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一群日本青年踏上了漫长的旅程。
在任何时代，年轻人都是社会的扁桃体，社会有问题，他们首先“发炎”。1960年代尤其如此。在这个充满激情和混乱的年代里，被“革命”的热情煽动起来的中国年轻人走上街头，欧美国家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作为中国的东邻，日本的年轻人也是躁动不安。有的人在校园内外鼓动，有的人则选择离开，到远方寻找理想国。
51年之后，在远离中国和日本的丹麦，我和77岁的千叶忠夫坐在北菲茵民众学院的餐厅里，慢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窗外依旧绿草如茵，草地上的校舍色彩明亮。这是千叶忠夫一手创办的学校。望着他的满头白发，我渴望听到他的故事：当年他为什么选择离开？为什么要在异国他乡创办这样一所学校？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传奇？
随着千叶忠夫的娓娓讲述，咖啡的香气也在我们周围悄悄地弥漫开来。
一
千叶忠夫出生在日本农村。他还记得，小时候，美国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当然不知道，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时刻。日本以惨败结束，随即在美国的推动下，迅速实现政治转型。
18岁时，千叶忠夫应征入伍，成为日本自卫队的一员。根据战后新宪法，日本不能保留军队。但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日本成立了用于防卫的自卫队。
在八年服役期间，千叶忠夫完成了大学学业，学习的是社会学。彼时日本经济开始起飞，新的社会议题也随之凸显：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学生运动一度高涨，东京大学的学生甚至占领学校主楼。后来学生运动更扩展到校外，成为政治运动和示威的主要力量。
“不左也不右，我在中间”，千叶忠夫自陈道，“我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特别强的政治主张。”其实，千叶忠夫只不过不那么激进而已。在那样的时代氛围里，他在思想上仍然属于左翼青年。
在这些左翼青年看来，这个国家虽然经济繁荣，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远不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很多人被边缘化，特别是残疾人，孤苦无依，缺乏保障。
偶然的机会，千叶忠夫得知在北欧有一种更加好的社会制度，“所以想出去看一看，去寻找一种更好的可能性。”就这样，千叶忠夫和一群年轻人怀着憧憬和渴望，离开日本，向着遥远的北欧进发。
列车穿越浩瀚的西伯利亚，翻越高耸的乌拉尔山脉，首先抵达莫斯科。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强国，苏联给千叶忠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吃惊地发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贫困。苏联人追着外国人购买他们携带的东西，包括笔和裤子。
在出发之前，千叶忠夫根据旅行社朋友的建议，买了许多尼龙袜子。在火车上，他就见证了尼龙袜子的神奇功效。朋友生病，一位女医生冷漠以对。当尼龙袜子展现在面前时，女医生绽放着笑容跑来帮忙。在列宁广场上，数百人排队去瞻仰革命领袖的遗体。只要一双尼龙袜子，就能够插队“加塞”。
在当时的日本，激进的左翼青年还沉浸在共产主义的梦幻里，把苏联视为一个理想国。可是对于亲临其境的千叶忠夫来说，显然，这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贫穷乌托邦。
这群日本年轻人继续出发，火车终点是赫尔辛基。作为北欧的国家，芬兰地处东西方阵营之间，因此采取了中立态度，不偏不倚。千叶忠夫看到，芬兰的建筑非常漂亮。但是短暂停留，让他很难深入了解这个国家，他觉得这个岛国和当时的日本区别并不是特别大。
那时的日本政府规定，出国每人最多只能携带500美元。身上的钱越来越少，没有回程票的千叶忠夫开始寻找工作。四月的赫尔辛基依旧寒气逼人，千叶忠夫徘徊街头，不知所往。他没有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走进餐馆，问能不能洗盘子。当时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只是心里有那么一丝骄傲，“我生活在一个已经发展的国家里，不想做那么简单的工作。”
同行者逐渐散去。千叶忠夫渡过波罗的海，先后到达瑞典、挪威，依旧找不到工作。他想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读书，但是囊中羞涩，只能望校门而兴叹。于是他无奈地离开斯德哥尔摩，乘晚班火车，跨过浅浅的厄勒海峡，来到了丹麦。
当这个跨越千山万水的日本人走下火车之时，波罗的海的寒风让他感到茫然。他没有想到，这里就是他的人生目的地，这里将成为他的家园，此后半个世纪他将在此地奋斗。
二
一路走来，虽然跌跌撞撞，千叶忠夫心中的目标其实是清楚的。在告别父母的时候他说，我要去学习丹麦的福利社会。只是，虽然他听说这个国家以福利著称，却不清楚这套福利制度的由来。
在战后，日本仅用数年时间就走出困境。和日本不同，直到1950年代中期，丹麦都是西方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失业率徘徊在10%左右。在十年时间里，丹麦都是一个灰色的、半贫困的国家。
不过，随后第二次工业化浪潮澎湃而至，这片灰色的土地仅仅用数年时间就变成了富足的社会。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让每个人都能够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确保每个公民过上像样的生活。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丹麦成为真正的福利国家。
