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学者李埏是钱穆先生的学生，自1936年在北平师大听钱穆讲秦汉史、亲承謦欬以来，李埏曾四度随师问学，聆听教诲，师生俩保持了十分密切的交往。在李埏人生成长的历程中，钱穆的言传身教和治学方法的启迪对他个人学术生命的塑造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他走向宋史研究的重要引路人。钱穆一生的学问研究重心在学术思想上，他对李埏治宋儒学术抱有极大的期许，但弟子并未完全随老师的脚步跟进，他在唐宋经济史领域辛勤耕耘，独树一帜，开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钱穆先生照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一生执教75年，桃李满天下。在钱穆众弟子中，李埏是其甚为器重的一位。钱穆晚年撰写《师友杂忆》时惜墨如金，但在记李埏时却不吝笔墨，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师生交往的深厚情谊诉诸笔端，再三致意。钱穆去世后，李埏挥笔写下《昔日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一长文，追忆随师问学、随侍讲筵、亲承謦欬之乐，这段令人钦羡的学谊关系，在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重温钱穆与李埏这一段学缘和交谊，探究师生俩在学术上的关联与传承，对于加深20世纪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的认识和理解，应是有意义的。
一师生交谊
李埏（1914—2008），字子泝，号幼舟，云南路南人。1935年秋，李埏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36年下半年，北平师大聘请钱穆到历史系兼课，讲授秦汉史，李埏得以亲承謦欬，聆听教诲，这是他追随钱穆问学之始。
▲李埏
当青年李埏从西南边陲来到古都北平求学、听钱穆讲秦汉史时，钱穆已是北平学术界鼎鼎有名的秦汉史专家了。1931年秋钱穆入北大史学系任教，即为学生讲授秦汉史一课程。钱穆早年对秦汉史，尤其是汉代学术史有精深研究，他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刘歆并未伪造古文经这一重大问题，使晚清以来经学上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深得北平学术界主流巨子的认可与好评，他也是因此文名动京华而受聘北大的。易言之，钱穆是以秦汉史专家的身份来北大任教的，故受聘后即在北大讲秦汉史这一必修课程。以后他又在清华、燕京两校讲授此课程。由于钱穆对秦汉史料极为熟稔，他在讲授中旁征博引，分析深透，深得各校学生的欢迎。所以当他到北师大讲课的消息一传开，学生莫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讲授开始，听者云集，座无虚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当时钱穆住马大人胡同，近东四牌楼，师大校址近西四牌楼，钱穆讲课必穿城而去，路途甚远，但他去师大上课，“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过迟到、早退。每上课，铃声犹未落，便开始讲，没有一句题外话。特别给学生们感受最深的是，他一登讲坛，便全神贯注，滔滔不断地讲。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给听课的学生留下极深的印象。李埏回忆说：
“ 我在中学时，已阅读过《通鉴》《史记》和《汉书》；在读私塾时代，还背诵过《史记菁华录》以及《古文观止》中所选的秦汉文章，如《过秦论》《治安策》《贵粟疏》等等。因此，初上课时，还自以为有点基础，并非毫无所知。不料，听了几次课后，我便不禁爽然自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我私自庆幸有机会遇到这样一位良师，闻所未闻，茅塞顿开，能多听到一句教言也好。所以每当下课，一些高年级同学陪着先生边走边质疑、请益，我也跟在后面侧耳而听。”
