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总书记 祝渊陵
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拥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以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区为核心，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城市群作为中国城镇化主要载体的地位已经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全国新型城镇化规划》中得到明确，中国十大城市群以占全国11%的面积集聚了39.24%的人口和65.43%的GDP，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发展格局正日渐形成。对于城市群建设来说，规划很重要。因为城市群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城市很难干涉到其他城市的管理，因此需要科学的规划。
城市群规划有十大要素：第一，科学界定城市群的范围；第二，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定位（根据产业基础和优势进行分工）；第三，城市群的空间布局（产业在哪里、城市在哪里、人在哪里，要进行科学的布局）；第四，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第五，产业发展要分工协作；第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第七，生态环境共建共保；第八，基本公共服务共享；第九，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第十，体制机制创新。
从北京单中心到京津冀城市群多中心的发展是疏解北京城市功能、解决北京“城市病”的关键。城市功能疏解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城市功能疏解的现实依据：一是城市拥挤和环境污染构成的分散力还不足以抵消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带来的集聚力，从城市治理出发的功能疏解不可避免。二是京津冀区域发展阶段差异明显，协同发展任重道远。三是首都北京人口扩张速度较其他城市更快，城市聚集的制约因素明显。 “新都市主义”是从演化的角度分析城市发展的过程，它反对城市的分区，主张“精明增长”和紧凑城市。
城市群必然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不低于1000万的人口规模，各个城市沿着交通走廊分布，同时城市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历史文化认同感。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城市群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从竞争力上来看存在发展不均等的现象；同时从发展方式来看，城市群发展的短板集中在国际化和科技上面。
伴随中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城市群的时代已经到来。现代城市群是由单一城市演化而来，依赖于发达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会产生产业集聚和扩散效应。此外，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具有合理的功能和产业分工，形成密切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同时存在着资源流动引发的追赶和收敛效应。人力资本与内生增长是城市群蔓延扩张的内在动因，大中小城市之间具有鲜明的创新人才聚集的差异，核心大都市集聚的创新人才的产出是知识与专利技术，中小城市则聚集了物质产品的生产。
世界并不是“平”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全球经济地理的典型特征，而集聚的主要形态就是城市群，同时城市群的崛起也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传统的省域经济、带状经济和行政区经济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为什么是城市群？城市群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城市群能够实现资源和要素在超越单一城市的城市体系内的优化配置，可以使大中小城市充分发挥各自在促进产业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方面上的优势，取得新的更强的集聚经济效应和正外部性，从而使城市群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也就是说，城市群会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产出绩效，形成一种“城市群经济”效应。从要素集聚、经济绩效、基础设施和整合发展等角度选取指标对城市群进行识别，中国城市群目前可以分为成熟型、发展型和形成型三大类。城市群要有空间聚集的形态、完善交通体系、通勤的人口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外部性。在中国大国经济、转型经济、高铁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群是巨型城市区域的概念，这样的空间形态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会存在，因此要讲好中国“空间改革试验场”故事。
提出意见与建议，完成中国城市群系列丛书中城市群专册的研究工作，推动城市群的研究与发展。
超级大城市（mega-city）是指城区人口数超过1000万的城市。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报告称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大城市"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到2015年或是2020年的时候，全球将有27座到30座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大都市。其中亚洲就将有18座这样的城市。因此，大家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城市化问题的重点在亚洲。
二十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的增长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一般是某些交通发达、资源密集、经济占有优势地位的中心城市，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子极”把“增长极”的经济要素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增长极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增长的三种效应上：一是支配效应；二是乘数效应；三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或称溢出效应）。
根据佩鲁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会自然地产生增长极即中心城市，例如我国沿海地区有“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其最大的增长极和龙头分别为香港、上海、北京。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n）就提出了城镇群体空间发展理论"Megalopolis"（大都市带），引起了当时学术界广泛的争议。与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紧密相联系的是“都市圈”理念，1951年日本学者木内信藏提出了“三地带”学说，其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的理论，成为日本及许多西方国家城市发展主要空间组织形式。当戈氏的城市群理论被介绍到国内来时，“Megalopolis”一词却找不到一个贴切的中文表达，共有“都市圈”、“大都市带”、“都市带/都市连绵带”、“城市群”等四种译法。都市圈、城市群、大都市带的物理空间布局形态并无多大的区别。
“都市圈”和“城市群”暗含了“首位城市”的概念，体现了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大都市带”的形成是靠大都市带动的，整个区域由核心城市扩散、连接而成。大都市带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标志着城市化已进入高级的成熟阶段。我国已经出现了大都市带的雏形。所谓“都市圈”是指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城市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都市圈是客观形成和主观推动的产物，其形成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使然并且打破行政界限对区域经济融合的束缚。
都市圈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导致的经济与环境功能的整合需求及发展趋势，构筑起了完善的城镇群体空间组织结构，提升了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可谓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实现形式。广义的郑州都市圈就是指中原城市群，狭义的郑州都市圈主要是指由中心城区、综合卫星城和特色工业卫星镇构成的圈层结构体系。
“点——轴开发”理论以增长极理论和生长轴理论为基础，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点轴系统的“点”即中心城镇，是各级区域的集聚点，也是带动各级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点轴系统的“轴”是点和点之间通过交通线路、动力供应线、通讯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就形成的，联结若干不同级别中心城镇而形成的相对密集的产业带或人口带。
点轴开发论者发展区域经济的思路是：
①一国或一定区域范围内，各地经济基础和区位优劣是不同的，要选择若干资源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重要交通干线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
②在各个发展轴上，又要根据各个点的实际资源和区位优劣等状况，确定若干重点发展的点（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城镇），并确定规划好其发展的功能和方向。
③根据各发展轴和增长极的经济发展资源要素状况，研究确定增长极和发展轴的等级体系，集中力量优先开发若干等级较高的发展轴和中心城镇，逐步扩散推广发展其他等级较低的发展轴和中心城镇。通过发展轴和中心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郑州市位于我国京广和陇海两大交通干线所形成的发展轴的交汇处，在这里布局超级城市作为增长极符合点轴开发理论，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最强。
一、未来超级城市
5500年前的社会，农业贸易开始普及，小城镇冒起；到公元100年左右，世界上首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在罗马诞生；公元1200年，拜冶炼技术发展所赐，欧、亚城市形成速度开始加快，但说到城市人口疯狂增长，倒是近60年间的事。未来学家预言，2015年超级城市时代将来临。首个超级城市
据统计，目前工业国家城市人口高达10亿，发展中国家城市居民数目逾20亿。也就是说，今天总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50%以上，尽管各大城市均充斥罪恶和污染，人们始终视之为充满机会，且能发家致富的地方。
据1990年数字显示，世界人口最多的前20位大城市，每个城市的人口已超过1千万。联合国最新数字显示，今年29个城市人口冲破800万大关。它们是洛杉矶、纽约、墨西哥城、利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巴黎、莫斯科、伊斯坦布尔、德黑兰、开罗、拉各斯、卡拉奇、孟买、班加罗尔、德里、加尔各答、曼谷、达卡、上海、天津、北京、汉城、东京、大阪、马尼拉和雅加达。
未来学家预言，到2015年，世界上3/4的人口会集中到城市里，超级城市时代即将到来，再过50年，到时除了小部分“家居工作的文职人员”外，全人类都会住到超级大城市去。
首个未来超级大城市到底会在美国抑或欧洲出现？答案保证出人意表。专家预言，10多年后世界上首个超级大城市将是毗邻香港的深圳。
深圳原是个渔村，80年代中期人口仅得3万余。随着中国开放改革政策的推行，中国政府属意把深圳发展为一个工业重镇，10多年过去，目前人口已增至400万。
从地理位置看，毗邻珠江的深圳，是中国南大门多个新兴城镇和村镇网络的核心，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惊人的市区，每年人口增长超过20%，中国政府有意在今后10年，把深圳的邻旁城镇连接起来，成为一个人口逾4000万的工业大城市。
其次发展最迅速的城市要算是墨西哥城了。1900年至1990年间，由于墨西哥拥有大量石油储备，加上炼油厂等工厂数目大增，墨西哥城人口从34.4万急升至2020万人。未来学家一致认为，墨西哥城有机会挑战深圳，争夺世界首个超级大城市名衔。城市人口飞升
不过，在城市规模急速增长之际，大城市发展恐怕未见其利先见其弊。专家担心人们流浪街头无家可栖现象会极为普遍。就以孟买为例，现时逾六成人口住在孟买外围的贫民窟，另70万人流落街头。
此外，污染亦是个主要问题。现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儿童，平均每人每天吸入的废气，相当于两包香烟的毒害。
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大幅增长之际，今后10年西方大城市人口则会下降，原因是工业国家愈来愈多城市人不满市区生活环境，加上新科技的配合（全球通信网和电视会议普及化），西方中层阶级大可以放弃传统的城市商厦，改在市郊和乡村的寓所里，照常处理公司工作。
举英国为例，现时已有100万人利用新科技，实行家居“上班”，而且据就业研究中心数字显示，家居上班人数每年至少增长20万人。英国电信公司已宣布，今年年终之前，其属下10万员工中，10%会留在家中上班。
