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潜在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在于产出恒等于耗费，但是，由于分配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富享有权与其消费（包括补偿性投资）需求之间错位差的存在及其变化，产出恒等于耗费的状态很难实现，特别是实际GDP与潜在GDP相重合状态下经济运行的稳定更加难以实现。财政的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对于实际GDP的影响，其实质是通过干预社会财富分配关系而改变社会财富实际占有结构，从而改变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中的财富享有权与其消费（包括投资）需求之间的错位差，财政的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发生变化，对于经济的扩张与收缩效应，正是通过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而实现的。财政政策对于实际GDP的影响是正面、不变或负面，与其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的影响是缩小、不变或扩大相对应。
虽然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的存在不可避免，但是过大的错位差对于实际GDP具有极强的压缩作用，而错位差的加大与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社会分配的恶化。我们知道，GDP由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固定资产折旧、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这四个部分组成，这四个部分是社会财富生产的流量部分，社会总投资存量或社会总储蓄对应于固定资产和存货，这是通过生产性劳动而形成的社会财富存量部分。至于土地等自然资源和股票等“资产”价值，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并不属于通过生产性劳动而形成的社会财富存量，当这些“资产”价格发生变化时，只要不引起实体经济中的分配结构和货币资金量发生变化，就不会影响实体经济中的商品价格，也不会对实际GDP产生影响。
实体经济中的商品及劳务的价格水平，对应于社会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当社会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于其自然工资的水平时，商品及劳务的价格水平就会低于其中性的水平，反之，商品及劳务的价格水平就会高于其中性的水平，只有当社会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等于其自然工资的水平时，商品及劳务的价格水平才是中性的，而无论商品及劳务的名义价格水平升降。
在社会财富享有权与其消费（包括补偿性投资）需求之间错位差为零的基础上，当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发生萎缩的变化时，说明社会财富产出量大于其耗费量，社会财富享有权与其消费（包括补偿性投资）需求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并且错位差越大，对于GDP的压制力就越大，社会财富存量的闲置量越多，社会存量资金的闲置量也就越高。社会财富存量相对于有效需求的闲置量越多，实体经济中的商品及劳务的名义价格水平降低的程度就会越大，而商品及劳务的名义价格水平降低，也会反过来引起社会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名义降低，即便在就业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于物价水平表现为中性。
绝对资本租金的值，既有名义值，也有实际值，名义值是指以货币来表现的数值，实际值是指以实际财富来表示的值，名义值高于实际值，说明货币的供给量过多，名义值低于实际值，说明货币的供给量过少，只有名义值等于实际值时，才说明货币的供给量处于适当的状态。一般来说，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对于市场的干预政策对于货币的供给影响应该处于适当的状态，以消除不合理的绝对资本租金正、负值，从而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对于市场的干预政策不当，往往会导致经济运行的异常波动，当绝对资本租金的名义值低于其实际值时，就会对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正常运行形成压缩力，当绝对资本租金的名义值高于其实际值时，就会对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正常运行形成膨胀力，但当绝对资本租金的值出现稳定的名义值高于实际值的单向持续性差异时，并不会引发经济运行波动的中心值出现系统性偏离，也不能因而促进实际GDP更加接近于潜在GDP，因为实际GDP能否实现膨胀取决于绝对资本租金的实际值，而不取决于其名义值，资本不具有在非实质盈利状态下的持续扩张能力，而当绝对资本租金的值出现稳定的名义值低于实际值的单向持续性差异时，则会引发经济运行波动的中心值出现系统性偏离，并且导致实际GDP降低而更加远离潜在GDP，因为资本即便在实质盈利的情况下，也不会容忍名义上的持续亏损，特别是借贷资金用于投资的资本。这表现为非温和的通货紧缩比非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的危害性更大。