李埏对老师的称赞并非夸大其辞。钱穆在北平各高校讲秦汉史已有多年，对秦汉史的解读自有其独到之处。当时他边讲授边编讲义供学生阅读，虽然讲义仅编至西汉而止，但从中也可反映出他在这一领域诸多的学术创获。该讲义对秦汉时期的学术、政治及社会经济三者并重。在学术方面，列有文化之西渐、秦代之文化政策、西汉学术之复兴、昭宣以后之儒术等章节，对于秦汉博士官制度承变、家言与官学之代兴，秦廷焚书与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五经之内蕴，皆有深入分析，而于新莽代汉而起的思想依据特多创发，言人所未言。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曲折演变，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变化，汉武帝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等，皆有精密讨论。而其论政治始终从经济民生与下层社会实况着眼，尤具卓见。当年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牟宗三曾不止一次说过，“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可见，钱穆当年在北平各高校讲授秦汉史颇多新见，特显精彩，确有独到之处。比如他对王莽的评价就与传统观点大不相同。他说富民豪族兼并，贫富不均，这是“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谊）晁（错）董生（仲舒）极论于前，王（吉）贡（禹）诸儒深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晁董生以来，迄于王贡诸儒之所深嘅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谓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正统观论是非的讲解和评论可谓石破天惊，道人所未道。李埏称钱穆所讲“闻所未闻，茅塞顿开”，诚非虚言。
当年钱穆在北平师大的讲课使李埏受惠无穷，开启了他此后的治学方向，从此定下了立志史学的志业宏愿。他深为钱穆的学识和人格所吸收，为了追随名师，他决定转学北大。为了参加北大的转学考试，他甚至抗命不去参加1937年暑期学校在南苑的军训。不过，李埏的愿望并没得到实现，转学考试前夕，卢沟桥的枪炮响了，他仓惶南归，转学北大从钱穆问学的愿望遂成泡影。
李埏追随钱穆问学的第二段时光是钱穆任教西南联大时期。七七事变后，李埏南归滇中，先去云南大学借读两月，然后到大理师范学校任教半年。钱穆则随北大南迁，由长沙而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38年秋后，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李埏回昆明转入联大历史社会学系读书，经过长时期的辗转流徙，师生俩终于在滇中得以重见。钱穆因爱宜良山水，卜居岩泉寺撰写通史著作《国史大纲》。他一周三天时间埋首山中从事著述，三天时间赴昆明讲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西南联大，播迁未定，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借用城外的昆华农校和城内的昆华中学上课，钱穆的通史课，安排在农校主楼上的一个大教室里，这是西南联大当时最大的一个教室，大约有一百多套桌椅，可坐二百多个学生。即便如此，还是座无虚席，人满为患。椅子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室内外的地上坐满了，便坐到窗台上。有的人连窗台也挤不上去，便倚墙而立。钱穆走上讲台，需得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钱穆的通史课，李埏本可以免修，但他仍然选修了这门课，并且把它“定为自己着重努力的一门功课。”钱穆讲课时感情充沛，极为投入，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具有“悠久”“无间断”“详密”三个特点，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感到它是可敬可爱的。读史、治史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应认识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只是中国历史的逆流。