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出现，令西方城市的发展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10年后西方大城市再不需要在商业区设立银行，网上购物消费会代表一切零售活动；农民在不久将来亦可以把生产作物直接售予顾客，不用超级市场中间媒介。
不过，从整体世界而论，城市人口注定要继续飞升，如果说过去60年全球有半数人口陆续移居城市，那么，据目前的发展速度，再过70多年，地球其余半数人口亦会成为城市中人。高楼底下风光
我们知道，现代城市的特色是高楼林立，密不插针。但我们都不知道，每个大城市几乎都拥有整个网络的地下水管、地下电缆、地底铁轨……甚至秘密地道，以支援地上城市的日常运作。
从巴黎的地下墓室，到曼哈顿的过时地道，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底下都有各自的地下世界，除了一小撮工程人员和历史学家外，人们都遗忘掉繁荣城市底下这个地下世界。
伦敦的城市设计，公认的糟糕，它的地下世界同样像个巨大迷宫，在其中迷失的历史多不胜数，例如曾一度璀璨辉煌的弗利特河，今天已成为地底阴沟，默默地把沟水导入泰晤士河。
伦敦城建于公元50年，1666年伦敦大火过后，建筑大师雷恩在河岸两旁建造了不少漂亮房子和新威尼斯式桥梁，但河畔居民似乎辜负了雷恩一片苦心，对河岸风水不屑一顾，渐渐地河流变了明渠，最后由于乏人管理，明渠恶臭难当，最终弗利特河等一应河流，都被封掩，成为暗沟，走出人们的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轰炸伦敦，人们才猛地想起脚底下还有个世界，数以千计伦敦人躲到地底车站，后来当局还建筑了好几个大型庇护站，每个庇护站包括上下两层两条1200尺长的地道。
今天的伦敦，地底铺设了770英里长的铁轨，以及100多个车站，另有40多个车站弃置不用。在白厅附近有个连接各政府部门的地道网，白金汉宫和伦敦塔附近亦有更为机密的地道网络，东、西伦敦的邮政服务，亦有铁路网络相连。另外，泰晤士河河底下也有20多条隧道，还有数千英里长、纵横交错的下水道，有的甚至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城市选址慎重
罗马不是在一天内建成的。事实上世界上各大城市的兴建都如是。美国政客花了7年才就华盛顿选址问题达成共识，澳洲政府用了9年时间才决定堪培拉要建于何处。尼日利亚首都于1981年始建，到现在仍未完工。巴西的政要于1789年开始构想建立内陆首都，而巴西利亚待到1956年才开始兴建。
城市选址的决定因素很多，交通方便便于贸易是其一，因而不少大城市建于沿岸地方；但亦有一些城市建于沙漠上，作为贸易路线（如丝绸之路）的中途站。
君士坦丁堡是中世纪欧洲最有财势的城市，是东方（地中海以东、印度、非洲）的财富与欧洲的羊毛和铁器产品交易地。另一大城市威尼斯近海，宝石、香料、象牙、丝绸等生意做得奇大。
其他因素还包括国际方面的，甚至宗教方面的。一个神圣的地方吸引众多游客，游客需要各式服务。
也有一些选址“出位”的城市。例如当年东印度公司想建立一个轻易进入恒河河谷市场的基地，便在远离海岸的一块沼泽地上建了个加尔各答，目前这个城市人口已发展至1550万之众。
伦敦是19世纪世界最重要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纽约成为世上首个人口达1000万的大都会。自此各地城市纷纷以惊人速度发展，时至今日，墨西哥城人口2500万，东京居民达2400万。
不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般市民回归农村的时期。公元100年左右，罗马极盛时，尽管罗马城周遭富沃的土地足以养活城内100万居民，但罗马人倾向从外地进口粮食，逐渐地对进口商品愈益依赖。公元455年汪达尔国王金塞里克攻占罗马，并禁止北非粮食输入，罗马财势大挫，接着中世纪黑暗时代到临，整个欧洲的城市居民，纷纷从城市回归农村。
如是者700年过去，直至公元1200年，人们才开始再度迁入城中，欧洲、亚洲的城市和城镇相继诞生。反映文化特色
每一个城市都反映该国政治、经济的历史背景，同时亦反映其文化、宗教特色。在阿拉伯世界的城市里，惟一的公共地方是散布清真寺附近的商业中心，反映伊斯兰世界普遍不愿向世界开放。
西非城市到处弥漫殖民主义色彩，上流社会的集中地，正是政府所处地区，而低下阶层居住的地方，在城市外围，所占面积最大。
美、加的城市，商业是主导，低下阶层居于市中心，外围是中产阶级。
南美的城市，教堂和市政厅位于其中，周围是西班牙殖民者居住区，贫民窟和低下阶层所占面积最大。
西欧城市的市中心、商业区和工业区分布均匀，上层社会集中居于外围一隅。
二、全球超级城市排行
（一）全球十大超级城市排行
1.日本东京
-2005年人口：3520万
-2015年预计人口：3550万
-经历1923年的地震及1945年的美军轰炸，仍发展成为人口超越美国纽约的全球最大城市，这个头衔将戴至2015年。
2.印度孟买
-2005年人口：1820万
-2015年预计人口：2190万
-在英国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城市，现时是印度的商业及娱乐之都。
3.墨西哥墨西哥城
-2005年人口：1940万
-2015年预计人口：2160万
-1985年曾遭受大地震蹂躏，仍为墨西哥的政治、金融及文化重镇。
4.巴西圣保罗市
-2005年人口：1830万
-2015年预计人口：2050万
-因处于富产咖啡豆的地区中心而崛起，现是巴西的金融中心。
5.美国纽约
-2005年人口：1870万
-2015年预计人口：1990万
-是全球首个超级城市，人口于1950年超过1，000万。虽已非世界最繁忙港口，但仍属美国的金融及传媒之都。
6.印度德里
-2005年人口：1500万
-2015年预计人口：1860万
-孟买有“宝里活”，班加罗尔是印度“硅谷”，德里则仍具古老帝国的风味，作为权力所在地，数百年来一直吸引大批移民定居。
7.中国上海
-2005年人口：1450万
-2015年预计人口：1720万
-位处长江入海口，坐拥地理优势，已发展为中国最大的都会区，并吸引大批外商投资。
8.印度加尔各答
-2005年人口：1430万
-2015年预计人口：1700万
-在英国殖民地时代，加尔各答曾是印度首府及最大的城市，今日，两样都不是了。
9.孟加拉国达卡
-2005年人口：1240万
-2015年预计人口：1520万
-孟加拉国是穆斯林国家，达卡是首都。
10.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2005年人口：1320万
-2015年预计人口：1680万
-是印度尼西亚首都，与其它沿海超级城市一样，若全球暖化导致水位上升，便容易泛滥成灾。
（二）、全球25座超级大城市
25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入选2011年全球超级大城市排行榜，在该榜单中，共有，其中有三座城市来自中国。日本东京在榜上稳居第一，而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的广州市。
所谓“超级大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型都市。日本东京市以3420万的人口总量稳居第一，而中国的广州市则以2490万的人口总量位列第二，排名第三的是韩国的首都首尔，人口总量为2450万。除了广州之外，中国另外两座上榜的城市是排名第10的上海和第20的北京。
在提到广州时，广州人口总量的官方数据为1033.4万，但这只是2009年地方政府提供的信息。由于广州市的工厂向四面八方蔓延，其人口数量比官方的数字要大得多；上海则被称为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最大城市”，它收容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政治、经济中心，每年都会迎来数目众多的新居民。
除上述城市外，入选“超级大城市”的还有印度首都新德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美国纽约、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国洛杉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
中国正在计划打造全球最大的超级城市，位于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附近的九个城市将合并为一，总面积高达1600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大伦敦（GreaterLondon。包括伦敦市区和郊区），比两个威尔士（Wales）还大。
即将诞生的这个超级城市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和出口加工业的中心，从广州一直延伸到深圳。将被包括进来的城市包括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惠州和肇庆等。
中国即将产生的这个超级大城市总人口将超过4200万，超过目前全球最大的超级城市东京。
未来六年这九个城市之间将上马150多个大型基建项目，涉及交通、能源、供水和通信及宽带网等领域，总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这些基建项目完工后这九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将会大大加强，成为一个完善的都市生活圈。此外，广州还将修建高铁与香港相连。这个计划的设想是随着城市之间的进一步融合，居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往来并分享不同城市的资源。肯定不会仿照‘大伦敦’和‘大东京’的叫法，因为这九个城市合并成整体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心。
（三）世界上五大超级城市群
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包括了纽约、费城、波士顿、华盛顿、巴尔的摩等城市和附近四十多个中小城市组成，面积1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500万人，产值占美国的30%，是全球最发达的地区。
纽约，全球著名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世界著名旅游城市，主要旅游景点有自由女神，中央公园等。
波士顿，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主要旅游景点有公园街教堂，邦克山等。
2、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跨国城市群，包括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加拿大的多伦多，蒙特利尔等世界名城。面积约2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0万。
芝加哥，美国第三大城市，世界摩天楼的故乡，被称为风城，世界著名旅游城市，旅游景点有西尔斯大厦，海军码头等。
多伦多，加拿大最大城市，全球最多元化城市之一，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和旅游城市，著名景点有皇后西街，国家电视塔等。
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包括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几大都市圈，主要城市有东京，横滨，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户等。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0万，日本最发达最富裕的地区，世界级城市群。
东京，日本首都，亚洲最大城市，国际化大都市。著名旅游景点有东京塔，新宿，秋叶原等。
大阪，日本第三大城市，太平洋城市群中心城市，主要旅游景点有天守阁，大阪城，四天王寺等。
4、英伦城市群
以英国首都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群，包括伦敦，利物浦，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等著名都市。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650万人。它是世界最早的城市群，城市密度也是世界级城市群中最大的。
伦敦，欧洲最大城市，世界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世界最著名的旅游中心城市，著名景点有伦敦塔桥，大笨钟等。
5、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以巴黎为核心构成的城市群，包括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等。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600万人。这是一个超级城市带，40多座城市星光熠熠。
巴黎，欧洲第二大城市，世界公认的五大国际都市之一，最浪漫的城市。著名旅游景点有艾菲尔铁塔，卢浮宫等。
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国际化大都市，全球年轻人最喜欢的城市，主要旅游景点有运河网，国家博物馆等。
三、中国出现超级城市集群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近两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均明确指出要“着眼开拓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以“三大战略”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和增长极。”
三大战略叠加之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抓住这五大城市群的发展机会才能把握住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
▶ 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还差什么？
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聚集能力强，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交汇，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深耕长三角”已经成为各房企主要战略。
2017年大数据工具的应用也使我们的研究视角更加丰富和立体，由春运期间的人口迁徙数据可以看出，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人口主要来自区内中小城市，南京、杭州、合肥作为省会城市，外来人口以本省其他城市为主。上海辐射范围最为广泛，同时上海人口也大量流入周边核心城市，城市间联动合作频繁。
▶ 雄安出，既有格局破，京津雄三足鼎立
京津冀是政府大力推动发展的城市群，规划推动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实质建设阶段，顶层设计决定了京津冀的空间格局与城市前景。“雄安新区”定位之高，彻底改变京津冀城市格局，京、雄、津成“三足鼎立”之势，他们发挥各自优势，错位发展，呈现差异化深层肌理。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至2020年，京津冀高铁网络建成，环京1小时通勤圈形成，新机场成重要综合交通枢纽，北京、雄安和天津将引领京津冀地区实现蝶变，随着交通网络日益密集化，连绵都市带的形成指日可待。