当实际GDP低于潜在GDP时，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能否持续扩大，在不考虑具有创新竞争优势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取决于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项目能否获得绝对资本租金实际的正值，而不在于获得绝对资本租金的名义正值的大小。那么绝对资本租金实际的正值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很显然，绝不会来自于超发的货币，而只能来源于创新租金的消逝或来自于社会分配结构的改善，在撇开创新租金消逝的影响情况下，绝对资本租金实际的正值就只能够来自于社会分配结构的改善过程，即来自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程度的降低所释放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实际空间的扩大。实际上，国家通过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市场的干预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调控正效应，正是因为干预了社会财富分配关系，从而改善了社会财富实际占有结构，通过减少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过剩部分并相应加长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短板部分而实现的，也就是针对错位差的“取长补短”，但是我们又不能机械地将其理解为“取长补短”，因为经济的运行并不是死的“木桶”，而更像是一个“活物”，取长补短之后，原来的短板部分被加长了，而被取短的长板部分也会形成新的生长，其结果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同时增长，只不过错位差的程度降低了。反之，如果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不能实质改善社会财富实际占有结构，而是形成了“取短补长”的结果，那么无论其短期的直接效应多么显著，最终都会导致实际GDP的进一步降低。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表现为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处于行权贮藏的“过剩”状态，其对于经济运行的效应，类似于央行对于基础货币量的部分收回，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来自于税收的财政资金贮存量增加。与央行的货币发行及贮存财政资金的释放和货币发行性质的赤字财政相比，处于市场中行权贮藏的“过剩”状态货币，其得以释放的主要原因是新的投资可以获得绝对资本租金收益或可以分享创新租金收益，而不是投资于购买土地等自然资源和股票等“资产”的升值而能否获得寻租收益，因为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无论如何流转，也不能改变其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行权贮藏性质，实际GDP不会因为资产价格的升降而改变，相反，资产的价格却会因为实际GDP的升降变化过程而产生波动。同时，处于行权贮藏的“过剩”状态货币得以释放的必要条件，是其本身可以实现“名义升值”而不是“实际升值”，“实际升值”只会让人们倾向于更多的增加处于行权贮藏状态的货币。
央行的货币发行和财政资金对于市场的投放扩张，会提高整个市场的物价水平。此种情况下，物价水平仍然取决于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总量扣除处于贮藏状态的基础货币量之后与实际财富存量之间的比例，其中，处于贮藏状态的基础货币量不仅包括市场本身处于贮藏状态的基础货币量，也包括财政资金贮藏量。当央行的货币发行（或收回）和财政资金对于市场的投放发生增减之后，影响物价水平的基础货币量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央行的货币发行和财政资金对于市场的投放增减量之外，加上市场本身处于贮藏状态的基础货币的增减量，其中，市场本身处于贮藏状态的基础货币的增减量，取决于可以获得绝对资本租金收益和可以分享创新租金收益的资本变化量。反之，央行的货币收回和财政资金对于市场的投放收缩，会降低整个市场的物价水平，但是，这种降低，一般应该是使绝对资本租金的名义值等于其实际值，而不是绝对资本租金的名义值低于其实际值。
由于社会分配结构的实质改善，针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的“取长补短”，从“过剩”的行权贮藏状态中挖取“财富”用于增加有效需求的量，其“取长”的量与“补短”的量在直观上是相等的，但是，取长补短的过程，也是实际GDP的循环式增长过程，也就是说，“补短”的的实际效应会大于其相应的“取长补短”的直接量，而错位差的减少量，也会大于“取长补短”的直接量。
错位差的形成在于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中财富占有结构与其耗费结构的不匹配，财政的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发生变动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根本的在于对财富占有结构与其耗费结构的匹配程度影响，其对于实际GDP的增减效应，会通过其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影响来体现，而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收缩或扩张程度，不是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的长板变化程度，而是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的短板发生变化的程度。
假设实际总投资为Y，实际GDP为X，与实际GDP相匹配的总有效投资为Z，与实际GDP相匹配的固定资产折旧为x，则有效投资的产出系数R=X÷Z，折旧率V=Z÷X，无效投资（或过量投资）Q=Y-Z，其中有效投资的产出系数R（在潜在GDP不变的情况下）会随着经济的增减过程而发生轻微的方向性变动。当将Q中的一部分占有权q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减少并转化为有效需求时，并不等于社会有效需求的简单增加，而是相当于有效投资的倍数增加，而有效投资的增加量，所对应的是实际GDP的增加量，反之，当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减少了有效需求时，就会相应地增加无效投资而减少有效投资，并造成实际GDP的减少。这就是在潜在GDP确定的情况下，投资（包括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变化）与实际GDP增减之间出现乘数效应的根本原因。
