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邻居（二）：“反动派”赵家
2019-1-10
我们家的左邻，也姓赵。
原先以为我们是一家的。村里有五户姓赵的，另外那三户是兄弟，住在村中央，是汉族；我们这两家住在一起，都是阿武人。问奶奶，说不是，我们两家以前是从不同地方搬过来的；只是因为老祖先关系不错才将房子盖在一起。问父亲，只说是不相干。
赵大爹是个驼背，听说是年轻时候爬棕树剥棕摔下来摔坏的。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九十度勾着腰，或者是站在路边给人让路，或者是场院里干活。他总是主动跟我打招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说话的口气从来不把我当成小孩。我后来才觉察到，他的那种笑容有讨好的成分。他对谁都客客气气，轻声细语的。说话怕惊着别人，走路怕踩死蚂蚁。
他们家原来住在村子最南端的草房里，一家四口人，老两口，加上两个儿子。我后来才知道，赵大爹成分不好，属于“反动派”，其实是富农。我知道这个秘密，是有一次大队组织批斗会，赵大爹被拉去陪斗；那时候我父亲是大队书记，在赵大爹被押上批斗台之前将他放了。我父亲跟人解释说，老人家身体不好，经受不了批斗；再说这么多年一直都服从改造，已经改造好了。我对赵大爹一直都有好感的，知道他是“反革命”之后，印象就有些坏了。也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在我们那里，对老人总是很尊重很恭敬的。比如在我们家里，老人说的话总是要听的，任何情况下对老人都要恭恭敬敬的；老人站着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能坐着的。可是在赵大爹家，情况却不是这样。赵家兄弟两个对父亲不是很尊重，跟他说话总是很不耐烦的口气，有时候甚至会有鄙视的口吻。赵大爹在他两个儿子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的样子。有时候，还会被儿子训斥。这种情况在大多数人家都是不可想象的。赵家的两个儿子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兄弟，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做得很过分，还想说说他们。知道赵大爹是反动派之后，我对赵家兄弟有了些理解，对赵大爹则多了一些反感。
后来因为落实什么政策，赵家才搬到我家隔壁的瓦房去住。那所房子，原来住的的一户从城里来的人家，因为什么政策的变化回城去了。赵家住的瓦房是正房，还有一所耳房是草房，住的是一位老太太，我们也喊大妈。大妈有两个女儿，都嫁在村里。似乎大妈家与我们家要亲一些，她的外孙跟我一起上小学，一直很恭敬地叫我舅舅。过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赵大爹解放前是大户人家，讨了两个老婆。现在跟他住在一起的是小老婆，而这位住在草房里的是大老婆。解放后，大老婆与他离婚，带着两个女儿生活。知道这些之后，赵大爹在我心里的印象就很槽糕了。也是在这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的驼背不是从树上摔下造成的；而是被批斗的结果。
再大一些之后，知道了更多的事情，对赵大爹又多了些同情。他们家的自留地紧挨着我们家的小菜园。我到小菜园干活时，总会看到赵大爹也在地里忙活。他干活很认真，很投入，一小块一小块的蔬菜，都伺弄得很精细。那时候，他的小儿子，我喊做“四哥”的，正在公社上的中学读书。他每个赶集的日子，都要从地里拔些蔬菜到集市上去卖。他还养了几只母鸡，每周还有几只鸡蛋。卖了钱就送到我父亲那里，要我父亲转交给他儿子做生活费。因为他的成分，加上他的形象，他不敢亲自到学校，怕给儿子丢人。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调到中学当校长。想到赵大爹那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还总被人瞧不起，甚至被自己的儿子鄙视和训斥，就觉得他的人生真是不值。
我后来出来读中学，上大学，假期回家的时候，还会到他们家串门子。我与赵大爹的两个儿子，关系一直都很好。后来，三哥结婚了，四哥读师范之后回乡做了小学老师。他们家的情况好了很多，但赵大爹的情况更糟了。年纪大了，干不了活，身体又多病，更加不被人待见了。还是被人瞧不起，还是被儿子训斥，吼叫；还是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样子。我后来知道，赵大爹曾经到自留地里的老春树上上吊，因为绳子不结实，没死成。再过几年我回去，听说赵大爹已经不在人世了。