如今日寇入侵，大片国土沦丧，这只是暂时的军事失利，从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动态波荡中观察思考，今日的中国是绝对不会亡的，是绝对有希望、有前途的。钱穆在讲授中，痛述国难惨史，阐发民族精神和历史的教育意义，很好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这种讲授可谓言者惊心，听者动魄，既能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历史知识，又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李埏回忆当时钱穆讲课的情形时说：
先生的讲授，感情是那样的奔放，声音是那样的强劲而有力，道理是那样深切著明。那时正是国难方殷，中原陷没，学校播迁甫定，师生们皆万分悲愤之际。因此，先生的讲演更能感人动人，异乎寻常。两个小时的课，自始至终，人皆屏息而听，以致偌大一个教室，人挤得满满的，却好像阒无一人似的。从先生的讲授中，学生们不唯大大增加了国史的知识和兴趣，而且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信心。有的人受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等思想的影响，对国史不甚重视，听后也有转变而大异于往昔。这样的课堂讲授，岂止授业解惑而已。
当时西南联大校方在昆明东城才盛巷租一院房子作单身教授宿舍，钱穆来昆明后即下榻此处。每到周五、周六下午，学生纷纷前往才盛巷宿舍去拜谒、请益。据李埏回忆，大约是第一学期最末一周的星期五下午，他到才盛巷去看望老师，钱穆说：“最近在写《国史大纲·引论》，即将脱稿。拟脱稿后休息一下，看看滇中山水。听说石林很奇，就在你们路南。你寒假能否陪我一游吗？”李埏听了喜出望外，于是约定行期，由他接送导游。当他去宜良迎候时，一见面钱穆便将《国史大纲·引论》原稿交给他，说：“此稿于前二日写完，是我南来后最用力之作。等从石林回来，我便要送昆明《中央日报》去发表。你可在此数日内先读一读。”李埏当夜即挑灯快读一遍，到路南后又仔细诵读一遍，成为读此宏文的第一人。
▲《国史大纲》
《引论》是钱穆播迁西南后的“最用力之作”，在《国史大纲》出版前先发表在昆明版《中央日报》上。该文论述国史的研究方法、各时代的史事特点，评说近世史学流派的理论，阐述新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写作方法，既是全书的总纲，也是钱穆首次系统、全面地阐发他史学思想的代表作。该文发表后，学校四周零售摊点上的报纸便被西南联大师生争购一空，文中的主要观点在西南联大师生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开西南联大播迁南来学术讨论热烈之最。赞成者如陈寅格，称此文为“一篇大文章”；反对者，如胡适的密友毛子水，见之“愤慨不已”，拟作一文批驳。史料考订派的领袖傅斯年因钱穆在文中不留情面的批评对之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在重庆问及傅斯年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看法，傅氏当时的反应是“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又问及书中对中西史学比较、中西文化比较的看法，傅斯年嘲笑道：“钱某何得妄谈世事，彼之世界知识，仅自《东方杂志》而来。”言外之意，没有留学欧美背景的苦学者钱穆对西方文化知之不多，是不配在这一问题上大发议论的。持中间立场的学者刘节，认为钱穆此文“颇有所见”，但又批评他“不知历史有考订史料与论次史迹之不同，故于考订派颇有微词”。对于这些不同的反应，钱穆泰然处之，他有一次对李埏说：“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
1939年7月，钱穆离开昆明回苏州省亲，隐居耦园一年。在此期间，师生间多有通信往来。8月26日钱穆在回李埏的信中说：“去年仆往来宜良、昆明间，常恨少暇未能时相见面。方期此次来滇，可以稍多接谈之机会，而事与愿违，谅弟亦深引为怅也。惟师友夹辅虽为学者一要事，要之有志者自能寻向上去。望弟好自努力，益励勿懈！”1940年1月8日，钱穆致信李埏：“此次杜门，遂成索居。不仅使弟等失望，即穆亦同此孤寂。惟有志者能自树立为贵，虽此隔绝，精神自相流贯，甚望弟之好自磨砺也！”
