在里面终日心情不宁，担心家里出了事情。果不其然，后来终于接到了她的来信，说我入狱不久，小儿子就得了急性肝炎，住院半个多月，现在基本痊愈了，这才把情况告诉我。看了她的信，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眼中却满含泪水……现在回想起来，在她癌症复发的人生最后阶段，我因身心俱疲而多有怨言，她常以“你坐牢两年把三个孩子抛给了我”来回应，而我居然说出“当时我已筹借了五千元，足以解决全家的生活问题”之类忘恩负义的话……想起她病重的那些日日夜夜，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心里该有多少孤寂……我为这些感到无限悔恨，唯求她在天之灵能够原谅我……
我被送到杭州临平省四监服刑以后，家中先遭住房危机，学校以住房紧张，我不再是本校教职工为由，多次派人上门要收回我家的把酒营宿舍。其实，我家两处住房加在一起，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大套，我一家五口，根据当时的住房政策，完全没有超过规定面积。善良而胆怯的妻子在其大妹妹的陪同下，登门向校长说情未果，写信跟我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只好退掉面积比较小的望江门老屋。我当机立断，一边回信嘱咐她千万不能退房，要退也得等我回家以后再退，一边向监狱领导反映情况，请求监狱出面干预。多谢当时监狱直属中队的潘建明指导员，经由他的努力，监狱直接致函台州供销学校，要求保留我家住房，从而化解了这场危机。
住房的风波过去以后，妻子经营了好几年的文庆街小店又为“卫生合格证”问题卡住了，这可是一家人的饭碗——我的饭碗已经被砸掉了，这是家里唯一的饭碗。小店是有卫生合格证的，但必须年年审查，这一年却因小店旁边有厕所而通不过。狱中接到她的来信，我立即给一个在爱委会工作的老同学写信，请求帮助，但老同学心有余而力不足。此时她一个弱女子，其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在市政府当秘书的杨华平路过小店探询我的情况——他是我七十年代在乡下教书时的同校朋友，谈起卫生合格证问题，他一口应承下来，居然轻轻松松的就给解决了！
1991年八月我出狱以后，直到她今年二月去世，我们又携手走过了二十七年，在这段漫长而艰难的夫妻生涯中，我们被社会边缘化为弱势群体，她关了难以为继的小店以后，又辛辛苦苦办了六、七年幼儿园，好不容易熬到1998年退休；我则不断变换职业，先后教高复班，踏黄包车，当论文枪手，到外地教书打工，回家做自由撰稿人……在这悠悠岁月中，两个儿子先后由初中读到高中，再到大学毕业，三个子女婚嫁迎娶，生儿哺子，不知不觉之间，我们自己也由中年步入老年……
在这二十七年间，我在大事上对她是非常关心的。她退休以后曾经先后三次住院做手术，第一次是颈椎病，第二次是淋巴瘤，第三次是胰腺癌，每一次都是我为她殚精竭虑，慎重决策，精心筹划。犹记得为她的颈椎病该不该开刀的问题，我到临海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专门介绍颈椎病的书，翻来覆去地看，边看边划杠杠，把书页都翻卷曲了，才知道这种“脊髓型”的颈椎病必须做手术，否则将来会瘫痪。那时候我正在温岭之江高中教书打工，实在腾不出时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读大学，而女儿正拖着四、五岁的外孙女，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我经再三考虑，决定让她在2002年春节前后放寒假期间做手术。她做好手术以后不几天，我又急着回校上课，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请来77岁老母照顾了她三个半月。八年前，在她做胰腺癌手术前后大约持续五个月的时间里，为了对敏感胆怯的她彻底隐瞒病情，我绞成脑汁，每次陪她就医总要事先通过关系与医生通气，为了防止泄漏病情，我不但瞒着几乎所有亲属和朋友，而且三个子女中瞒着两个……我深知心理因素对她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每次上网为她编辑有关打印资料时，总要删掉那些胰腺癌的高死亡率，可怕预后之类的内容，而故意突出那些令人鼓舞的案例和句子，那本由美国癌症协会主编，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翻译的《胰腺癌》，我只敢一个人私下偷偷翻看，从来不敢让她过眼……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愿意为她花太多的时间，在她的生活能够自理时，我总是让她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平时在日常生活中，跟她也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这也是她常常埋怨我对她关心不够的原因。