实际GDP由固定资产折旧、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这四个部分组成，与实际GDP相匹配的投资为有效投资部分，与实际GDP不相匹配的投资为无效（或过量）投资部分，也就是说，处于无效投资状态下的社会实际财富蓄积与实际GDP之间没有对应关系，与其相应的是处于行权贮藏状态下的“过剩财富”。当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将处于行权贮藏状态的“过剩财富”挖取一部分用于增加有效需求时，相应的就会将之前处于无效投资状态下的一部分实际财富蓄积重新纳入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之中，从而将一部分无效投资转化为等量的有效投资，其效应并不仅仅是增加购买力而等量增加了消费需求。在抛开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影响的情况下，这种“取长补短”式的增加有效需求，实际上是向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注入了等量的绝对资本租金，从而使得原本维持性经营的一般性资本项目可以获得资本利润，为一般性资本项目的扩张提供了空间和动力，在追逐绝对资本租金的过程中，生产性投资和就业会持续增加，对于产出的影响，会表现为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新增一般劳动力的工资与绝对资本租金这三个部分，其中，新增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折旧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变量相匹配，绝对资本租金与追逐绝对资本租金的未来有效投资的增加相匹配，其结果是，通过市场体系的不断传递和消化，当新增有效投资的折旧与“取长补短”所形成的绝对资本租金等量时，绝对资本租金就会归零，此时，有效投资的量达到最大。
与有效投资的增量相对应的，是实际GDP中的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和新增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折旧恒等于有效投资增量的期间耗费，是有效投资增量所产生的GDP增量的直接效应，新增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则属于有效投资增量所产生的GDP增量的扩大效应。作为实际GDP组成部分，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也会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而发生变化，所以，有效投资的增加对于实际GDP扩张效应，需要同时考虑其对于固定资产折旧、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四个方面的影响。因此，从直观上来看，当将Q中的一部分占有权q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减少并最终转化为有效投资时，则会使实际GDP新增加R×q的量，但这并不符合经济运行的事实，实际上，这种通过再分配的形式所产生的后果，并不是直接将其转化为有效投资，而是将其转化为绝对资本租金，再通过资本对于绝对资本租金的投资追逐而形成更多的有效投资，有效投资的最终增量，取决于绝对资本租金为零时，q中最终有多少能够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在实际GDP的四个组成部分中，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属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输出性结余部分，只有固定资产折旧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才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自身的耗费性组成部分，在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扩大过程中，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增量，主要是以人力资本蓄积的增量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有效投资（或实物财富）增量的形式存在，因而并不会分享绝对资本租金，只有固定资产折旧才会因分享绝对资本租金而形成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不断扩大，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增量只不过是随着固定资产折旧增量而变化的配比增量，同时，作为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输出性结余部分的创新租金和自然资源租金，也会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过程而发生配比变化。所以，通过社会再分配手段而改善社会财富占有结构，对于实际GDP的影响，关键要看q中最终能够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的量，而GDP增长的效应倍数，等于转化量乘以折旧率V的倒数再乘以有效投资的产出系数R；反之，GDP减少的效应倍数，等于反方向转化量乘以折旧率V的倒数再乘以有效投资的产出系数R。