1940年秋，李埏与好友王玉哲一同考上了北大文科究所的研究生，共同写信给钱穆汇报喜讯。此时钱穆已就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著名大学多迁往云南，优秀学生多“闻风往滇”。成都华西坝虽有齐鲁、华西、金陵等大学，但文史各系多无根底，要寻找一二英才实属不易。钱穆也常以师生分隔两地不能见面讨论为憾，常去信加以鼓励。1941年1月20日，钱穆给李埏、王玉哲的信中说：“两弟皆卓越，平日甚切盼望，期各远到。恨不能常相聚，不徒有益于两弟，亦复有益于我耳。再三读来字，岂胜怅惋！然学问之事，贵能孤往。隔阔相思，往往有一字、一语触发领悟，较之面谈为更深切者。故师友集合，有时不如独居深念，对古人书悟入之更透更真；而师友常聚，亦有时不如各各睽违，而精神转相合者。窃愿以此相勉，并盼时时勤通讯闻，亦足补其缺憾。”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子，仍时时记挂在心，未尝忘怀。
1943年2月，钱穆接受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的邀请，自成都赴遵义，在浙大讲学一月。机缘巧合的是，李埏此时正好在该校史地系任教，自钱穆离开昆明到现在，师生之间已有3年半未曾见面了，李埏喜悦的心情自然溢于言表。钱穆到达遵义后住老城水碉街，和李埏住处极近，中间只隔一座郑莫祠，步行三分钟即到。当时浙大当局非常看重钱穆，为他配备了专门厨师。钱穆邀请李埏等人共食。因此，他“每天必见先生至少三次”，可以说是与钱穆朝夕相处。这是李埏追随钱穆问学的第三段时光。
钱穆到达浙大后的第三天上午，学校在遵义新城中心丁字口一寺中，为钱穆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校长竺可桢亲自主持，致欢迎词。随后钱穆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时代病”一演讲。他在演讲中慷慨陈词，对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大加抨击。他说中国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巨人，但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却只有挫败、屈辱、不长进。一些人因此五十年来的挫败、不长进，便怀疑到五千年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这是一种自卑的心理在作怪。传统五千年，是中国人的生命，一切都象征着中国生命之健全与旺盛。最近五十年，不过是生命过程中一时病状，不能因为最近五十年的病痛便埋怨和抹杀五千年的生命本身。只有自珍自爱，才能起死回生，恢复中华民族的元气。钱穆精彩的演讲吸引了大批听众，极一时之盛。李埏称：“浙大校本部及文学院在遵义，全体师生和许多职工都不请自来，争一听先生宏论，以致寺院虽很宽敞，后来者仍无立锥之地。我来遵义已十阅月，从未见过如此隆重而热烈的盛况。”
在这一段随侍讲筵、朝夕问学的日子中，钱穆也常与李埏讨论学问。有一次钱穆问学生最近在读何书，李埏回答正看完一本克鲁泡特金写的《我的自传》，钱穆也索观其书，看完后很感兴趣，让学生代为寻找其他有关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李埏随即帮其寻得三种，钱穆拿到后边看边讲，认为“安那其主义与中国先秦道家思想，有可比较之处”，并连续讲了两三个早晨。随后他依据李埏提供的材料，断以己意，写成《道家思想与西方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22期（1943年5月）上。该文详论先秦老庄思想与西方安那其主义的异同，颇有见解，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李埏追随钱穆问学的最后一段时光是钱穆第二次入滇、任教昆明五华学院时期。抗战胜利后，钱穆患病在身，留川任教一年。此时西南联大已完成其使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迁，北大的复校工作由代理校长傅斯年负责。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的，都得到其信函邀请返回北平，钱穆却不在受邀之列。钱穆虽然未重返北大，好在此时的他早已望重学林，北大拒聘，自有其他高校争聘。钱穆对学术界的门户之见已有深刻体认，决定退居边缘，“力避纷扰”。此时，滇人于乃仁、于乃义兄弟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兄弟俩素知李埏为钱穆学生，交谊深厚，于是托他代为敦请。钱穆素爱昆明的气候、风景，于是欣然应允，再入滇中。