千叶忠夫并不急于了解丹麦的历史，他当时最急迫的，还是要找到一份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这个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是一个人生地疏的亚洲人，仍然难以在丹麦首都找到工作。
“我身体很健康，所以我会当农民，可以去干活。” 于是，千叶忠夫来到哥本哈根的郊区，在一个养猪场找到了管吃管住但没有工资的工作。彼时丹麦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养猪业是这个国家的大产业。千叶忠夫笑称，自己曾管理一百头猪。
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可是这个怀抱梦想和雄心的年轻人，每天在养猪的时候都对自己感到失望。
一年之后，他摆脱了这种平庸无望的生活，来到赫尔辛格的一所民众学院，重新开始学习社会学。这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在这里，他第一次知道了格隆维的名字。
如果说，安徒生是丹麦的心灵，那么格隆维就是丹麦的头脑。生活在19世纪的格隆维是丹麦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1849年丹麦国王颁布宪法，宣布实行民主。但是在一个民众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国家里，如何实现真正的民主？格隆维认为，只有让民众受教育，启蒙大众，民主才能够在这个国家落地生根。
格隆维提倡建立立足民间的“民众学院”，招收那些被剥夺教育权利的农村青年。这些学院与政府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入学门槛，不设考试限制，可随时入学。在19世纪下半叶，民众学院成为丹麦最大的教育工程。学院里富有感染力的老师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唤醒了无数青年人身上蛰伏的精神。他们从沉默无语的大众，转变为善于辩论、善于沟通的负责任的公民，民主社会由此形成。正是在格隆维的引导下，丹麦从19世纪的内忧外患中走出来，民主制度也巩固下来，从而为其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福利国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起权力和金钱来，思想是最有历史穿透力的。在格隆维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思想竟然点亮了一个日本年轻人的人生。从格隆维这里，千叶忠夫找到了人生目标：“我要办一所这种给年轻人提供机会的民众学院。”
不过当时看来，这个目标遥远而渺茫，“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生存都是问题，但是这个梦想已经在那儿了。”
为了生存，千叶忠夫向另一所可以寄宿的民众学院申请工作，院长慨然允诺。这些民众学院的院长都像格隆维一样，一心为年轻人着想，让他们有机会追求更好的社会。这所民众学院位于丹麦的另一座岛屿——菲英岛。第一次见面，院长就把课程表交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学习什么，还给他零钱买香烟。“这个校长是我遇到的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提供方便的丹麦人中的一个。”
梦想就像阳光，可以照亮人生。心怀愿景，千叶忠夫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个当初不肯去餐馆工作的年轻人，现在却主动走进学院的厨房，心甘情愿地洗盘子。一个月后，他还登上讲台，为学生讲授数学。
三
世界进入了1970年代。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的千叶忠夫迫切希望了解丹麦的福利制度。他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不成体系。他也不想到大学里学习，而是希望在实践中观察。可是，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呢？
千叶忠夫的人生信条是“一条路堵住了，就找下一条路，反正我要试”。他给丹麦国家福利部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梦想，请部长帮他找一所残疾人机构去服务。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信件一定石沉大海。可是，这里是丹麦，一个奇妙的国家。千叶忠夫很快就收到了部长的亲笔信，介绍他去一家服务残疾人的福利机构。
抵达丹麦三年，千叶忠夫获得了第一份有薪水的工作，开始为这个国家交税。一年后，千叶忠夫给哥本哈根主管官员写信，又获得了在工作中了解丹麦儿童福利制度的机会。
通过这种“做中学”，他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此时，已经年满30岁的千叶忠夫渴望系统学习。他又进入欧登塞大学，学习了三年的社会学。
1974年，千叶忠夫带着丹麦夫人，回到了日本。阔别7年之后，故园犹在，父母垂垂老矣。由于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日本终结了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过，这个远东岛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生活富足，各种福利制度相继建立。学生运动则走向沉寂，因为大众不再认同学生的做法，社会由冲突回归常态。可是在千叶忠夫看来，和丹麦比起来，日本的福利体系还有许多缺憾，远没有健全。
尽管日本有许多就业机会，千叶忠夫还是回到了丹麦，开始在福利机构工作。他先是照顾老人，后来又教育问题少年。他发现，不幸的家庭是导致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于是，他卖掉哥本哈根的公寓，买下北菲茵一所已经停办的学校，举家迁居，让问题少年住在自己的家里。