回首一生往事，尤其是八九以后的二十九年，处处高楼拔地而起，但没有一处是跟我们家有关的，我们家的房子，仍然是二十九年前的房子，并且越来越陈旧了。我知道这是我为二十九年前的良知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为什么要累及我一直深爱着的她呢？当年追求她时，我信誓旦旦：勇敢跟着我吧，我会给你幸福的。可是，我食言了……聊可自慰的是，出狱以后的二十七年间，我以一个政治贱民的身份，顶着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为她和整个家庭支撑起一片天空，甚至在她因颈椎病手术需要自己垫付大笔费用的时候，我不惜卖掉了当时价值三万八千多元的黄包车牌照……这些都使她在退休以后，不必为经济负担和家务所累，能够过上二十年轻松自由的生活。
(六)
结婚四十六年来，我们一直是在日常生活的磕磕碰碰，恩恩怨怨中走过来的。我不能没有家，我从内心深处热爱在艰难和贫困中跟她一起建筑起来的这个穷家，但我又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琐屑的家庭事务上，而喜欢对政治风云和书籍学问投注以巨大的热情，以致不断地折腾和吃苦头。她同样热爱这个家，甚至视这个家为自己幸福的唯一寄托，但她的身体素质和精力都不济，也缺乏料理家务的能力。嫁给我以后，她在生活上对我的依赖性特别强，刚结婚的头几年，我们分居两个公社，她一个人在我老家更楼公社缸窑小学教书，那时候民办教师都是自带大米，她每次都非得我替她挑米到学校，晚年她连买米都非得由我代劳……但是，我一直深爱着她，她对我的事无巨细的依赖，可能正好满足了我潜意识里的大男子主义，从而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她只是一味的希望我做她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父亲，渴望我全心全意把一切贡献给这个家。我虽然在大事上对她非常关心，但日常生活中不愿意为她花太多时间；我虽然不得不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但这种承担并非出于自觉自愿而是迫不得已。从而她不断地埋怨我，埋怨我不象谁谁那样关心体贴他的妻子，埋怨我逢年过节不甘心情愿跟她一起泡在烧烧洗洗中。我也埋怨她不善于持家，对我依赖性太强，不支持我的奋斗，拖我的后腿……但我的心理十分矛盾，其实在我的潜意识里，她的不断的哎怨和柔情，包括她遇事的优柔寡断，反而加深了我对她的爱恋。
夫妻之间感情深不深，只要看看分开以后双方的心理感受就知道了。我与她在一起时彼此是冤家对头——今天该由谁买菜？该轮到谁烧饭了？一个烧饭时另一个能不能插手？水管堵塞是谁造成的？是谁没有把冰箱门关好？地上的垃圾是谁丢下的？谁家务做得多？承担家务的应该是男人还是女人？……凡此种种，争论不断。但只要分开几天，彼此又都象刚断了奶的孩子，耿耿难忘对方，于是又迫不及待地重新团聚。这种关系，堪称一种相克相生的关系。相克而能够相生，只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都有做人的良知，都有强烈的精神追求，彼此都欣赏对方的才华，从而都热爱这个穷家，都希望同心协力把三个子女拉扯大，事实上在这些“仰望星空”的问题上，我们总是一致的，这正是我们四十六年来在风风雨雨中不离不弃，同甘共苦的精神基础。
我与她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在生活习惯上都大相径庭，但是，上帝偏偏通过婚姻关系把我们这两个性格各异，心灵上彼此相通的人拉到了一起，让我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六年。
她富有艺术天赋，她父母家就在剧院隔壁，她从小对文娱耳濡目染，能歌善舞，下乡插队以前，她曾参加中央歌舞团放在台州剧院的招考，剧院的人告诉她父母，她的嗓子比考上了中央歌舞团的李桂琴还好……遗憾的是她一直没有机会得到正规训练。她的身体素质不好，特别是精力太差，这缘于她从小送到乡下雇人吃奶，缺乏父母的关爱，青少年时代生活又过于艰辛，她十七岁就远离父母到偏僻的海边插队，完全靠自己柔弱的双手生活……相比之下，我青少年时期生活虽然也比一般同龄人艰苦，但我是在父母的关怀下长大的，父母把我当作全家的希望，一切生活问题都有父母操心，我在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而她从小就缺乏母爱，缺乏家庭的安全感，她跟我成家以后才有了家庭这个港湾，但由于贫困，这个港湾一直笼罩在在风风雨雨中……