▶1个湾区，11座城市，粤港澳谁将蜕变
珠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多年来珠三角依托毗邻港澳的沿海区位优势，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奠定其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基础。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我们认为，作为首个国家层面确认的“湾区”，对标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具备成为世界级湾区的潜力。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2017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TOP50》报告时指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以及成渝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抓住这五大城市群的发展机会才能把握住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
2017房地产开发投资吸引力TOP50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上海、北京、深圳投资吸引力仍保持全国前三位，1.5线城市中天津首次排名进入前4；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重庆等核心城市经济基础强、人口流入多、市场需求旺盛，排名均位列前10。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城市投资吸引力保持领先优势。
中国五大超级城市群格局形成报告指出，在国家规划层面，城市群的发展也将进入加速期，未来中国核心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也逐渐清晰起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的叠加区域也将是未来发展最具潜力的区域。
京津冀本身就是三大战略之一，发展潜力最为突出，长三角、长江中游以及成渝城市群分布在长江经济带沿线，是东中西部产业转移的最主要横向通道，而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承担着海上对外开放以及创新升级的使命。
以上这五大城市群无疑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抓住这五大城市群的发展机会才能把握住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
五大城市群经济与人口分布占国土面积11%的五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55%，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潜力最突出的地区。
1、长三角、京津冀与珠三角三大传统城市群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效益，三大传统城市群都处于领先水平，也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中京津冀城市群规划规格高、政策执行力度大都表明京津冀将呈现追赶之势，与长、珠三角城市群的差距将缩小。
2、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虽然人均效益仍与发达城市群相差较远，但其依然是国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也是带动整个中西部崛起的核心，未来增长空间较大。
珠三角城市发展最为均衡，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差距较小，京津冀城市间梯度差异较大，成渝仍处于中心城市独大阶段。
1、从城市群GDP经验数据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梯度均衡；长三角与长江中游作为跨区域城市群，内部形成多个都市圈，多中心的结构使资源相对分散，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内多个中心城市实力均突出，城市群内竞争激烈；京津冀城市间的巨大差距也意味着后发城市具备较大增长空间；成渝仍以重庆和成都两大核心城市为主，城市群框架尚未形成。
2、从人口增量来看，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都是双核驱动的城市群，城市群内两大核心城市人口增量占比均超过整个城市群的六成。
京津冀城市群受益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五年常住人口增加近700万，人口凝聚力居首；
珠三角城市虽然面临制造业向内陆转移的压力，但2015年人口规模相对2010年仍增长4.6%，人口吸引力突出。
深圳和广州仍是珠三角人口流入最多的两个城市；
成渝城市群的人口增量也几乎被重庆和成都瓜分，两市人口增量几乎占到整个城市群的八成，表明无论是沿海地区的人口回流，还是对周边人口的吸引，重庆和成都无疑成为西南区域首选，这也是城市群发展不可避免的强核阶段。
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跨区域城市群，多核心发展是其重要的特征。
目前仅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形态形成夜间灯光格局印证了中国城市发展路径和城市群的形成过程。
中国指数研究院认为，虽然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以及成渝这五大城市群是未来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群的发展是渐次推进的，显然这五大城市群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国内目前仅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形成大面积高亮度区域，城市群形态形成。
核心城市产生辐射和外溢是城市群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只有核心城市经济体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出现外溢效应，目前国内仅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GDP达到2万亿规模，开始辐射周边。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仅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形成大面积亮度较高区域，表明长、珠三角城市群相对成熟，形成了城市群应有的城市层次与结构。
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天津亮度显著高于河北，更多地区仅核心城市亮度较高，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成渝城市群的成都、重庆；中原城市群的郑州；海西城市群的福州、厦门；关中城市群的西安等。
这也表明，这些区域尚处在发展初期，核心城市虹吸效应远大于外溢效应，尚未形成区域间的联动发展。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不断强化，社会经济中的城市群体化现象越来越显著。中国传统的省域经济，正在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潜力的核心地区。
通过对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海西、山东半岛7个城市群的经济、人口、土地概况进行分析，该机构发现：近5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群为长三角，尤其是“211”、“985”名校聚集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名列前茅；人口涌入最少则是海西城市群，即使核心城市福州和厦门，城市竞争力也稍弱。从土地占比和地区生产总值占比上来看，粤港澳的地均产出最高，是第二名长三角城市群地均产值的2倍；地均产出最低的为成渝城市群，仅占粤港澳城市群地均产出的1/7。从人均产出看，粤港澳城市群也居首位，其次为长三角城市群；人均产出最少的为成渝城市群。
城市群效应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是一种趋势。由于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落差，大城市拥有强大的虹吸效应。
河北有三百多万流动人口，超过三分之二都流到了天津和北京。但城市扩张也会带来大城市病，调整产业结构是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除此之外，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布局以缓解单一中心压力、规划发展城市群以产生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也可以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城市群是随着城市发展应运而生的。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将是中国今后聚集城市人口最关键的地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截至2017年3月底，国家先后批复了6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
人口流动也带来农村发展问题，如农村留守、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社会融合等。这与我国人口红利的保持和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由于行政计划控制人口与城市规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半城市化，迁徙人口无法定居、落户的问题导致了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与民工荒并存的局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林家彬提出，权利平等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他提出通过构建稳定的劳动关系、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举措增进城镇居民权利均等化。
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规模基尼系数从0.43增长到0.47。，这说明中国城市空间格局的两极化态势比较明显，大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对小城市要素的剥夺上，大中小城市的协调机制无法得到发挥，这将导致大城市过载和中小城市空心化的消极后果。治理对策之一是提升中小城市的向心力，由于小城镇在规模上没有优势，就需要走特色小镇的道路。
相应的，特色小镇的产生与城市群发展提速密不可分，城市群内城市等级齐全的长三角地区，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星罗棋布。有第三方机构统计，长三角城镇分布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80多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8%。京津冀城市群缺少300万以上城区人口的大城市分担京津职能；珠三角城市群多为大、中城市，小城市数量不足；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镇体系最为完备，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地产布局。
特色小镇对于农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吸引特色人才等具有促进作用。这其中，产业配套的落地成为小镇建设基础与价值外溢的前提条件。
以教育产业为例。12月15日，蓝湾未来领导力学校（Future Leadership Academy at Blue Bay，FLA）建校仪式启动，这是一所涵盖3-18岁全学段的全日制非营利学校。学校主校区位于海南大三亚地区，由绿城蓝湾小镇和前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核心管理与教育团队合作打造，将于2018年9月1日开学。借助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势，学校将开设海洋课程、热带雨林课程、中英双母语课程、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课程、国际理解课程、创客课程、高尔夫球课程等。
海南是人口流入大省，基于自然环境的天然因素，目前已有多个国际学校、医院落地。此前已有雅居乐投资双语学校，今年11月，“剑桥国际学校（Cam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授牌海南雅居乐双语学校。
开发商投资办学并非新鲜事，但绿城在海南投资办学，因应海南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国际学校的实验性与创新性样本效应。这从开发商角度而言，并非讲求直接的盈利，而是将来的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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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是“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之一，目前，普遍认为我国有三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地区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方面是有优势的。
第一，土地面积比较大，有20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1亿，而且有着深厚的历史发展基础.
