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应当以辩论的方法讨论马克思主义。辩论同中国式的批判截然不同，中国式的批判大都是官方意志的体现，具有隆厚的政治倾向性，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说的辨论，则是学术性的。波普尔说：“一个理性主义者，在我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是试图通过辩论，在某些场合也许通过妥协而不是暴力来作出决定的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宁可在用辩论说服另一个人上遭到失败，也不愿用势力、威胁和恫吓甚或花言巧语的宣传来成功地压服他。如果考虑到试图用辩论说服一个人和用宣传来劝说他之间的区别，‘就能更好地理解我讲的‘合乎理性’是什么意思。

这种差别并不全在于运用辩论。宣传也常常运用辩论。差别也不在于我们坚信我们的论证是结论性的。并且一定会被一切有理性的人承认是结论性的。差别在于一种平等交 换意见的态度，在于不仅准备说服别人，而且也可能被别人说服。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可以这样来表征：‘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罢，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认为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

人们将会认识到，我所称的合乎理性的态度或理性主义的态度以某种程度的理智的谦卑为前提。或许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有时是错的人，和那些对错误不是习 以为常地忘却的人才会采取这种态度。它来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并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的知识大都来自别人。这样一种态度就是试图尽可能地把一切法律程序的两条规则移植到一般意见领域。这两条规则是：首先，始终应听取双方的意见；其次，如果一个人是案件的一方，则他不会作出正确的判决。

我认为，在社会生活的相互交往中，只有实践这种合乎理性的态度，才能避免暴力；任何其他态度都可能引起暴力，即使单方面地想用善意的劝说对待他人，试图用论证和我们自豪地拥有并绝对信以为真的那些真知灼见的例子来说服别人，也是如此。”波普尔说的辩论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态度，是一种平等交 换意见的态度，在于不仅准备说服别人，而且也可能被别人说服。波普尔正是用这种态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

由于观察的范围性，因此辩论往往有两种表现形式，同一范围的辩论和两个范围的辩论。同一范围的辩论的结果是，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要么甲的结论是对的，要么乙的结论是对的，正确的结论只能是一个。而两个范围的辩论，其结果是两个结论并存。传统观念中的辩论指得是同一范围的辨论，没有两个范围的辩论的概念，往往同两个范围的辩论混为一谈。正因为存在着两个范围的辩论，所以我们要以“一种平等交 换意见的态度”进行辩论，不仅准备说服别人，而且也可能被别人说服，这是因为：你是对的，并不见得别人就一定是错误的。

                                                                                          二

 

波普尔要论证证伪主义，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他的观点很明确，“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也就是说，不可证伪或不可反驳或不可检验，总被解释为正确的理论是非科学的。他举占星术为例。

 

占星术士们，为了逃避证伪，总是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从而使预言不会失败，变得无从反驳。这是典型的占卜者的伎俩。波普尔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尽管它的一些创建者和追随者作了认真的努力，最后也采取这种占卜者的做法。在这种学说的一些早期表述里（例如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革命”的性质的分析），他们的预言是可以检验的，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证伪了。然而马克思的追随者不但不接受这些证伪事例，反而重新解释这个学说和证据以便使之相符。这样他们营救这个学说不至受到反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破坏了这个理论所大事宣扬的科学地位。”

 

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波普尔在多处曾使用批判一词，为了避免同中国式批判相混淆，为了避免误解波普尔的本意，下面我以评论代替之。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主要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人类社会和政治发展作出了预测，而波普尔则认为，这种历史预测是不可能的。他说，在自然科学中，“不可能找到那种认为我们能够把长远的无条件预言方法运用于人类历史的论点的根据。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因为，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的方面是非重复的。”因此，“长远的预言只有当它应用于可说是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时，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引出。而这些系统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波普尔说得不错，自然科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中的预测是可以证实的，而社会科学中的预测是不能够的，因此社会科学理论中人的主观预测性要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这就是：“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一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作了详细论述。《共产主义原理》以问答的形式展开讨论。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恩格斯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然而人类社会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方向发展。直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共产主义革命的迹象。

 

实际上，对人类社会长远的预测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波普尔所说，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它是变化的，发展的，非重复性的。因此，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的具体路径，预测地愈长远愈细致，其偏离实际路径的可能性愈大。

 

这是因为观察具有范围性，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受着范围的制约。

 

《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时代，“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中已没有了中间阶级，而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如果这个基础发了变化，那么这个理论也将随之起变化。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方向发展，就在于这个基础发生了变化，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恩格斯是说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的话，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程度愈严重，也就愈易于发生革命；但更有可能的是，工业愈发达，会给无产阶级中每个具体的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理论认为，人在满足需求后，会产生新的需求。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来说，这个阶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处在这个阶级每一个具体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摆脱的机会，“构成无产阶级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也都希望成为有产者。〔张博树〕”只要社会提供机会，就有可能出现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实际上，《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并没有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的特征，其根本原因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级。