她热爱生活，热爱家庭，逢年过节，她总是兴高采烈，忙里忙外，希望我们家也象别的家庭一样热热闹闹，我虽然也热爱这个家庭，但我生活简朴，喜欢一杯清茶一本书。她生性胆怯，敏感多疑，感情细腻，温柔似水，而我则为人粗疏狂放，勇敢仗义。青少年时期，因她的多愁善感，闺蜜们赠她以“林黛玉”的雅号，跟我结婚以后，她直到晚年还对我常有荒唐可笑的怀疑，我常以《狂人日记》中“某君昆仲”的种种症状来比喻她患有猜疑妄想症。尽管如此，我却从内心深处爱着她，爱她的胆怯，爱她的柔弱细腻，甚至爱她的敏感多疑。
我们都不是一个善于治家的人，算不上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爸爸好妈妈，但我们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我们都在日常生活之外有强烈的爱好，都是一个有情趣有激情的心情中人。她对文娱的爱好一直处于痴迷状态，她做事常常心不在焉，唯有唱歌跳舞，她才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我也喜爱文娱女性，但我不喜欢她参加公共场所的表演，对她演出回来或获奖以后的津津乐道，常常嗤之以鼻，但她在家演练时，我却成了一名痴迷的观众，她当然也乐意为我表演，此时此刻的场景，是我们夫妻生活中最融洽，最投入，最令人回味的。
我生性冲动，但不乏理智，她则缺乏逻辑，遇事不是用逻辑，而是用感觉思考，每每傍晚我从望江门老屋回到把酒营家中，有时临时想起有事又要出去，她常常怀疑我要瞒着她给谁打电话，我反问道：“我在望江门一整天，瞒着你打电话的时间多的是，为什么非得现在？”我生活严谨，吃了早餐就盘算中餐和晚餐吃什么，我从外头回到家，总是未到房门口，手里就已经把好了钥匙，她则是那种所谓“大虫追到脚后跟还要看看雌雄对”的人，每次出远门赶车，她总是拖拖拉拉，不慌不忙，跟她一起出去郊游，她绝对不会想到晚上回来吃什么。年青时跟她一起在乡下教书，常常见她上课铃响了，才匆匆放下没吃完的饭碗，一溜小跑赶到教室上课，我心中好生纳闷：“明明知道要上课，为什么不早一点准备呢？”
她诙谐幽默，语言风趣，我则刻板严谨，不苟言笑。我踏黄包车的初期，有一次从自家门口把一个顾客送到台州医院，她刚好因事顺路，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顾客下车后丢给我一块钱，我说了声“再见！”那顾客调侃道：“什么再见！”还顺手在我的脸颊上摸了一把，我感到受了一种莫名的侮辱，不料她却做着鬼脸拖着长声对我重复了一句：“什么——再见……”一副很开心的样子，我为此心中一直不快，很长时间以后，才知道这是她诙谐幽默的天性——她并不觉得我受了侮辱。
在那些平凡的日日夜夜，她那些诙谐风趣，生动活泼，载歌载舞的表演，她对往昔人和事的维妙维肖的描摹，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梦幻……
她下放桃渚时吃的苦最多，但她此生最难忘怀的也是桃渚的下放生活。她此生无数次边说边舞，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那里的民情风俗和知青生活——
一个出嫁不久的少妇回娘家的路上碰到棉田里锄草的农民，她学着少妇袅袅婷婷地走近农民：
“阿叔N啊削棉花喏——”
她学少妇舞了舞手中的花头巾。
“N哎，N啊回故里来了哈！”
“托——”她轻声往手心一吐，又做了一个上下换手锄地的动作……
她经常向我回忆，下放时，田里的农活太累太苦，知青们心里盼望下雨在家休息，但又不好明说，有个女知青望着天上的乌云，问旁边的农民：
“阿叔啊，N讲格亨(这天气)会不会落雨囔？”
……人生如梦，往事如风而散，但她的音容笑貌永远陪伴着我，未来岁月的流逝，永远冲洗不了我对她的思念。有人说，真的爱上一个人，一生一世是不够的，还祈求来生来世，生生死死缠缠绵绵。大约在她离世的两个多月前，有一次我独自在望江门绿道散步，她打电话给我说：“不知道我们下世还能不能碰到……”
我听后不禁顿起悲凉。我虽然相信灵魂永恒，但我不知道自己死后灵魂能不能与她相见，更不知道下一辈子还能不能与她做夫妻……
我想起了元稹的诗：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2018年6月27日完成初稿，7月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