此时他的家庭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怎么可以天天跟少年犯生活在一起？太太不能理解。然而千叶忠夫却感到欣慰，因为自己创办民众学院的梦想开始起步。他对太太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民众学院。只要我做成了，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你也会很快乐。”
“那会儿生活特别不容易，”回想当年，千叶忠夫先生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现在我退休了，她终于快乐了。”可是在那笑容背后，不知道有多少心酸！我难以想象，在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一个家庭常年与问题少年生活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
不断有问题少年被送到这儿来。除了教育，千叶忠夫还刻意锻炼他们的意志，带领他们围着学校跑步，训练特别苦，体力消耗严重。一些孩子主动要求返回学校，或者去找工作。
这种生活持续了十多年之后，千叶忠夫终于实现对夫人的承诺，不再招收问题少年。他成立了“日丹交流学院”，招收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丹麦的社会福利制度。虽然尚未正式注册成为民众学院，可是这里的教学已经是民众学院的方式，师生互动，相互激发，“关键词就是自由和民主，但要为自己负责任，这是负责任的自由和民主”。
1997年，丹麦政府正式批准成立了“北菲茵民众学院”。在抵达丹麦30年之后，千叶忠夫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四
我望着窗外一幢幢色彩鲜艳的房子，彷佛置身于童话王国。为了这所学院，千叶忠夫付出多少汗水？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创办一所学院，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奇迹。更让人感动的是，千叶忠夫并没有把学院据为私人财产，而是交给一个理事会管理。
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千叶忠夫经常说自己“no money”。可是在他看来，“保持饥饿是一个好事”。就在“饥饿”状态下，他努力不懈，北菲茵学院的规模越来越大。
丹麦规定，只有丹麦籍学生超过50%，才能够获得政府资助。2003年之前，因为只招收日本学生，北菲茵民众学院一直没有像其他的民众学院那样，获得丹麦政府的支持，只有靠千叶忠夫自己独力维持。
很难想象，当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的时候，远在丹麦的千叶忠夫竟然也迎来了人生的低谷。因为“非典”，国际交流锐减，日本学生来不了。北菲茵民众学院不得不接收丹麦学生，以缓解经济危机。丹麦政府开始提供资助。不只是丹麦学生，所有的在校生都享受政府的补贴。
2005年，64岁的千叶忠夫卸任，将校长职务交给摩根，一个有丰富经验的教育家。如果说，在此之前民众学院主要是把丹麦的福利制度介绍到日本去，那么在此之后就有了不同的焦点。但是，学院一直保留“日本班”，让日本年轻人有机会学习丹麦的福利制度。
日本的皇太子还专程到这里参观，而且留宿一夜。这让北菲茵民众学院在日本名声大噪，许多日本年轻人慕名而来。这些学生回国开办自己的福利机构，或者做相关的事情，都在推动完善日本的福利制度。这让千叶忠夫感到骄傲。
千叶忠夫叶经常回国做讲座，他的著作在日本广受欢迎。一位成功人士在地铁里读到他的著作后，抛弃公司的高管职位，跑到这里来任教，而且立志将来要在日本开办一所类似学校。
千叶忠夫仍然定期来学校里授课。他总是笑眯眯地出现在校园里，穿着朴素，谦恭得就像一个老工人，同时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头儿。和我对坐交谈，他不时地和我开玩笑，笑容如孩童般灿烂。然而，他又有坚贞执着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改变我的立场和我的态度。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联合国推出的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多年以来丹麦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在千叶忠夫看来，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丹麦成功的根基。虽然丹麦的福利制度难以复制，但是永远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我想做一个民众学院，这件事儿做到了。但是我永远不会觉得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至今保留日本国籍的千叶忠夫说，“我真正的梦想是，改变日本的社会状态，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真正的福利社会是建立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上的。像古巴、北朝鲜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有福利，但不可能是真正的福利国家，因为它们缺乏民主。我一生的梦想，就是要让日本实现真正的民主，成为真正的福利国家。”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临别之际，千叶忠夫在他的日文版新书《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丹麦生活方式》上写下这样的话，和著作一起赠送给我。显然，这句话是他一生的信念，这本书则寄托着他毕生的梦想。这位77岁的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丹麦至今仍然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为此生能够找到一个理想国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