第二，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与我国的发展战略相吻合在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从内部来看，京津冀在行政管理上是三个地区，而经济上是一个区域，最大的特点是发展不平衡，存在着环京津的“C型”贫困带问题。根据引力值测算，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协同性比长三角和珠三角要低，京津冀区域吸引力和溢出效应是最不对称的雄安新区的建设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区域优势非常明显。“我们判断，近期来看，雄安新区的建设规模，投资规模在万亿元级应该是有的”。
对于“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第一，在生态环境和发展方式上对标世界级城市群，要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突出绿色发展，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要限制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增长，同时促进产业向低碳化和高端化转型，从源头上降低和减少污染总量。第二，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不过度追求经济总量目标。京津冀如果要发展成世界级城市群，要对标其他世界级城市群的生态环境和发展方式，注重就业、居民收入、生态红线等问题。同时，要结合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和雄安新区的建设，以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要下决心解决“C型”贫困带问题，一定要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对于解决“C型”贫困带问题，周学东建议，金融资源配置要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引导京津地区金融资源跨区域配置；推动金融机构加大金融精准扶贫的工作力度，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高贫困地区、偏远山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融资的可得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金融扶贫当中应该要发挥更多的作用。此外，要扩大融资渠道，在雄安建设中，应该要探索开发出“雄安贷”和“雄安债”产品，稳妥推动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但也要重点防范金融风险。第三，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不简单复制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模式。京津冀发展世界级城市群必须要突出服务首都功能，服从首都功能需要，要符合北京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要提升北京的国际化水平，要提升天津和河北工业的科技含量。第四，形成良好的空间布局和高效的城镇体系。
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发展规划均已相继落地。在此基础上，又有多个城市群规划将按程序上报国务院。今年，城市群规划的工作有望全部完成。
特色鲜明看点多“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平原、滇中、天山北坡、呼包鄂榆等跨省级城市群规划，已征求相关部门和地方意见，并将按程序上报国务院。各省负责编制的省内城市群规划也进展顺利。城市群规划的工作有望今年全部完成。
从最新一批的城市群规划来看，相关城市群均有不少独特之处。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例，创新科技、跨境金融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在这里都有着很好的体现：深圳的高新产业和制造业优势突出，香港的高等教育资源和高端专业人才充足；广东享有自贸区政策优势，港澳分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和中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等大型基建工程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形成“1小时生活圈”，显著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再如关中平原城市群，编制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是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机遇。以陕西为主的关中及周边甘肃天水、山西临汾和运城、河南三门峡等地区应抓住机遇。
四大地区皆布局城市群规划加快编制的同时，各大城市群的发展步伐也在持续加快。当前，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的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东北地区的哈长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等都保持较快发展，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城市群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传统的省域经济和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城市的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0%的人口，创造了39.4%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
中国“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
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3、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在哪发展？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发展空间趋于饱和，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将在东北、中原、成渝等几大城市群培育和发展，再造若干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形成经济增长新节点。
中心城市未来要想形成竞争力和集聚效应，必须要布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将加快培育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加强城镇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功能联系，促进产业协作、功能互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点经济区。
中国的城市化，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由于城市发展机遇不均衡，中国城市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
2、为防止一线城市未来出现人口超载的情况，国家应发展多个区域中心；
3、为发展区域中心，建议实施行政区划改革，划小省份，增加省和直辖市的数量。
此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透露的信息，值得高度重视，这意味着中央在城市化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考，这将带来城市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对楼市、股市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三大背景也值得注意
第一，今年11月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
第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对城市工作有如下指示：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改革规划管理体制。
第三，多家媒体报道过，年底之前，中央将召开城市工作会议。
种种迹象显示，中央在城镇化、城市工作和房地产上，将有一列重要政策出台，绝对不仅仅是“楼市去库存、经济稳增长”这么简单。中央将为未来城市发展，做长久、全面的布局。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北京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让中央反思城市发展的战略，未来会把更多机遇分给京沪以外的大城市，也就是要再建10个左右的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不是以往的“区域中心”概念，而是带有全国性次中心的职能。
假如要再造10个中心城市，谁能入选？
有分析认为，以下几个城市可能发挥北京式中心城市的作用。
第一个是上海。这是不用讨论的问题，上海事实上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第二个肯定是广州，也没有疑问。虽然深圳的发展超过了广州，但在国家战略和广东内部城市定位里，广州一直高于深圳，广州在行政上是华南的中心（比如外交领事馆的分布上）。此外，广州是公认的一线城市（所以，广州房价肯定会补涨）。
第三、第四是天津和重庆，这也没有多少悬念。这两个城市已经是直辖市，是**局委员坐镇的城市，规格远超深圳、广州，虽然经济上还有差距。
第五是深圳。深圳吃亏在地理位置不太好，夹在广州和香港之间，缺少腹地。但由于是南方金融中心、创新中心，所以经济活跃度好于香港和广州。目前深圳由中央委员坐镇，在**地位上仅次于四大直辖市，超过广州和其他副省级城市。
在这轮竞争中，非省会城市比较容易出局：苏州距离上海太近，青岛、大连、宁波太靠边，厦门经济总量太小。他们显然很难跟济南、沈阳、杭州、福州竞争。
所以，最有竞争的城市就剩下这几个：沈阳、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长沙、郑州、西安、福州、昆明。从人口增量上看，长沙、郑州、南京、杭州在省会城市里最好；从地理位置和实际发挥作用上看，成都、武汉、南京、杭州更有优势。这几个城市里，竞争力稍差的是昆明、福州和西安。
综合分析，上述城市最有希望入选的，是沈阳、武汉、南京、杭州。成都事实上是西南中心，作用超过重庆，所以也很难落选。长沙、郑州竞争力其实很强，人口增量超过上述4大城市，如果落选非常可惜。
一个抢蛋糕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愿上述城市都有好运气。
分析最后提出，“未来中国出现10到12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城市，将是中国之福。大城市化是更为可行、更为集约的中国城镇化之路。”
中国“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
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中国要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在哪发展？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杨伟民解读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发展空间趋于饱和，新的中心城市重点将在东北、中原、成渝等几大城市群培育和发展，再造若干个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形成经济增长新节点。
中心城市未来要想形成竞争力和集聚效应，必须要布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将加快培育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加强城镇之间的要素流动和功能联系，促进产业协作、功能互补，形成支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重点经济区。
中国的城市化，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由于城市发展机遇不均衡，中国城市化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现象，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
2、为防止一线城市未来出现人口超载的情况，国家应发展多个区域中心；
3、为发展区域中心，建议实施行政区划改革，划小省份，增加省和直辖市的数量。
这意味着中央在城市化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考，这将带来城市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对楼市、股市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三大背景也值得注意第一，今年11月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
第二，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改革完善城市规划，改革规划管理体制。
第三，年底之前，中央将召开城市工作会议。
种种迹象显示，中央在城镇化、城市工作和房地产上，将有一列重要政策出台，绝对不仅仅是“楼市去库存、经济稳增长”这么简单。中央将为未来城市发展，做长久、全面的布局。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北京存在的一系列城市病，让中央反思城市发展的战略，未来会把更多机遇分给京沪以外的大城市，也就是要再建10个左右的类似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不是以往的“区域中心”概念，而是带有全国性次中心的职能。
假如要再造10个中心城市，谁能入选？
有分析认为，以下几个城市可能发挥北京式中心城市的作用。
第一个是上海。这是不用讨论的问题，上海事实上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第二个肯定是广州，也没有疑问。虽然深圳的发展超过了广州，但在国家战略和广东内部城市定位里，广州一直高于深圳，广州在行政上是华南的中心（比如外交领事馆的分布上）。此外，广州是公认的一线城市（所以，广州房价肯定会补涨）。
第三、第四是天津和重庆，这也没有多少悬念。这两个城市已经是直辖市，是**局委员坐镇的城市，规格远超深圳、广州，虽然经济上还有差距。
第五是深圳。深圳吃亏在地理位置不太好，夹在广州和香港之间，缺少腹地。但由于是南方金融中心、创新中心，所以经济活跃度好于香港和广州。目前深圳由中央委员坐镇，在**地位上仅次于四大直辖市，超过广州和其他副省级城市。
在这轮竞争中，非省会城市比较容易出局：苏州距离上海太近，青岛、大连、宁波太靠边，厦门经济总量太小。他们显然很难跟济南、沈阳、杭州、福州竞争。
所以，最有竞争的城市就剩下这几个：沈阳、南京、杭州、武汉、成都、长沙、郑州、西安、福州、昆明。从人口增量上看，长沙、郑州、南京、杭州在省会城市里最好；从地理位置和实际发挥作用上看，成都、武汉、南京、杭州更有优势。这几个城市里，竞争力稍差的是昆明、福州和西安。
综合分析，上述城市最有希望入选的，是沈阳、武汉、南京、杭州。成都事实上是西南中心，作用超过重庆，所以也很难落选。长沙、郑州竞争力其实很强，人口增量超过上述4大城市，如果落选非常可惜。
一个抢蛋糕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愿上述城市都有好运气。
分析最后提出，“未来中国出现10到12个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城市，将是中国之福。大城市化是更为可行、更为集约的中国城镇化之路。”
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发展规划均已相继落地。在此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平原、滇中、天山北坡、呼包鄂榆等跨省级城市群规划，已征求相关部门和地方意见，并将按程序上报国务院。各省负责编制的省内城市群规划也进展顺利。
城市群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成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但在此发展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实际问题。一方面，中国现有城市发展水平整体仍然较低，行政色彩浓厚。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明显。中心城市作用和贡献率低，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城市群等级体系不健全，缺少次中心城市。对于跨省域的城市群，**之间协调能力不足，城市间产业结构雷同，没有形成良好的分工协作格局，多数城市群仍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
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统计，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例如，长春、石家庄、济南等30多个城市规划建设金融中心。对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而言，由于追求全面发展，导致**、经济、文化、金融等多重职能过度集中，引发人口膨胀，城市规模超大。近年来，人口调控成为这些特大城市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当前，由于各地对综合发展指标的盲目追求，“铺摊子”、“摊大饼”成为许多城市一贯的发展思路，一味向着“高、大、全”的目标前进，也失去了城市原有的特色。现有部分城市群建设存在区域重叠、功能重合、小而分散等问题，这使得一些城市群不但没有形成聚合效应，反而有了“割裂”的趋向。
一方面，城市群的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存在产业同构，甚至恶性竞争。从城市群的发展和演化来看，城市发展都会产生诸如区域性发展规划、环境治理与保护、交通与通讯等一系列跨界需求，而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制度使**过多注重辖区范围内的事务，而忽视了跨界需求。由于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趋势，各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显著，导致各城市没有协同发展，反而竞争激烈。