昆明旧有五华书院，为明嘉靖年间所创，院址设在昆明之西北。清雍正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始迁于昆明城内五华山麓。自明迄清，三百多年，主持讲学者，如浦起龙、苏霖渤、张甄陶、谷西阿、刘寄庵、黄矩卿等，皆文行交修，一代耆硕。民国后推行新学制，五华书院歇讲，社会贤达于乃仁、于乃义兄弟决定筹建“私立五华学院”，以承继五华书院的讲学精神。早在五华学院筹创时期，钱穆即被列入学校发起人名单之列，著名学者朱光潜、蒙文通在发起人名单上的签名也为钱穆所促成。学校筹备时十分重视文史研究，仿近代学制，设文科研究所，聘钱穆为所长，希望他“道杖南来”，为之主持。为此，李埏多次致信钱穆，传达五华校方聘请之意。抗战结束后，战时迁滇各大学与学术机构，次第复员离去，昆明高校仅存云南大学。云大文史系主任方国瑜听说五华学院请钱穆入滇讲学，也有意相聘，托李埏代为邀请。1946年4月22日，钱穆给李埏回信道：“连奉三札，恳切期望之意溢于言表，岂胜感奋。穆之一切为弟深知，他日果来滇，只求一清闲之住处，有充足之书籍，又得真心好学者三数辈相从，有讲论之乐，其他无多求矣。”6月6日又致信李埏：“穆顷薄遊青城，小住旬日，昨始返蓉，获诵两缄，至以为慰。书院与云大聘书并旅费两共卅万元均已收到，应聘书签章奉上，即乞分别转致。”从两信中不难看出钱穆对学生李埏的信任和倚重。当年7月12日钱穆离开成都东归，23日回到苏州新桥耦园家中。自1940年秋后他从苏州省亲赴蓉，至此已有6年未与家人相聚，加之胃病屡犯，时在病中，钱穆决定“留苏休息半年”，“明春再作远游”。可能是在李埏和五华校方的不断催促下，钱穆又改变主意，提前入滇。1946年11月27日，钱穆乘中央公司40号机由上海飞抵昆明。于乃义、周介清、方国瑜、李埏、周锡年及昆明教育界数十人到机场迎接，欢迎钱穆再度南来。钱穆接受五华、云大聘约，“策杖南来”，除于氏兄弟的力邀、钱穆素爱滇中风景外，学生李埏的居中协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云南本地报刊《正义报》所言：“李幼舟先生为钱穆先生高足，于宋代历史有精深研究，此次钱先生惠然允来讲学，即得李君之敦促。”
五华学院分北院、南院两处，北院在昆明大西门外龙翔街，与昆华工校相邻，南院在翠湖公园，中文、外语、历史、物理、地质五系在此上课。钱穆在五华学院主讲中国思想史，共32讲。最初在翠湖昆华图书馆授课，后因听课的人太多，上课地点移到容纳人数较多的北院大礼堂“学山堂”进行。中国思想史前六讲（上古、孔子、孟子和其他儒家、墨子、道家、名家）由于乃义记录整理，发表在1947年1月创刊的《五华月刊》上。
钱穆在五华讲学，又在云大兼课，讲中国文化史。两校相距甚近，学生皆两处听课，无异于同时修了两门课。五华学院非常重视文史学科，早年筹建之初就创设五华文史研究会，以研究文史学科、整理西南文献、养成朴实学风为宗旨，邀请雷海宗、罗常培、贺麟、罗庸、刘文典、白寿彝等大批名流作演讲。1947年8月，五华学院创设人文科学研究班，以钱穆为研究班主任导师。为此，钱穆还亲自拟定人文研究班“三年修业纲领”，开了一份“文史书目举要”，分阅读、讲论、撰述三部分。又向五华提出设“专书选读”课，先定七种古籍，由文史系学生选习。钱穆自任《左传》一课，由李埏代为辅导。
在五华、云大任课期间，钱穆还为军官学校将校训练团讲“中国古代军事史”。抗战时他曾打算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开设军事地理课，后因离滇入川而作罢。此次开设军事史课，终遂前愿。讲课时钱穆命李埏前往，随堂笔录，以备将来撰专书之用。钱穆又结合讲课内容，写下《春秋车战不随徒卒考》等论文，发表在李埏主持的《民意日报》“文史”副刊上。
钱穆在五华任教之初，寓居翠湖公园。1947年春，由翠湖公园迁居唐家花园。唐家花园为唐继尧故居，在昆明北门内圆通山，由李埏承租。钱穆播迁蜀中时就患有胃病，多年为苦。迁入唐家花园后，生活由李埏夫妇照顾，胃病稍得缓解。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余与李家同食……由李埏妻亲任烹调。同桌五人，余乃俨如其家之老人。然而从此余之一日三餐遂获妥善之解决，余之体力乃亦日健。”又，唐家花园中有一西南文化研究室，为唐家藏书之地，与所租小院相距百步。钱穆每日看书、著述其中，甚为方便。唐园甚大，几占圆通山之半，佳木葱茏，曲径通幽。钱穆朝夕散步其间，起居安适，心境大快。他晚年回忆说：“余前半年在翠湖日亲水，此半年在唐氏家园乃日亲山，亦初来所未料也。”
