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初学者（13）：什么是经济人？
2019-10-11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它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经济学所研究的那一类人叫做“经济人”，它是经济学家眼里特定的一类人，这一类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经济学”的。别的社会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它们眼里有自己特定的“人”，它们与经济学所钟情的“经济人”不同。
一般而言，“经济人”有两个特质：自利，理性。
人的行为动机，一般而言是自利的，或者说是利己的。这是对人的利益倾向的一般认识。个人追求收入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这就是自利的表现。不否认人可能有利他的行为动机，有人多些有人少些，有人强些有人弱些，前者如雷锋，后者如吾辈。就通常情况而言，在利己和利他的权衡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趋于利己的。
对于人的自利本性，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有过最好的阐释。他下面这段话是经济学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国富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P14）实际上，斯密是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构建他的理论框架并提出政策主张的。所以施蒂格勒（1911-1991）说——《国富论》是矗立在自我利益基石之上的巨大宫殿。
人的本性一般而言是自利的，一个依自利本性而行事的社会可能是有效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最好的评判者和维护者，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可能是社会利益的实现。斯密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不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彼此利益的相互性，也就是说，你追求你的利益不能损害我的利益，我追求我的利益不能损害你的利益；否则，如果你损害了我的利益，我的报复会使你的利益实现不了；如果我损害了你的利益，你的报复也会使我的利益实现不了。于是，我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努力避免损害他人利益。这样，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每个人的利益都实现了，而他人利益又没有受到损害，于是社会利益也就实现了。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斯密所主张的“自利”同我们一般说的“自私”是有区别的。“自利（self-interested）”是一种保守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他追求自身利益，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我们从事一般的经济活动，生产或者经商，投资或研究，都属于这种情况。“自私（selfish）”则是一种攻击性的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它通过刻意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坑蒙拐骗，甚至偷窃抢劫，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是一种粗野而短视的机会主义行为。
斯密所讲的人所具备的理解人与人之间“利益相互性”的能力，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这种“推己及人”的能力，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领悟，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是构建道德世界和谐秩序的“同情心”的基础。这一宽泛意义的理性跟后来经济学中一般意义的理性还有差距。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那个“理性”在更大程度上是伦理学意义的。
作为“经济人”的另一个构造要件的“理性”，一般而言有两层意义：
首先，理性指的是行为的目的性。理性的行为是有目的的，不是盲目的，冲动的，感性的，情绪化的。其次，理性指的是行为人具备的一种能力，一种对目的的实现与实现目的的手段之间关系的分析判断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收益成本分析的能力。
为“经济人”构建出“理性”特质的，是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边沁（1748-1832）。边沁认为，对个人的经济行为，甚至对国家的政策制定和法律实施，都可以进行幸福和痛苦的计算。个人行为的结果或好处，就是幸福；付出的费用或者代价，就是痛苦；二者对比的结果，就是效用或者幸福的净值。一项行为或者活动是否值得，应该进行幸福-痛苦的计算和比较，以效用是否为正为取舍的标准。若干项行动的比较，以效用大小为取舍的标准。政策或者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是这样的。一项政策或者法律的实施，有人受益，有幸福；有人受损，有痛苦；将幸福和痛苦加总求和，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取舍的结论。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边沁主张施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以效用或者幸福对行为或政策法律进行评价，以幸福和痛苦的比较作为取舍的标准，这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经济学中的“理性”原则，就是这样被边沁构建起来的。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中 “经济人”的“理性”原则要更加具体更加严格。作为行为人的一种能力，要求针对特定的选择，能在瞬间获得充分而完善的信息，在瞬间列出无数的方程，在瞬间解出最优解，进而在瞬间作出决策。这里的“充分”和“瞬间”等等当然只是假设，具备这样的条件，市场才能迅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才能保持完美的均衡。在以后深入的学习中你们会了解到，经济学家们是如何费尽心机讨论如何建立完美模型，证明市场的完美运行的。
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这样的“自利”而“理性”的人的。从前者来看，并非所有的人在所有的行为中都是自利的。事实上，我们的行为动机中，有时候可能会有怜悯，有慈善，甚至会有利他。在利益匮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专注于利益，而当利益饱和之后我们就可能会追求非利益甚至非自我的东西。就后者而言，人的行为当然是有目的性的，但有时候，为了快乐或者别的什么，人们可能会放松自己，不把目的看的很重要。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斤斤计较，并非所有人都在意，都重视。有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很在乎，只要有满意的结果就好了。而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那些——充分的信息，完全的能力，等等，只能说是一种理想，并非真正的人所能做到。
但是，“经济人”的这种抽象并非虚假。尽管完全的自利并不真实，但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人们更多更一般的行为倾向还是利己，而不是利他。一个利己的世界其实是有效的，有秩序的。人们确实不会如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那样“理性”，那样疯狂。但是，根本而言，人们的行为中还是会考虑成本收益的。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那些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的个体或者企业或有更好的生存空间，有更大的生存可能性。优胜劣汰的结果，留下来的更可能是“理性”的个体和企业。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实也只能是这样抽象的“经济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它从一些简单的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演绎和抽象分析，构建出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体系，只能从抽象的“经济人”出发。试图从具体的个体如张三或者李四身上揭示出一般的原理或规律，那是缘木求鱼。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在最近几十年还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诟病，这与其解释力的下降有关。确实，最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沉溺于形式化的花拳绣腿，越来越陶醉于夸夸其谈的自我期许，越来越脱离实践，脱离具体的人的行为。科斯说现代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张五常说现代经济学到处是“套套逻辑”，其实已经口下留情了，很早就有人说经济学成了骗术，成为“占星术”。在对现代经济学的批判中，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过于理想的”“经济人假设”，说是因为“经济人假设”的不切实际才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对现实的偏离。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现代经济学确实日益丧失对现实的解释力，但问题却不是出在经济人假设的理想化或者不真实上。假设的不真实是天经地义的，它本来就是不真实的，而且是不能真实的。真实的命题就不成其为假设了。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力，其实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偏离了经济问题，偏离了现实世界。经济学越来越痴迷于玩弄形式化的把戏，对形式的重视远远超于内容，将内容置于从属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地位。现实都已经不存在了，如何会有对现实的解释力呢？
经济学的发展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不仅研究经济问题，不仅将经济关系理解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还将经济问题置于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背景下研究，经济行为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嵌入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问题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原先经济学研究中的那些非经济的因素逐渐被挤出，被阉割掉。经济学变得越来越纯粹。进一步的发展，得到更广泛应用的是经济学基于理性分析，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被构建得越来越精妙，越来越高级；结果，经济学家或者是越来越热衷于方法的构建，或者是执迷于理性分析或成本收益分析在非经济学领域的推广，后者被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似乎呈现繁荣的景象，但实际上却被边缘化了，甚至是正在消失。这些问题与“经济人假设”其实没有多大关系，问题只是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偏移。
经济人假设更多地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与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整体主义的。西方经济学更多强调个人在选择中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将个人选择看成是现实的历史的选择的结果。即使从个人行为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个体也有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也有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能力，不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行为主体还在追求平等的社会地位，追求和平的社会秩序，追求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行为主体就不仅是“经济人”，更多的还是“社会人”。
西方经济学之陷入困境，与其“经济人”假设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如果西方经济学能够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人”的某些因素，其研究的现实性可能增强，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可能增强，其生命力可能焕发。那样的话，西方经济学就不是西方经济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