另一方面，缺乏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协调政策，一些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供给过度和不足并存。城市群内一些中小城市重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而核心城市则供给过度。在城市间缺乏资源的情况下，从原材料争夺到产品的相互竞争，极大地损耗了财力、物力和人力，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各地方**都从完善自身功能、提升自身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忽视了城市群组团式的发展方式。比如，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机场在1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过剩，造成珠海机场常年亏损运营。
城市群作为一个区域形态，必须具有三大要素：群核，也就是具有辐射力、带动力的中心城市；群集，包括城市群集和产业群集，使得群内城市功能互补，达到同城一体化的发展形态，并实现产业分工合作，错位协同发展；群网，包括交通、信息、市场等网络的构建。这三个要素都具备之后，才是成熟的城市群发展态势。面对严峻的城市病，城市管理者应学会“放弃”。
城市群在具体发展中，要摒弃高大全的思路，鼓励中小城市依据自身特色来发展，依据自己的产业优势来进行定位。同时，各地的政策必须稳定，规划应适度超前，杜绝朝令夕改。城市群作为一个网络的概念，城市群内的每个城市都是一个枢纽节点。各城市相互支撑、相互依靠，城市规模有大小、功能有不同，但在利益上是平等的主体。在城市群的规划设计上，强调的是双赢和多赢效应。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从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场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从未改变。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以往摊大饼式的粗放型发展，转为注重内涵的集约型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从简单的GDP、人口、城市规模等转变为多层次、多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一二三线城市的划分在最近1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强”“二线弱”等概念层出不穷。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创新能力强、人才资金流动活跃、绿色宜居的二线大城市崭露头角，直追中国城市第一方阵。
准一线城市争“上位”不那么容易在中国城市发展竞争力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连续10多年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评价体系也从单一的经济竞争力扩展为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以及当下武汉、苏州、天津、南京、杭州、成都等“准一线城市”应如何谋求上位，本刊编辑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进行了深度访谈。
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提法，这个“线”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过去主要是通过行政级别、城市人口和GDP规模划分的。大概在世纪之交时，一些房地产等企业选择城市投资时，提出了市场化的分级问题。我曾遍查相关文献，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一二三四线”分级问题并没有最早的文献来源和令人信服的标准，所以，可谓是标准的现代版“传说”。目前，大家大致认同二线城市是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及个别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三线城市是除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外的省会城市，若干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
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已经达成共识，而所谓的“准一线”或“新一线”概念的兴起，似乎说明二线城市并非一条水平线，区域性的大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对这两个概念，您有什么看法？
社会上出现的这两个概念，考虑了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群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5大指标。概念的推出具有一定背景，也反映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但不完全准确。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正从单向极化即高端资源向少数高端城市聚集，转变为极化扩散，即少数高端资源向高端城市聚集，同时部分资源向次高端城市扩散。这就导致二线城市的分化。
某些“准一线”在发展水平和单项功能上，与一线的差距日渐缩小，但在综合功能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这是新时代的特征，也是基本现代化在城市发展格局上的反映。当我们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就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城市体系从层级关系变成网络关系，即多数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顶尖的“灵蛇之珠”专项功能，城市间功能互补性增强。
准一线方阵正在形成半月谈：今年6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6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天津、北京、澳门、苏州和武汉。除去港澳台，内地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外，天津、苏州、武汉也位列前10，这是否说明这3座城市进入到一线城市方阵？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市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区域中心城市正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判断准一线城市主要根据一个城市的经济中心度、金融中心度、科教中心度、交通中心度、信息中心度等综合标准。
天津、苏州、武汉三个城市位列前10，充分说明在综合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具备了一线城市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与北上广深相比，津苏汉都有或多或少的现实差距，因此还称不上是完全的一线城市。
除津苏汉外，还有一些城市可归为准一线城市。东部地区，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发达也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其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宁波等已经具备准一线城市的条件。京津冀地区则主要是天津有跻身准一线的资格。厦门、青岛、大连等城市作为各自区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具备了准一线的条件。在中部，长沙、郑州也具备准一线的资格。西部则主要是成都、西安、重庆。
从总体上看，一座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离不开人、财、产业。那么，从这些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您认为目前哪些准一线城市最有“上位”的潜力？
依序是杭州、苏州、武汉、成都、重庆、天津、郑州、合肥、长沙、西安、大连等。这是从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潜力相对较好的城市。
过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6年GDP和常住人口分别位列全国第9位和第8位。在中部六省的所有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3项均排第一位。
之所以说武汉的潜力很大，首先在“人”的方面。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房价、城市拥挤等因素形成了离心力，中部地区和城市相对经济地位提升、就业居住吸引力增加，人口持续向一线城市集聚的趋势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2016年武汉共增加常住人口15.85万人，并且积极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条》，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在产业方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巩固了武汉作为全国重要创新城市的地位。
第三在交通方面，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城市，武汉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突出。
治理大城市病是重中之重半月谈：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您认为，准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
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规划和构建中国城市体系，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要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第二，要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第三，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目前，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指标有很多，中国社科院为什么要构建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三大指标体系？
总体上说，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这个“价值”有两层涵义，一是当前创造价值的能力，一是未来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我们构建的三大指标体系中，综合经济竞争力是指当前现实的竞争力，从产出的视角，评价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长和综合经济效率。采用GDP连续5年平均增量和地均GDP来合成衡量。GDP的增量综合反映了城市收益扩展的速度及规模变动，克服了增长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可比性较差的缺陷。地均GDP，严格讲是地均绿色GDP，则综合反映了单位空间上的经济收益，以及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反映了城市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效率。
宜居竞争力主要从投入的视角考察。人的劳动和创造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宜居竞争力决定了城市对于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城市的产业体系竞争力。根据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框架，宜居竞争力由教育环境、医疗环境、安全环境、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经济环境这7个方面构成。
可持续竞争力是指未来和潜在的竞争力。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可持续竞争力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城乡一体和对外开放6大方面。
“择良城终老”，何谓良城？
人们常说“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一座城市的好与不好，每个人都可能有其主观判断。在通往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可谓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座准一线大城市，应该是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择良城终老，“良城”可以体现在8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价值的出发点和落脚地。一些“空城”“鬼城”就是扭曲了这一根本价值的反面典型。在理想的宜居城市里，市民身体健康、精神愉悦、生活幸福、文明和谐；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私人服务的均衡化能确保大多数居民便捷、舒适的享用。二是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表现为企业的良好发展、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优越的创业营商环境。三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只有创新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发达，知识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四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以公平的社会制度和包容的社会精神为保障，顺畅有序运转的城市，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都能通过合理的机制加以解决，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尊重和体现。五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被作为自然循环过程之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融为一体。六是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魅力的标志。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吸引下，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工作、生活，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城市文化画卷绚烂多彩。七是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中心城区与小城镇、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各方面共同发展，城乡居民在田园般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现代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和便利基础设施，城乡完美融合。八是开放便捷的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城市更加“智慧”，也能汇集公众智慧，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不断创新。
准一线城市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冯奎所谓“准一线城市”，并不是一个科学或者说有明确内涵限定的概念。它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更多地见诸媒体与社会评论之中，泛指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杭州、天津、南京、武汉、苏州、成都等城市。它们的特征是GDP过万亿甚至接近2万亿元，人口将近千万甚至超过千万，并且城市的行政级别较高。
准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上位并非易事，意味着相互之间必然要争夺城市发展空间。这里面有两大限制因素。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下压。天津要上位，受限于北京；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苏州紧邻上海，它们的上位受制于上海；武汉、成都分别是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它们除了受到一线城市的下压，也要受“左邻右舍”合肥、长沙、南昌、重庆等城市的激烈竞争。往深了说，准一线、一线城市争夺的东西就是国家的空间资源、战略资源。所有期望上位的准一线城市，都是试图对国家经济地理进行重塑，都要面临一线城市以及其他准一线、二线城市有形或无形的反制。
第二个是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有多种原因，但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经济与人口的总量规模上它们是第一阵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经济总量都在2万亿至3万亿元之间，人口规模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分别在国家的**、经济、开放、创新等领域占据极其显赫的地位。成就这些城市的，除了与国家对它们的定位有关，重要的是它们都在规模扩张年代、速度为王的时代，抢到了先机。
现在，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分别提出建设用地的减量增长，而GDP的增长既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将发生变化，不再走平面扩张的模式，而是走创新转型的模式。紧随其后的准一线城市，未来也必将面临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规模扩张来超越一线城市，前景就会变得很渺茫。