1947年7月，钱穆东归无锡。不久去信辞五华及云大来年之聘，两校皆大失望，乃托于乃仁乘其赴沪办理商务之便，专程赴无锡敦请。钱穆见对方盛情难却，答应再入滇中作短期讲学。他在当年8月31日致于氏兄弟的信中说：
穆此月来，尽日为无锡私立江南大学创办人所包围，碍于桑梓情面，摆脱无门。因思五华方面欲穆主办研究所，一载以来，尸位素餐，每用心痗。兹得因此辞职，或可稍减内疚。惟正值国学专科招收新生，大业方始，不获躬预其感，为足憾耳。将来俟此间创办有一头绪，五华方面对于研究所工作仍须展开，穆当作三游滇南之举，以酬贤昆仲平素相与之雅意，或足稍补今日之愆。
9月24日，钱穆从上海乘飞机抵昆明，在五华讲学两月后，东返无锡，李埏送钱穆至机场，握手而别，不料此一分别，竟成永诀。1949年春，钱穆离开大陆，南走香港，从此师生俩云水相隔，音讯断绝。1990年8月30日，在“亚伯”台风的漫天风雨中，钱穆在台北去世，李埏挥笔写下《昔日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那篇感人至深的长文痛悼乃师，“四十年来，想见惟梦寐中。先生归道山，亦不得执拂尽礼。终天之恨，竟成了终天之痛，伤已！”
二治学方法的启迪
钱穆一生致力于教育，讲学南北，以读书、教书、著书为正业。在他长期的教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和读书之法。为了帮助青年学子打好学问基础，早日成才，他把这一套在教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读书之法和为学之道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们。他对于李埏的培养、教导也不例外。
李埏在北平师大初次听钱穆讲秦汉史时，自以为在中学时代已读过《史记》《汉书》，对这段历史已有了解，但听了几堂课后，闻所未闻。有一次课后，他鼓起勇气上前求教，把自己课上所思所想一一告之老师，认为过去读书实无所得，等于白念。钱穆听后开示道：“你过去念过的书，也不能说是白念。以后再念，也不是一遍便足。有些书，像史汉通鉴，要反复读，读熟，一两遍是不行的。你现在觉得过去读书是白读，这是一大进境。可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无止境呀！现在你应当着力的，一是立志，二是用功。学者贵自得师。只要能立志、能用功，何患乎无师。”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钱穆的这番开导和鼓励，的确使李埏受惠无穷。早在李埏进北师大读书时，北平各大学发动了一场读书运动，已为北大名教授的钱穆不仅写有《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一长文，发表在《益世报》“读书周刊”上，还现身说法，为北平各大学的青年学子讲述他早年的苦学经历、读书之法和为学门径，成《苦学的回忆》一文。他在文中称读书为学除时、地、书、友四缘和一定的姿禀外，“意志坚强最为要着”，只要你抱有坚定的意志与决心去读书，则时地、师友、书籍、姿禀皆不足以阻止你的前行。当年钱穆谆谆告诫李埏，“现在你应当着力的，一是立志，二是用功”，的确是苦口婆心的金石良言。钱穆又言像《史》《汉》《通鉴》一类的经典古籍，要反复读，读熟，仅读一两遍是不行的，则涉及博览与精读的问题。读书贵博，在博览群书后又贵能博而返约，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而中国的古籍充栋塞屋，不可能将其读完，故精读、熟读几部经典名作是极为必要的。钱穆的这一番教导同样使初涉学问门径的李埏受用无穷。李埏后来写文章谈读书为学之道时说，“书确乎太多了，怎么可能全都熟读呢！这里就有一个博览与精读的问题。……大致说来，如果平时注意了博览，又能把所学范围内的几部最紧要书籍精读，其他次要的就不必花同样多的劳动了”，“在博览的同时，精熟地读几部紧要书是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功”。这些话的确与当年钱穆的教导是分不开的。难怪李埏后来在回忆当年乃师的教诲时说：“这番教言，真可谓金石良言。去今虽已五十多年，但每忆及，仿佛还在耳际。……先生的教导，真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啊！”