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的“取长补短”，所挖取的是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 而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是自然资源租金和人为寻租两类分配所获得的社会财富在扣除自身耗费和有效投资之后的结余部分，错位差的“取长补短”所形成的绝对资本租金，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仍然会成为自然资源租金和人为寻租两类分配形式的寻租对象，q中最终能够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的量的大小，自然资源租金和人为寻租两类分配形式对于这部分绝对资本租金的寻租量。创新租金所分配到的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输出性结余财富，一般来说，获得者在扣除自身的耗费必须之后，用于追加投资，并不会形成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因为其不会形成无效投资，而固定资产折旧和一般劳动力的自然工资，仅仅是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其输出性结余的组成部分，更不会是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 “财富” 的正当来源，特别是在一般劳动力的工资已经低于其自然工资的情况下。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的“取长补短”过程，理论上，在没有将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 全部挖取之前，实际错位差就可以减少为零，也就是社会实际财富存量中的无效投资量归零，这会表现为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和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为零状态的并存局面，此时，如果将这部分仍然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挖取而继续“取长补短”，那么其对于经济运行的效果就会相当于央行的货币发行，并不会成为实际GDP继续增长的原因。所以，“取长补短”政策的施行，需要根据具体经济状况斟酌考虑，而实际错位差为零，也并不表示实际GDP是否达到了潜在GDP，而只是表示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对于实际GDP的压缩力消失，实际GDP是否达到了潜在GDP，仍然要看资源是否被充分利用。
在抛开时滞和会计的历史记账原则对于折旧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的“取长补短”而引发的经济增长，既会表现为实际固定资产折旧的增量与一般劳动力工资的增量等比例增长，也会表现为实际固定资产折旧水平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等比例提高，因为提取固定资产折旧的资产商品的重置价格取决于一般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动，固定资产折旧水平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而追逐绝对资本租金的资本也会因为社会生产的规模扩大，随着劳动力供大于求状况的缓解和劳动力供给的趋于短缺而不断提高其工资水平，并且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适度高于其自然工资，当然，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是否会形成长时间的低于或高于其自然工资水平，则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是否会出现绝对过剩和绝对短缺。固定资产折旧水平与一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等比例的联动提高，对于q中最终能够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的量所产生的GDP增长的效应倍数，会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因而，工资水平增长与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工资增长了就会引起实际GDP的增长，而是因为实际GDP增长了才引起了工资的增长，而工资水平的增长会引起物价水平的提高，所以，物价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实际GDP增长的原因，而是实际GDP增长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物价水平的提高都是实际GDP增长的结果。
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的“取长补短”所引发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价水平提高的过程会消减一部分的创新租金，这对于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项目来说，其名义的资本利润率增加的幅度会小于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项目，其实际的资本利润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降低，从这个意义上，错位差的“取长补短” 对于经济增长的刺激过程，相对来说不利于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资本项目，但是，一旦刺激效应消失，具有创新竞争优势资本项目的实际资本利润率就会恢复到其正常的水平，而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资本项目的实际资本利润率则会归零。