短时间来看，所谓一线、准一线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格局。不过把时间线拉长，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城市地位的变化受到**、经济、技术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城市演变发展历程表明：城市体系与格局是时代进步在特定空间上的映射。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与区域化、国际化与特色化等方面的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这是一线城市在全球争夺领先地位的新阶段，也是准一线城市上位的窗口机遇期。对于国内的准一线城市，需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
第一，要在城市圈发展中谋求新空间。未来的竞争，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而是一群城市与一群城市的竞争。城市圈极大地扩展了大城市的空间范围，扩展了用于支撑未来发展的腹地，有利于解决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城市人口多样化生活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大城市病，有利于提升大城市整体竞争力。杭州、武汉、苏州等准一线城市在拓展城市圈方面完全可以抢得先机。
第二，要在国家区域大战略中谋求新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这些大战略是国家在空间战略上的巨大拓展，在协同开放上的重大提升。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大板块战略相结合，构成了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都已经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国家战略中抢先定位、谋求发展的高地，必将为自身带来广阔的外围空间力量，有利于这些城市形成更强的国家战略意识，培育国家战略能力。
第三，要谋划发展以信息与数据为内容的既虚拟又真实的空间。信息与数据，是城市新的核心发展要素。高居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有的其物理空间并不是最大的，但在信息流、数据流所构成的“流”的空间上却广大无疆。这是一种空间重构，是准一线城市上位面临的巨大机遇。这方面较好的例子是杭州。一些准一线城市，从地域来看，周边强市林立，按传统的竞争方法，是难以从区域城市走向全国性的一线城市。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抢抓新科技带来的机遇，迅速在物理空间上叠加出强大的数字空间，那么就能跃上一步，更加逼近城市体系的高端位置。（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从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场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从未改变。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以往摊大饼式的粗放型发展，转为注重内涵的集约型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从简单的GDP、人口、城市规模等转变为多层次、多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一二三线城市的划分在最近1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强”“二线弱”等概念层出不穷。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创新能力强、人才资金流动活跃、绿色宜居的二线大城市崭露头角，直追中国城市第一方阵。
准一线城市争“上位”不那么容易在中国城市发展竞争力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连续10多年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评价体系也从单一的经济竞争力扩展为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以及当下武汉、苏州、天津、南京、杭州、成都等“准一线城市”应如何谋求上位？
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提法，这个“线”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过去主要是通过行政级别、城市人口和GDP规模划分的。大概在世纪之交时，一些房地产等企业选择城市投资时，提出了市场化的分级问题。我曾遍查相关文献，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一二三四线”分级问题并没有最早的文献来源和令人信服的标准，所以，可谓是标准的现代版“传说”。目前，大家大致认同二线城市是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及个别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三线城市是除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外的省会城市，若干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
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已经达成共识，而所谓的“准一线”或“新一线”概念的兴起，似乎说明二线城市并非一条水平线，区域性的大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对这两个概念，您有什么看法？
社会上出现的这两个概念，考虑了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群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5大指标。概念的推出具有一定背景，也反映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但不完全准确。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正从单向极化即高端资源向少数高端城市聚集，转变为极化扩散，即少数高端资源向高端城市聚集，同时部分资源向次高端城市扩散。这就导致二线城市的分化。
某些“准一线”在发展水平和单项功能上，与一线的差距日渐缩小，但在综合功能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这是新时代的特征，也是基本现代化在城市发展格局上的反映。当我们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就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城市体系从层级关系变成网络关系，即多数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顶尖的“灵蛇之珠”专项功能，城市间功能互补性增强。
今年6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6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天津、北京、澳门、苏州和武汉。除去港澳台，内地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外，天津、苏州、武汉也位列前10，这是否说明这3座城市进入到一线城市方阵？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市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区域中心城市正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判断准一线城市主要根据一个城市的经济中心度、金融中心度、科教中心度、交通中心度、信息中心度等综合标准。
天津、苏州、武汉三个城市位列前10，充分说明在综合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具备了一线城市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与北上广深相比，津苏汉都有或多或少的现实差距，因此还称不上是完全的一线城市。
除津苏汉外，还有一些城市可归为准一线城市。东部地区，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发达也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其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宁波等已经具备准一线城市的条件。京津冀地区则主要是天津有跻身准一线的资格。厦门、青岛、大连等城市作为各自区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具备了准一线的条件。在中部，长沙、郑州也具备准一线的资格。西部则主要是成都、西安、重庆。
从总体上看，一座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离不开人、财、产业。那么，从这些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哪些准一线城市最有“上位”的潜力？
杭州、苏州、武汉、成都、重庆、天津、郑州、合肥、长沙、西安、大连等。这是从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潜力相对较好的城市。
过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6年GDP和常住人口分别位列全国第9位和第8位。在中部六省的所有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3项均排第一位。
之所以说武汉的潜力很大，首先在“人”的方面。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房价、城市拥挤等因素形成了离心力，中部地区和城市相对经济地位提升、就业居住吸引力增加，人口持续向一线城市集聚的趋势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2016年武汉共增加常住人口15.85万人，并且积极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条》，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在产业方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巩固了武汉作为全国重要创新城市的地位。
第三在交通方面，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城市，武汉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突出。
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您认为，准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
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规划和构建中国城市体系，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要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第二，要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第三，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目前，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指标有很多，中国社科院为什么要构建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三大指标体系？
总体上说，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这个“价值”有两层涵义，一是当前创造价值的能力，一是未来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我们构建的三大指标体系中，综合经济竞争力是指当前现实的竞争力，从产出的视角，评价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长和综合经济效率。采用GDP连续5年平均增量和地均GDP来合成衡量。GDP的增量综合反映了城市收益扩展的速度及规模变动，克服了增长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可比性较差的缺陷。地均GDP，严格讲是地均绿色GDP，则综合反映了单位空间上的经济收益，以及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反映了城市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效率。
宜居竞争力主要从投入的视角考察。人的劳动和创造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宜居竞争力决定了城市对于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城市的产业体系竞争力。根据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框架，宜居竞争力由教育环境、医疗环境、安全环境、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经济环境这7个方面构成。
可持续竞争力是指未来和潜在的竞争力。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可持续竞争力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城乡一体和对外开放6大方面。
6“择良城终老”，何谓良城？
人们常说“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一座城市的好与不好，每个人都可能有其主观判断。在通往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可谓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座准一线大城市，应该是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择良城终老，“良城”可以体现在8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价值的出发点和落脚地。一些“空城”“鬼城”就是扭曲了这一根本价值的反面典型。在理想的宜居城市里，市民身体健康、精神愉悦、生活幸福、文明和谐；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私人服务的均衡化能确保大多数居民便捷、舒适的享用。
二是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表现为企业的良好发展、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优越的创业营商环境。
三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只有创新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发达，知识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
四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以公平的社会制度和包容的社会精神为保障，顺畅有序运转的城市，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都能通过合理的机制加以解决，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尊重和体现。
五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被作为自然循环过程之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融为一体。
六是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魅力的标志。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吸引下，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工作、生活，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城市文化画卷绚烂多彩。
七是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中心城区与小城镇、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各方面共同发展，城乡居民在田园般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现代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和便利基础设施，城乡完美融合。
八是开放便捷的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城市更加“智慧”，也能汇集公众智慧，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不断创新。
7冯奎：准一线城市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所谓“准一线城市”，并不是一个科学或者说有明确内涵限定的概念。它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更多地见诸媒体与社会评论之中，泛指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杭州、天津、南京、武汉、苏州、成都等城市。它们的特征是GDP过万亿甚至接近2万亿元，人口将近千万甚至超过千万，并且城市的行政级别较高。
准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上位并非易事，意味着相互之间必然要争夺城市发展空间。这里面有两大限制因素。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下压。天津要上位，受限于北京；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苏州紧邻上海，它们的上位受制于上海；武汉、成都分别是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它们除了受到一线城市的下压，也要受“左邻右舍”合肥、长沙、南昌、重庆等城市的激烈竞争。往深了说，准一线、一线城市争夺的东西就是国家的空间资源、战略资源。所有期望上位的准一线城市，都是试图对国家经济地理进行重塑，都要面临一线城市以及其他准一线、二线城市有形或无形的反制。
第二个是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有多种原因，但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经济与人口的总量规模上它们是第一阵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经济总量都在2万亿至3万亿元之间，人口规模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分别在国家的**、经济、开放、创新等领域占据极其显赫的地位。成就这些城市的，除了与国家对它们的定位有关，重要的是它们都在规模扩张年代、速度为王的时代，抢到了先机。