赵大爹有四个儿子。我记事的时候，老大和老二就不在家里了。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在老家混不下去，找不到媳妇儿，就到祖上所在的龙庆地方做上门女婿了。赵大爹在老家还有些亲戚，还能给他们提供庇护。他们出去之后可以避开阶级斗争的压力，可以更有尊严地生活。我因为跟三哥四哥的关系很好，经常跟他们一起玩儿，一起做事，经常听他们说起大哥二哥，渐渐地就将未曾谋面的二位想象成自己的亲哥哥，感情上很亲近。总听村里人说起，大哥二哥都是摔跤的好手，经常在摔跤比赛中得“大红”。大红相当于一等奖，一场比赛中连续摔倒六人，就能等到“大红”。原先的“大红”，就是奖励一块二丈的大红布。这个奖品当然也有物质的意义，当更主要的是精神意义。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对摔跤比较重视，摔跤能手很有地位。大哥二哥之所以在龙庆地方过日子，可能跟他们摔跤厉害有关系。
我第一次见大哥二哥，应该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粮食大丰收，我们村里组织了一次摔跤比赛，大哥二哥也回来了。我从四哥口里听说他们要回来，就一直期待着，想象着。见面才发现，大哥二哥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魁梧的样子。只是中等的个子，不过粗胳膊粗腿的，皮肤黑黑的，看起来很强壮。他们兄弟确实都是摔跤好手，二哥得了大红，大哥得了二红，三哥得了三红。这一次我们村子组织摔跤，他们兄弟大出了风头。我因为将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哥哥，也倍感骄傲。这一次，大哥二哥多住了几天，父亲还请他们到我家吃了饭。那时候我十二岁，已经能够上桌喝酒了。过两年我再次见到大哥二哥，那是三哥结婚的时候。
三哥大名叫赵宝华，比我大十来岁。他是个快乐的人，我最早理解的“幽默”，是在三哥身上发现的。我那时候喜欢到三哥家串门，也喜欢请三哥到家里来玩。他总是有无穷无尽的俏皮话，总会让人开怀大笑。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准备笑了。任何时候，只要有三哥在，气氛就很活跃。跟三哥在一起呆久了，我也不自觉地会学着说一些俏皮话。不过，三哥那种天生的幽默感是学不到的。三哥的这种“幽默”，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四哥有时候会说，讲些虚头八脑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还有些老人会说，赵宝华只会耍嘴皮子，做事喜欢偷奸耍滑。
听说当年生产队的时候，有一次赵宝华被派去一块玉米地锄草。他到了田头，躺下来就睡；到太阳快落山才下地，将这边田边的草锄得干干净净，倒拖着锄头跑到另一边，又将那边田边的草锄得干干净净。别人还在田里忙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生产队干部来检查，还很满意。这样的事情三哥应该干过不少。素来宽容隐忍的我奶奶，也说赵宝华干活不踏实。
我后来又听说过很多关于三哥的滑稽事儿。听说他约了几个伙伴到山上摘马蜂窝，为的是取蜂巢回来，吃里面的蜂儿。在那个蛋白质严重匮乏的时代，这可是难得的美味。蜂巢在荆棘棚子里，要钻进去，用蒿子烧烟将马蜂熏走，才能取到蜂巢。赵宝华自告奋勇手举烧着的蒿子进去，不一会儿就大喊大家蒙着头钻出来，说是被蜂群蜇了，还在地上打滚。于是换人进去。取回蜂巢，炒了蜂儿。吃完之后大家才发现赵宝华脸上身上都好好的，没有被马蜂蛰过的样子。这才知道他耍了大家。
1975年，我们那边流传一种“世界末日”的说法，很多人都相信。有些平时就好逸恶劳的家伙，就抓紧时间挥霍。有的人家，把楼板都拆了，换钱卖肉来吃。听说赵宝华也参加了这样的荒唐事儿。他们一伙人从家里拿了腊肉到村公房煮了吃。赵宝华负责烧火。天黑了，没有灯，只能借着火光吃东西。大家正要动筷子，赵宝华指着锅边上白白的东西说，这肉吃不成了，已经长蛆虫了。大伙儿借着微弱火光一看，果然锅边是一层白白的蛆虫。于是只能换肉重新煮，赵宝华负责将这一锅端到外边倒掉。赵宝华到了外边，背着别人大吃起来，又将剩下的放到墙头，准备事后带回家自己吃。原来并没有什么蛆虫。他乘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往锅里放了一把马牙玉米，又白又长的，微弱灯光下看不清楚。他一说是蛆虫，大家就相信了。