财政的公共投资或支出对于实际GDP增长的乘数效应，并不与公共投资或支出总的增量直接成正相关关系，而是与这种支出增量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的“取长补短”量直接成正相关关系，并与“取长补短”量所形成的绝对资本租金最终能够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的量成大致确定的比例关系，反之，财政的收入对于实际GDP降低的乘数效应，即税收乘数效应，也并不与税收的总增量直接成负相关关系，而是与税收的总增量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的“取短补长”量直接成负相关关系，并与“取短补长”量所形成的绝对资本租金负值最终能够消弭掉的固定资产折旧量成大致确定的比例关系。
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总量平衡，且收入总额与支出总额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税收的收入结构和财政的支出结构，也可以使得实际GDP出现增长的乘数效应或导致出现实际GDP降低的乘数效应，其结果取决于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错位差是增大了还是减少了，特别是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的短板是加长了还是缩短了。同理，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总量平衡，财政收入总量与支出总量同时发生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扩大（或缩小）也并不必然等于政府支出的扩大（或缩小）量或税收的增加（或减少）量，即预算平衡乘数并不必然恒等于1，这关键要看财政收入总额与支出总额同时发生增加或减少，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的短板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按理说，政府同步的扩大（或减少）收入与支出，即便是不改变收入与支出的内部结构比例，仅仅只是同步增减收入与支出的总量，也只能说明政府通过社会再分配，在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运行过程中所耗费的财富总量发生了变化，GDP怎么会随着政府所耗费的财富总量的增加而等量增加呢，结论是令人费解和不严密的。政府同步增减收支，如果预算平衡乘数等于1，那么就说明政府同步的扩大（或减少）收入与支出，对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影响发生了与政府收支总额同步增减量等量的变化，问题是GDP的增减量与有效投资的增减量相对应，这就需要弄清楚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发生变动的运作机制问题，有效投资是指可以保持大致不亏损状态下投资或能够盈利的投资，那么根据配比原则新增的有效投资除了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投资（这类投资无论政府是否增大收支都会自然增加）之外，对于不具有创新竞争优势的一般性投资来说，其发生增量必然是因为绝对资本租金出现正值，其发生减量必然是因为绝对资本租金出现负值，并且正值的绝对资本租金量会转化为有效投资固定资产折旧的新增量，负值的绝对资本租金量会使得一部分有效投资因为固定资产折旧无法弥补而转化为无效投资，毫无疑问，由于政府收支平衡的增减总额同步变化，绝对资本租金的增减值绝不会来自于政府的收支变化本身，而且政府本身也不是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如果非要说政府收支的增减变化本身会引起绝对资本租金的增减值发生变化的话，也只能是与政府收支的增减变化方向相反，而不是同向变化，因此，这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即政府收支的同步增减变化引起了社会财富占有机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处于“过剩”行权贮藏状态的“财富”挖取了一部分转化为了绝对资本租金正值，资本在追逐这部分绝对资本租金的时候，引起了社会财富生产的扩大，从而引发了实际GDP的等量增加，反之，由于绝对资本租金出现负值，会迫使一部分有效资本转化为无效资本而退出社会财富的生产，从而导致实际GDP的等量减少，当然，这种“挖取”不应该机械的理解为直来直去的挖取，更多的应该是通过对于社会新生产财富的分配影响而间接实现的结果。政府同步增减收支，如果预算平衡乘数等于1，那么政府同步增减收支量对于改善或恶化社会财富占有格局的变化量，一定会等于同步增减收支量与V/R乘积，即政府同步增减收支量对于改善或恶化社会才财富占有格局的变化量等于有效投资的折旧增减量，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政府同步增减收支的预算平衡乘数就不会等于1，而无论单纯从有效需求的角度论述的多么充分。当潜在GDP不变且实际GDP低于潜在GDP时，即便在比例税率等条件为限定的情况下，预算平衡乘数也不见得会恒等于1，这主要受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影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支的同步增减，对于社会财富格局的占有“取长补短”量或“取短补长”量，是否等于政府收支的同步增减变化量所对应的有效投资的折旧增减量，同步增加的增量税收会同时针对原有格局下有效需求的收入来源和雪藏（因行权贮藏）需求状态的收入来源，而同步增加的增量支出，则主要是增加有效需求从而刺激GDP增加，但GDP增加的过程，贮藏（无效）需求的收入来源也会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也就是说，因财政收支的增量而新增有效需求所产生的GDP增量中，会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出现一部分新增收入重新转化为贮藏（无效）需求状态的情形，这会使政府收支的同步增量所产生的正效应打一些折扣，因而，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收支的同步增量和非财政分配因素的双重影响，最终确定政府收支的同步增量对于有效投资的折旧增减量影响大小，反之，亦然。所以预算平衡乘数既可能会大于1，也可能会小于1，当然也可可能会等于1，关于预算平衡乘数恒等于1的结论，是纯粹通过有效需求理论来论证的，虽然设定了税收为定量税的条件，但这种论证本身没有解决导致有效投资增加的绝对资本租金来源问题。