现在，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分别提出建设用地的减量增长，而GDP的增长既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将发生变化，不再走平面扩张的模式，而是走创新转型的模式。紧随其后的准一线城市，未来也必将面临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规模扩张来超越一线城市，前景就会变得很渺茫。
短时间来看，所谓一线、准一线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格局。不过把时间线拉长，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城市地位的变化受到**、经济、技术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城市演变发展历程表明：城市体系与格局是时代进步在特定空间上的映射。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与区域化、国际化与特色化等方面的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这是一线城市在全球争夺领先地位的新阶段，也是准一线城市上位的窗口机遇期。对于国内的准一线城市，需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
第一，要在城市圈发展中谋求新空间。未来的竞争，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而是一群城市与一群城市的竞争。城市圈极大地扩展了大城市的空间范围，扩展了用于支撑未来发展的腹地，有利于解决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城市人口多样化生活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大城市病，有利于提升大城市整体竞争力。杭州、武汉、苏州等准一线城市在拓展城市圈方面完全可以抢得先机。
第二，要在国家区域大战略中谋求新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这些大战略是国家在空间战略上的巨大拓展，在协同开放上的重大提升。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大板块战略相结合，构成了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都已经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国家战略中抢先定位、谋求发展的高地，必将为自身带来广阔的外围空间力量，有利于这些城市形成更强的国家战略意识，培育国家战略能力。
第三，要谋划发展以信息与数据为内容的既虚拟又真实的空间。信息与数据，是城市新的核心发展要素。高居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有的其物理空间并不是最大的，但在信息流、数据流所构成的“流”的空间上却广大无疆。这是一种空间重构，是准一线城市上位面临的巨大机遇。这方面较好的例子是杭州。一些准一线城市，从地域来看，周边强市林立，按传统的竞争方法，是难以从区域城市走向全国性的一线城市。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抢抓新科技带来的机遇，迅速在物理空间上叠加出强大的数字空间，那么就能跃上一步，更加逼近城市体系的高端位置。
北上深广作为一线城市，已代表中国迈向全球城市序列。2016年12月底，新一轮国家中心城市落定，一共8座城市被列入这一塔尖序列。未来新兴国家的中心城市就是世界中心城市，中国的中心城市，就将是世界中心城市。以科学的规划引领城市发展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主政者深谙，城市发展与治理必须遵循规律。城市本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规划、建设、管理环环紧扣，相互交织，要以一个高段位的规划统领，科学且精准布局，才能为以后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下基础。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分别提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但在区域经济专家看来，中国的中部和西部都需要大城市群来带动。
基于尼尔森2014年发布的最新零售普查结果，以GDP、人口与零售销售额3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已经出现四大超级城市集群，分别为上海—杭州—南京城市群、北京—天津城市群、广州—深圳城市群以及青岛—济南城市群。这些城市集群对刺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随着中国消费者收入的不断提高，他们的购物动机已从满足日常需求，发展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如何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关键。
把城市集群作为一个分析单元，有助于零售商和生产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零售商应该综合考虑作为一个城市集群的市场规模、政策优惠和物流等因素，有针对性地调整战略布局及资源分配。
相对发达的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和东北一些城市的发展指数增长更为显著。除了超级城市集群外，尼尔森同时还定义出中国的8个发达城市中心和4个次发达城市中心。与超级城市集群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同，这些城市中心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
在尼尔森调研覆盖的全国超过2000个城镇中，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近两年的零售额增长迅猛。这说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者也开始追求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随着下一波消费升级浪潮的到来，更加完整的现代零售网络将促进这些地区的消费达到更高发展水平。
尼尔森第三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结果还显示，消费者更青睐“健康”概念产品。“健康”概念在中国一线至四线城市的消费者关注议题中均居首位，在农村地区也仅次于“收入”概念，排名第二。这是2013年第三季度后，“健康”概念再次超越“收入”概念，成为一线至四线城市消费者一致最关注的话题。
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城市消费者表示会坚持锻炼身体，并关注健康资讯，在选择饮食时会考虑热量等营养因素。此外，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也体现在他们的消费选择上。尼尔森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最关心的零食属性为无人工色素（58%）、全天然（54%）、无人工口味（54%）、非转基因（53%）和有机（45%），这些比例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1、长江中游城市群进入我国城市群序列
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从地理位置上看，由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组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既承东启西又连南接北，应该说是战略地位突出。
3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顶的上400多个新加坡。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很多城市均被覆盖，重点城市尤其如此，咱们可以预测，未来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的脚步必将加快。
国务院是咋定位长江中游城市群？我们可以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所提的四个“打造”看出一二。第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第二，打造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第三，打造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第四，打造“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
从国务院的定位可以看出，未来长江中游城市群无论是对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还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长江中游城市群未来具体任务是啥？《规划》中的这六句话是重点，一起来看。第一，要城乡统筹发展。这也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的定位是一致的。第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无论是交通运输网络，还是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迫在眉睫。第三，产业协调发展。优势产业集群、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农业基地，是协调发展的重点。第四，共建生态文明。“绿色化”丰富了生态文明内涵，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如今显得越来越重要。第五，公共服务共享。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共建共享水平未来需要提高。第六，深化对外开放。“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就是要推进国内外区域合作，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2、长三角、珠三角两大城市群进入规划
其中，长三角率先于1992年建立了15城市间合作机制。2010年，国务院批准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占国土面积的2.19%。根据规划，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区域内25个城市被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
2014年，全国GDP达到63万亿元，而长三角仅核心区16个城市GDP总量便已突破10万亿元，增速均值为9.0%。此外，区域协同发展还进一步提升了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能力。
目前，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并已成为国际公认的6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则是1994年广东省委七届三次全会上。2008年12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正式发布。
珠三角城市群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并与港澳紧密合作。
珠三角地区充分继承和发挥了改革开放以来“试验田”的作用，极大地吸引和聚积了全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与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珠三角同属一省管辖，资源整合协调能力突出；地理上毗邻港澳，“泛珠三角”的大区地缘优势明显。
2013年，珠三角9个仅占全国面积0.57%的城市，却创造了全国9.33%的GDP。
3、京津冀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进入编制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规划按照“2+8”的模式制订，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8个次中心城市。
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被写入同年政府工作报告。
为了更好的衔接整个河北省的规划，新的京津冀规划将涵盖河北省全部。
成渝城市群以2011年获批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为依托，横跨四川省和重庆市，以成都、重庆两城市为核心，包括四川省内11城市以及重庆整个地区。在国家层面，成渝城市群已纳入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规划中。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一起，分属长江上中下游、西中东区域。
除此之外，未来还会有哪些城市群？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如今，里面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获批，成为了现实。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我们可以猜测，未来成渝、中原、哈长等城市群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也有很大可能性。
四、超级城市化进程
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有研究机构称，２０２０年中国城镇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六成，２０３０年将达到七成。届时，中国将诞生人口超过２５００万的“超级城市”，以及拥有６０００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城市群。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直面的热点话题。面对“超级城市”和“超级城市群”的出现，中国准备好了吗？
在临近上海的浙江省嘉善县，搞了十几年服装生意的周萱去年开始改种番茄，这是因为世博会每天要求大量的番茄供应。
嘉善县位于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每年一半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上海，七成游客和九成外资由上海进入嘉善。这种资本和货物的双向流动给大上海和小嘉善都带来了现实的益处，而这只是中国“超级城市”和它带动的城市群发展的一个缩影。
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动以龙头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的战略非常成功。１９９６年就提出“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三角及长江流域发展”；２００８年９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再次明确提出，长三角地区要建设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包含２２个城市，创造了中国２１％的经济总量、２５％的地方财政收入、２４％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和３０％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经济总量已超过不少西方国家。
世博会效应在这个城市群中也最为显著。据有关机构统计，上海世博会８年建设筹备期间，每年拉动了长三角地区３０％的投资；在举办世博会期间，这一数有望达到５０％。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株潭、成渝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群，构成了今天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基本面貌。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上千万的“超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带动这个城市群的发展，而在“超级城市”周边也聚集着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城市。
较早起步的东部沿海城市群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六十年系列报告》称，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占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包括市辖县）的三成三。
２００９年，中国总体城市化率达到４６％，逼近５０％的“转折点”。中国在历史上即将首次出现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局面，可谓“自古未有的大变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群在“超级城市”的引领下率先成形。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在逼近顶点，而“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城市化则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上海希望借助世博会的东风，奠定世界级大都市的地位；广州、深圳分别借助珠三角和临近港澳的区位优势，力图在未来的世界都市中占有一席之地。
围绕这些“超级都市”进行的城市群建设，越来越成为当前“中国式”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中国是近年来全球城市群发展最快的国家。”
中国政府在区域规划方面也越来越注意城市群所起的重要地位，今年中国还将出台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性文件，其中跨省域的都市圈规划引人注目。最近正在研究制定长三角区域发展规划、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
日前，中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沈阳经济区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规划。这个位于东北辽宁省、包含８个省辖市的城市群由此拥有了“先行先试”的权利。
这个城市群的核心就是拥有“超级城市”潜质的沈阳。这个拥有７００多万人口东北第一大城市对区域内其他七城市辐射和吸引作用非常明显，相邻的抚顺、本溪、铁岭等城市都在与沈阳相连的地方修建新城、新市镇，城市重心明显向沈阳倾斜。
城市群经济乃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政府的引导和规划无疑将加速这一进程。因为这将打破城市间行政壁垒，改变城市单打独斗甚至‘以邻为壑’现象，形成城市群的合力。