还有一件事儿是我见识过的。有一年我们一起到城里赶集，我去卖核桃，赵宝华去卖木板。卖完之后，赵宝华要去买一些骨胶，是将来盖房子要用的东西。到了卖骨胶的铺子，举起一块一块骨胶，朝着太阳的方向观看，装成鉴定质量的样子。他穿着一件袖子宽大的衣服，趁老板不注意，就将骨胶塞进袖子里。这样，试了一块又一块，骨胶都进了他衣服。最后一块没买，他盖房子需要的骨胶已经够了。
因为这些事儿，赵宝华在人们眼里的形象不是太好，大家都觉得他不太靠谱。我倒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只是好玩而已。集体经济时期，他可能是喜欢偷奸耍滑，包产到户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一家四口人，弟弟在上学，父母基本上没有劳动力，地里所有的活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在干。后来市场稍微放开一点，三哥还经常到江边扛木材到城里去卖。扛上百斤的木板，走五六十公里的山路，那是相当相当辛苦的。
三哥好耍滑头的名声应该传得不开，相反他作为摔跤好手的名声应该更响一些，要不他那样出身不好，怎么能够娶到那么漂亮的媳妇儿呢？三哥娶媳妇儿的时候我在读初中，他请我做的伴郎。我少年的时候，做过很多这样的好事儿。娶媳妇儿的请我做伴郎，出嫁的请我去陪亲，还经常做小弟兄帮忙收拾桌子招呼客人。一位远房的表亲在外当兵，娶媳妇儿的当天因为下大雪回不了家，还让我临时代替拜了堂。三嫂应该是我们家的远亲，在距离我们村子十几公里的山村。我们五六个人，骑着马去的。天不亮出发，到对方村子吃了午饭，驮上嫁妆就往回走。做伴郎也没什么事儿，跟着新郎走来走去，陪着新郎敬酒喝酒。三哥娶亲的酒宴就在我们家里办的，就在我们家厨房做菜。
吃了三天，宾客散了。那天晚上，我跟三哥还有邻家的几位哥哥在厨房烤火吹牛。最后，三哥跟我说，兄弟，哥哥以后有人一起玩了，就不跟你玩了。我当然很为三哥高兴。三嫂很漂亮，又勤快，又孝顺，还很大方。娶到三嫂，是三哥的福气。
我以后读高中，上大学，每次回去，都会到三哥家玩玩。不过时间长了，接触少了，还是慢慢生分了。后来听我弟弟说，当初我父亲修小房子，要动着一点赵宝华家小草房的阴沟，跟他说好了的，还用一块地做了补偿。我父亲去世后，赵宝华提出异议，要反悔，被我弟弟驳了回去。我弟弟还说，赵宝华修个水井，占用了我家的宅基地，没有跟他商量，他们之间又闹了矛盾。我这才想起来，我回去的时候有两次碰到赵宝华，热情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似乎有些别扭，有些尴尬。我每次回去都请亲戚朋友到家吃饭，赵宝华一直都没出现。
我觉得很有些遗憾。这些小事儿在我看来很不值得，没有意思。不过，从当事人的角度看，涉及宅基地的，可能都是大事。其实也确实算不了什么。我最近几次回家，还是没见到赵宝华。听说他的儿子都上了大学，都在城里工作，赵宝华一家现在都是城里人了。
我跟三哥四哥关系都很好，他们哥俩关系却不怎么样。
四哥大名叫赵宝民，大我三四岁的样子。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在读高中，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已经读师范了。
赵宝民大概是最早懂得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人了。因为出身不好，加上身体不像几个哥哥那样结实，做农民干活不仅没有出路，而且会很惨。其实那时候对于成分不好人家的孩子来说，读书的出路也不明朗。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有点希望。赵宝民后来自己也说，要是没有我父亲，他读高中和读师范都没有希望，所以他一辈子都感谢我父亲。至少从表现出来的情形看，四哥对我父亲的尊重要远远超过对他父亲。不过，我还是不太接受他对我父母的那种有些谄媚的表情。
我原先对四哥也是很有感情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有些依赖。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那时候，我的老师已经教不了我了。不是我狂妄，确实是我的老师们知识太贫乏。我的那些老师，都是放下放牛鞭直接走进师范学校教室的。强化培训两三年，字也认识不了一斗，算术除了加减法外就两眼一抹黑。让他们教学确实勉为其难。那时候我母亲在大队小学任教，我在村里小学。经常是我母亲头天晚上教我，第二天早上我再教老师，老师再跟大家讲。我母亲有很多小说，我都已经看完。每到赶集日，我都要卖些山货，然后到供销社买书。供销社也没多少书，来一本就被我买走一本。我对知识的那种渴望，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感动。