在潜在GDP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变动对于经济运行规模的影响取决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对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相对错位差的影响程度，二是通过对于绝对资本租金的增减量影响，进而影响与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相配比的固定资产折旧量，并对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影响程度；其中前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财富生产（或投资）的相对过剩，会对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的配比规模形成压缩作用，压缩力的大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相对错位差程度，增大相对错位差程度，会对于实际GDP形成下行的压力，加大其下行的风险程度，减小相对错位差程度，会消减实际GDP下行的压力，降低其下行的风险程度，而后一方面，对应于实际GDP的增减，使得绝对资本租金为正值并进而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的量越大，则实际GDP的增量越大，反之，使得绝对资本租金为负值并进而抽取固定资产折旧的量越大，则实际GDP的减量越大。财政的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的乘数效应，正是上述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错位差不为零时，可以通过“取长补短”来形成绝对资本租金的增量，使得实际GDP以乘数增长，但当错位差为零时，“取长补短”的正效应就会消失，财政实行扩大支出的政策以继续刺激经济的增长就会失去作用，其中，支大于收的部分，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就会相当于增量的“货币发行”，即便是预算平衡条件下的财政收支增量，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正效应，只有在错位差为零且实际GDP仍然低于潜在GDP时，随着社会实际财富蓄积量的增加而发生的财政赤字，才会对实际GDP的增长起到松绑作用，此时，财政赤字与增发货币对于经济运行的作用相似。财政赤字与货币超发的作用不同，财政赤字需要偿还，而货币超发不需要偿还，财政赤字是将一部分处于行权贮藏状态的货币先借用再归还本息，对于处于行权贮藏状态的货币量起到增加作用，货币超发则是将所有本币贬值的同时也将处于行权贮藏状态的货币予以贬值，剥夺其一部分行权的权重。
那么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为零时，“取长补短”的限额是多少呢？我们知道，“取长补短”对于有效投资的实际增量，取决于这种取长补短量可以实际转化为固定资产折旧的量，增加了多少与有效投资相配比的固定资产折旧量，就会新增多少有效投资的量，而新增有效投资的直接来源是处于无效投资状态下的社会实际财富存量，所以，使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错位差为零的“取长补短”限额，取决于固定资产折旧率V的大小，其逻辑关系为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中的“过剩”社会实际财富存量减去新增有效投资的量，即，新增有效投资量+取长补短量=社会实际财富存量过剩。设新增有效投资量为M，取长补短量为N，社会实际财富存量过剩为Q，折旧率为V，在Q和V为已知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分别计算出M和N的量，根据：
Q=M+N
N=M×V 或者M=N÷V
则：Q=M+N= M+ M×V 或者Q= N÷V +N
从而得出：
M=Q÷（1+V）
N=QV÷（1+V）
需要强调的是，伴随着“取长补短”过程的是社会生产规模和社会简单再生产循环配比规模的持续扩大，在社会总财富存量的持续增加的同时，又会因为社会分配的原因而形成新的“额外过量”结余，于是，继续扩大社会生产规模的“取长补短”政策，仍然可以循环下去，而不是仅仅限于无效投资状态下的社会实际财富初始存量，但是，这种循环有一个边界，当实际GDP达到潜在GDP，并且一般劳动力的工资等于或不低于其自然工资时，继续实行“取长补短”的政策，对于实际GDP的增长就失去了意义。当社会实现充分就业以后，刺激实际GDP增长的“取长补短”政策就会失去正向作用，是否继续“取长补短”？这取决于社会一般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当需要弥补一般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时，可以“取长”以实现一般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但当其它可用自然资源已充分利用，而一般劳动力的供给仍然富余时，“取长”以针对一般劳动力收入不足的“补短”政策，仍然不能改变一般劳动力的工资低于其自然工资的局面，其作用更重要的在于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当实际GDP达到潜在GDP时，一般劳动力的工资继续增加，在提高一般性资本项目产出成本的同时，不仅不能够增加实际GDP的量，反而会压缩实际GDP的量，会导致一般性资本项目经营效率和社会总体的财富生产效率同时降低，这与上述产生绝对资本租金的“取长补短”政策，所取得的效果截然不同，因为在实际GDP低于潜在GDP时，以零错位差为中心的 “取长补短”政策，在提高一般性资本项目产出成本的同时，会提高社会总体的财富生产效率，两者是反向的而不是同向的关系。
（摘自《财富及租税原理》第十章第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