 

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受着观察范围性的制约，同样存在着无法观察的东西。人类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日新月异不可重复性是它的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我们观察到的既不是以前的，更不是以后的，我们的预测是受现时状态制约的。因此，正如波普尔所说，人类社会的长远预测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机器，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美好。而波普尔认为，“革命的理论忽视了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方面——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而能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加以有效控制的制度却将逼迫最坏的统治者去做被统治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他批评说，“马克思主义者被教导不要用制度而要用阶级来思考。”“他们信任某些人，或许相信某些人曾是无产阶级这个事实——这是他们极度相信阶级和阶级忠诚的重要性的结果。”“然而，阶级像民族一样从未统治过国家。统治者总是某些人。无论他们可能曾经属于哪个阶级，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就属于统治阶级。”我国著名学者张博树也认为， “更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没有看到他所热烈颂扬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结构形式上蕴含着巨大的危险。三权分立式的结构制衡在马克思那里似乎不屑一顾，是因为马克思把公共权力的缺陷仅仅理解为有产阶级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的为恶本性在适宜条件下发作的结果。这样，他就不可能看到即便以工人为主体组成的政权，也会迅即面临公共权力作为权力都会遇到的一切挑战。”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不用制度而要用阶级来思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缺乏对“人性”的观察。

 

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理论﹐都建立在对人性的观察上。在人性观察的基础上﹐研究国家的起源及发展过程﹐是近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特点。张博树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缺乏对“人性”的观察。“ 人的行为的自私性是本体意义上人之生物性的最普遍、最外在化的表现。”“人性自私，人在政治行为中的诡诈、贪婪、龌龊、无耻，归根结底都与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生物性存在相关，甚或都可以归结为这种存在。”这也适用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条件下，同样有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可能。中国的腐败就是很好的证明。

 

“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波普尔似乎就是针对我们现时的状况讲得！

 

第三，对辩证法的评论。波普尔认为，“用试错法作诠释的范围可以说比用辩证法作诠释的范围稍微广泛一些”，他说：“黑格尔认为哲学发展着，但是他自己的哲学系统却成了这个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不可能再被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的系统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因此马克思的反教条主义态度只存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而不存在于实践之中；而马克思主义者仿照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先例，运用辩证法主要是为了辩解，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系统免遭批判”，“由于辩证法，反教条主义态度不见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它足够灵活，可运用辩证方法而躲开任何新的攻击。于是它变成了我所说的强化的教条主义。”“真正关键的是，马克思的不断进步的、反教条主义的科学观从来也没有由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应用于他们自己的活动领域之中。不断进步的反教条主义的科学是批判的——批判正是科学的生命。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却从来没有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容忍。”辩证法“却变成了所谓‘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且它阻碍了本来可能会有的科学发展，促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主义系统。这样马克思主义几十年来都一直保持它的教条主义态度，一再重复它的创始人最初用过的同一论据来反对它的对手。”这以后的实践和应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总是说：马克思是对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大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

 

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评论，主要地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这几点归结起来，波普尔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那么它的科学地位的标准就应当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如果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可以说得通，都被解释为正确的，那它就是非科学的。

 

                                                                                           三

 

 范围论认为，一种理论必须是被证实的，但必然又是被证伪的，这是理论具有科学性的标志。其根据是，我们观察的仅仅只是某一范围的东西，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观察的范围性制约着我们的观察，无论平凡的人还是伟大的人，概莫能外。

由于观察的范围性，任何理论都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论才是正确的。事实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证伪，但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们辩护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总之，马克思是对的。这样说这样讲，如果人类社会真得是按着马克思主义预测得路径向着共产主义目标曲折艰难的前行，那是再好不过求之不得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任何理论都仅仅只是在一定的范围论才是正确的，是说理论不可超出范围应用，它受范围的制约。一旦超出范围应用，就会产生与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腐败现象、社会矛盾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的主观愿望不能不说不良好，我们的努力不能不说不够，我们的法律不能不说不完备，但是结果却与我们的主观愿望相反。而理论不可超出范围应用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公信力的下降。我们正行走在塔西佗陷阱的边缘。塔西佗陷阱说得就是公信力问题。什么叫塔西佗陷阱？说穿了就是公信力的问题。它可以这样表述：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他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人们都认为他是在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就是说，你干什么，人家都怀疑。你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完全两样，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但这却是事实。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遭遇，是理论超出范围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张博树：《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