四哥那时候在读高中。他应该是学习很认真刻苦的人，也为自己拥有知识而自豪。每个周末，我都期待着四哥放假回家，等待着跟他一起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四哥总会跟我讲一些见闻，讲他觉得有趣味的各种知识，大凡天文和地理，文学和历史，物理和化学，他似乎无所不知，而我又无所不感兴趣。在我的眼里，四哥就是知识的化身，是知识的超人。其实那时候我父亲和母亲还可以教我一些东西的，但是，只有四哥跟我讲的那些东西我才觉得有兴趣，才听得进去，记得下来。这样的日子应该持续了三四年的样子，再往后四哥也教不了我什么东西了。我一直是很感谢四哥的，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我的启蒙者之一。
但四哥的为人我不是很接受，这就让我感到为难。不爽快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感觉他总是有些唧唧歪歪的。比如我的朋友们都喜欢到我家玩，包括留下来吃饭。四哥不喜欢到我家玩，更不会到我家吃饭。我后来知道，他的这种心理叫做自卑。虽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而且他事实上还是我的启蒙老师，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因为我父亲对他的恩情，他一定有着很强的自卑心理。
让我不喜欢的还有他对他父亲的不尊重。记得很早的时候，他对他父亲说话就很不耐烦，很不恭敬。总是那种厌恶的情绪，总是排斥的表情。我很不理解，很难接受。毕竟，那是他的父亲，而且他的父亲还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供他读书。在所有我不屑的人品中，最恶劣的就是不孝了。说实在话，至少在表面上，我觉得他对自己父亲是没有尽到孝道的。他对他母亲的态度要好一些，但也只是不那么恶声恶气而已。
再一点是他对三哥的态度。他们哥俩的关系原本应该还算可以的，哥哥关照弟弟，弟弟尊重哥哥。四哥师范毕业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在我们那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非常高的，相对只会务农的农民来讲更是如此。四哥工作之后，有了高收入，大家都觉得他们家的情况要有改善了。可能因为对家里照顾不多，三哥对四哥就有了意见。这事情三哥跟我讲过，说家里有什么事什么事儿，四哥不出钱。又说要不是自己当初卖木板供四哥读书，不知道他今天可以干什么。大家都说四哥不顾家，我就跟四哥聊了聊。四哥说，他虽然吃国家粮，工资也不高。又说，要他管父母没有问题，但是，要他管三哥就说不过去了。这话我听得很别扭，对四哥的印象一下子就败坏了。四哥当年读书，我亲眼看到赵大爹是如何含辛茹苦的；我也亲眼看到三哥是如何到江边扛木头的。说实在话，四哥有这样的想法，真是丧了良心。
后来，四哥还是出了钱，将三哥没有盖好的房子盖好，他住在新房子，三哥住老房子。我上大二的时候，四哥准备结婚了。我走的时候，四哥说要我带他到昆明，他要买些钉子回来。买钉子显然不必要到昆明，至少县城里的五金店就可以满足需要。后来，他跟我到了昆明，买了十几斤钉子。路费和住宿，应该是买钉子花费的好几陪吧。其实我知道，四哥只是想在结婚之前到大城市逛一逛，了却个心愿，结婚之后也许机会就没有了。这种想法他肯定是不会跟家人讲的。
他们兄弟的关系后来一直不好，为房子争过，为赡养老人闹过。后来到了兄弟俩长期不来往不说话的地步。三哥家的自留地在四哥家门口，下地要经过四哥家场院，四哥就不让三哥家走。三哥只能从另外一个方向开条路。做兄弟做到这种程度，真是可悲啊。
十来年前有一次我回家，请亲戚朋友一起吃饭，三哥没来，四哥来了。那一次，我们没见面有好些年了。四哥本来不怎么喝酒的，那天晚上喝了不少。喝完之后，大哭大闹，大喊大叫，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对家庭做出多少多少贡献，说三哥如何如何欺负他。大家看四哥的神色，都有些不屑，我也不太相信他说的那些。三哥尽管有些滑稽，但就为人而言，还是要比四哥强。
前两年我回家，又请亲戚朋友吃饭。当我说请一请四哥的时候，我姑姑说不要请他了，请了他也不好意思来。姑姑说，赵宝民现在在村里教书，没有人不恨他的。说他经常找学生要东西，要不到就打就骂。还说赵宝民见到她还客客气气的，还会喊姑姑，但对她的孙子却像仇人一样，动不动就骂，就打。我弟弟也说，赵宝民现在一个人不敢走夜路，很多人都想打他。
我听着有些伤感。不是感伤我失去了一个朋友，而是感伤四哥怎么会混得如此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