超级城市群是相对于城市群而言的，是指比城市群更强经济辐射力的城市群，是“大都会区”、“大都市圈”的别称。
城市群（又称城市带、城市圈、都市群、都市圈或都会区）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城市的集合。城市群的特点反映在经济紧密联系、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交通与社会生活、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互影响。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
中国的超级城市群包括现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已经成型的超级城市群，还包括2011年国家新规划的“大成渝”超级城市群，已经未来可能在中国的东北亚地区出现的“第五极”。
尽管城市群发展正“方兴未艾”，但也有专家提醒，即便经济体量、人口密度等已经极具规模，但中国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与发达国家同类城市相比，各方面成熟度仍有很大差距，自身建设尤其是社会服务功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不足更加明显，对周边卫星城市的资源吸附仍然多于反哺。
尽管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迅猛，但和美国五大湖区、日本阪神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等世界级城市群相比，目前整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由市场规律使然形成合理、互补的经济格局也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五、中国超级城市体构想
是指为更大限度的实现规模效应，而逐渐形成的“紧密型城市群”。由于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中国诞生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正在向“紧密型城市群”集结迈进，一个常住人口达3000多万、地区生产总值近2.5万亿的“世界超级城市体”正在珠三角诞生。除了珠三角以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直辖市重庆、河南郑州等均有拟建超级城市体的理论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通通信发展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区域一体化程度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各级行政区域之间仍然壁垒高筑，各自为政，在此情形下，企业往往倾向于分散在各级小区域内搞自我发展。这严重抑制了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不利于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
21世纪是城市的时代，是逐步走向城市网络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产业或服务不再与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或不再以其所在地的“供养”人口服务为主业，其服务辐射范围也远远超过了当地居民。它立足于某地，却服务于全球或大区域，植根于小城市却服务于大城市。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类空间组织形式越来越发展，并在其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
中国的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GDP每增加1美元，出口就增加51美分，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过于依赖全球贸易环境。而未来几年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将会放缓，或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全球贸易环境可能恶化。
中国人口结构正变得不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五年内，中国人口抚养比会达到最低值；之后，人口变化趋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未来20年内，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995年日本的水平，而正是在那时，日本失去了增长的动力。人口变化趋势也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越发紧迫，中国必须在20年内实现工业化，否则将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中。
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进一步破坏将引发巨大的经济成本。比如，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已经两倍于可持续发展所限定的水平。如果空气质量继续恶化，将出现严重的城市健康危机。水污染的情况与空气污染类似。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所有工厂必须安装相应的处理设备，这会增加生产成本，并减缓经济增长步伐。
中国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由于政府拥有所有关键生产要素，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要素的价格就被压低。但没有合适的定价，这些资源将被滥用，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让资源消耗回到可持续路径上，中国可能需要把水、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价格提高一倍到两倍。当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降低。
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的提速，一个人口超过3000万、地区生产总值近2.5万亿的“超级城市体”正在珠三角渐露雏形。
广州、佛山车辆年票实现互通，一年可为两地车主节省4亿多元，年票互通下一步将推广到珠三角9个城市；今年底前广佛两地出租车将实现联运，公交覆盖面进一步扩大；珠三角8市已实现公积金异地贷款……从基础设施对接，到产业对接，到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的对接——目前，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珠三角区域于1994年首次正式提出。该区域面积为24437平方公里，占广东国土面积的14%。而该区域2008年的GDP占广东经济总量的84%。
“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广州、佛山、深圳、东莞‘紧密型城市体’已经初步成型。”日前在广州举行的“珠三角地理经济结构变化研讨发布会”上，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多年累积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正在推动该区域进入“超级城市体”时代。珠三角地区的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正在向“紧密型城市群”集结迈进，一个常住人口达3000多万、地区生产总值近2.5万亿的“世界超级城市体”正在珠三角诞生。与此同时，珠三角新的经济增长极也呼之欲出。随着珠三角交通体系的成熟和一体化的推进，这种在市场竞合状态下的主动错位态势日渐显山露水，穗佛莞深“功能分区”已初露端倪。一个依靠地缘优势、产业布局以及城市区域功能主动错位发展的“世界超级城市体”已渐成雏形。
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在于珠三角城市一体化，而推动珠三角城市一体化的突破口就在于广佛同城化。穗深佛莞四城同时纳入首批广东“无线宽带城市群”、广佛地铁和穗莞深城际轨道开工、《推进珠江口东岸地区紧密合作框架协议》和《广佛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等接连不断的举措奠定了珠三角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通过形成城市化的连续带，造就了穗佛莞深“城市边界”的消融。在穗深、广佛、莞深等公路沿线，城镇紧挨城镇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穗佛莞深城市间的繁华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庞大超级城市体的诞生。
珠三角一体化进程仍然面临着包括资源配置不均、信息不畅通、行政割裂、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加强区域性合作是发展之道，穗佛莞深除了要加大对区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应进一步消除城市边界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与扩散、产业功能的互补以及人文环境的协调，同时要积极发挥城市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动珠三角一体化的实现，才能形成具有全球辐射力和影响力的“世界超级城市体”。
加快推进珠三角一体化进程，是该区域能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圈、大城市圈的关键。珠三角地区各市要以广佛一体化为示范，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方面，珠三角各市要切实打破层层障碍，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要抓紧制订珠三角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规划，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一体化的行政管理机制、财政体制和考核奖惩体制，探索建立城市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及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机制。
要把珠江三角洲一盘棋下好，管理好这个“超级城市体”，必须考虑到城市之间的差异、利益冲突及磨合问题。仅广深之间的竞争就长期存在。城市之间需要的是良性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地区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能够优势互补，通过最小的资源消耗达到最大的整体效益。每个城市要明确自身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城市建设要抓住重点。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还为城市的后续发展留下了隐患。而最需要得到磨合的是城市民众的心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经济发达的城市对一体化往往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认为这将会拖自己的后腿。而经济发展相对差一点的城市担心一体化后本城市的话语空间被压缩。
其次是区域一体化主要由市场和政府推动，更加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是市场的自然特性。政府应该在区域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发展的最好保障就是制度，制度的完善和有效落实将能杜绝不合理和不合法情形的出现。区域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要加大奖惩力度，通过制度让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大势所趋。
珠三角的交通设施建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若要推动区域一体化却远远不足，高速公路和地铁必须加强建设。通过交通建设，降低经济发展的时间成本，充分润滑，加快融合速度，提高融合质量。
除了珠三角以外，长江三角洲地区、直辖市重庆、河南郑州等均有拟建超级城市体的理论构想。在中部崛起战略中，为缩短中部地区增长极形成的时间并扩大增长极的正效应，郑州市最有实力、潜力、活力成为中部崛起中的强势增长极，所以应加速把郑州培育成我国中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超级中心（龙头）城市。
六、超级城市群存在问题与发展方向
这两年，中国在城市建造新区之外，又开始打造超级城市群，除过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超级城市群，还有“大成渝”超级城市群，还有中原城市群等等。据称将有15个平均人口在2500万的超级城市，或者发展建成11个人口规模在6000万的城市群。
相关城市群的道路建设、基础项目建设已经展开。
“新区”、“高新开发区”、“超级城市群”，在中国，主要是发展市场经济、搞“城镇化”、搞“节能减排”、搞“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等催生出来的概念。如果要问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不过笔者想从另一方面来说说。
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基本概念：市场经济，到底是以市场为基线和导向、还是政府或者官员或专家？关于这一点，这些年以来，逐渐形成了前者的共识，这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反复付出、交学费得来的经验，于是从上届政府开始，就开始大力的简政放权、转变职能。
这是对的，关键是在执行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和官员就又会自己亲自上阵，不仅要主导还要事事亲力亲为，并且定好意向后叫专家过来为自己助阵，于是我们看到“鬼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商铺、商贸中心、商贸区闲置在那里······原因其实很简单，你认为必然会成为车水马龙的繁华之地，但市场却没有选择，最终门可罗雀。当然，商铺、商贸中心的闲置，还有电商以加速度发展冲击的原因。
到底由谁说了算，在过去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这个网络与信息时代，体现的那么淋漓尽致，一两年就会直观地告诉你，到底是谁说了算。比如五年前政府在主导建商品楼、并大兴配套的商铺、商贸区、商贸中心的时候，绝对没想到才短短几年时间，人们的零售购买将近一半已经转移到电商——这个比例还在增大。事实上，电商的真正发力是2012年后半年开始，两年半时间，人们的基本购买方式和场地已经斗转星移，也直观地告诉这些年各地的决策者，你们错了，你们搞那些东东，你们自己留着用吧。
让我们回到话题本身，市场经济的主导确实应该是市场，那政府做什么？政府做的其实也很清楚，把该由市场说了算的彻底交给市场，自己做好市场所需要的基本保障工作并做好监管。
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自由配置资源（物力、财力与人力），是自由流通，是价值的公平交换。自由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公平是市场经济的保证。此外，是私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是生产和流通过程有法制保障——尤其是对其污染环境、恶性竞争的监管，是风险有一定保障。
有人说，那政府可以帮助培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关于这点，我想说，市场所需人才最好尽可能由市场经济本身“生产”，也就是说，高校教育自身也要尽可能融入市场竞争中去，工科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更需要如此，政府主导的工科和技术教育永远没有市场自身产生的实用，因为市场到底需要怎么样的人才，冷暖自知，自己调节。政府尽力做好基础教育、文科和道德教育就好。
打个比方，这几年国家发现政府原先主导的教育出来的人才，市场用不上或者用着不顺手——大多数为了适应市场自己重新学习。现在国家准备进行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与建设，那谁能说清楚到底应该培养怎么样的职业技术人才？同时机器人正在研发并开始使用，大规模代替人力已经指日可待，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职业技术教育，会不会培养出来就被淘汰？会不会搞偏了？
政府应该把职业技术教育大胆推向市场，与经济体直接接轨，需要什么人才，让自行调节，技能用不上了，自己根据市场需要和自身情况重新学。政府永远不如市场自身更懂得需要什么人才。
关于财力和物力的配置也是如此，尽量市场化。
相对于市场，政府最应该也最需要做的是健全法制、加强监管，而非亲力亲为。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应该规定市场不能做什么并监督之，而尽量不要去管市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市场所需要的自由和公平和法治这是政府最需要提供并做好的，而提前预设并按照自己想法付诸实施，这是非常忌讳的。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政府更需要保持自己的定力。新区建设是这样，城镇化是这样，超级城市群还是这样，只要是市场经济都是这样。自以为是是最大忌讳。
新区建设，很多已经沦为鬼城，超级城市群如果考虑不当，会造成什么？是总体、局部、细节和市场自身选择的南辕北辙，不仅人力物力被极大浪费、环境被极大破坏，也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阻力。在市场规律面前，很多单其实不需要埋，但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是圣人，有未卜先知之贤、有开天辟地之能，想弄出经天纬地的政绩，弄成一个烂摊子就溜之大吉或三缄其口。这是在拿民族的资源、国家的前途在为自己的前途做豪赌。
话说回来，超级城市群，不是不可以搞，但更要顺着市场经济发展路向，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方面做准备——比如自由度、比如流通与交换效率的提高、比如对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监管、比如对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监管、比如风险保障的强化，而不要自己去导向什么。自贸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可以在关联城市群大力借鉴并推广，但是自以为是，必须降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