民国以来，学界推崇断代史研究，追求“窄而深”的专家之学。钱穆对此深不以为然，常在课堂上告诫学生：“历史学有如建筑物的建构，由完整的图案到一砖一瓦都不能缺少；甚至可以说一砖一瓦（专题研究）之缺失，或者不会影响整个建筑物（史学）的安危及整体的运作；但整体图案（通史、通识）的缺失，则必然影响整个建筑物的安危及运作，非千万块精制的砖瓦所能补救。”所以他主张博通与专精互济，强调治史当“先从通史入门”，“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李埏在西南联大读高年级时，选择治宋史一段，钱穆惟恐弟子陷入“窄而深”的研究中不能自拔，多次当面指点门径：“治史须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某一断代或某一专史，但不应密闭自封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那才有大成就。晚近世尚专，轻视通史之学，对青年甚有害。滇中史学同仁不少，但愿为青年撰中国通史读本者，唯张荫麟先生与我，所以我们时相过从，话很投机。你有志治宋史，但通史也决不可忽。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就不好，勉之勉之！”
关于如何读书？为什么读书？读书的宗旨和目的何在？这也是钱穆在与李埏交谈中常常谈论的话题。他说近代学人多认考据训诂为读书治学的不二法门，其实单从训诂考据一途来读书，往往专从难处下手，容易忽略书中平正通达的部分。这样读书易流手琐碎，而不得大体。他又谆谆告诫李埏，读书要有关心社会、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宏大志向，不能埋首书斋，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在钱穆看来，任何一位学者在读书为学时，都不可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分疆划立，他都要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担当意织。惟有如此，读书才有目的，治学才具有意义。如果完全抹去对现实的关怀，埋首学问，不问世事，即便你有第一流的成就仍会退居第二流的。李埏回忆说：
先生讲课、谈话极少重复，但对学史致用一事却谆谆再三言之。先生说：学史致用有两方面，一是为己，二是为人。为己的意思是自己受用。若不能受用，对自己的修养毫无作用，那何必学呢？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倘若所学对国家、社会毫无益处，那是玩物丧志，与博弈没有什么不同。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者孜孜矻矻，今日考这一事，明日考那一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这种风气，宋时朱子已批评过。你们决不宜盲目相从，只窥一斑，不睹全豹，要识其大者。
钱穆的这些耳提面命的教诲，对弟子今后的立身、为学深有影响，而李埏也把老师的教导当作座右铭，常常牢记心间。
钱穆性喜游历，寄情山水。在西南联大教书期间，由李埏陪同，游石林、芝云洞、大叠水等名胜。在浙大讲学期间，常和李埏一道漫步湘江两岸。当时正值春天，“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师生俩“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谈古论今，“流连不忍去”。钱穆一生寄情山水，游兴极浓，这与他对游山与读书关系的独到理解不无关系。他说：“中国乃如一幅大山水，一山一水，又必有人文点染。故游中国山水，即如读中国历史，全国历史尽融入山水中”。“中国地理，得天既厚，而中国人四千年来经之营之，人文赓续自然之参赞培植之功，亦在此世独占鳌头。在中国欲复兴文化，劝人读中国书，莫如先导人游中国地。身履其地，不啻即是读了一部活历史，而此一部活历史，实从天地大自然中孕育酝酿而来。”所以，钱穆常言“游历如读史，尤其是一部活历史”，可以增加人们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李埏对钱穆说，初在北平听老师讲课，惊其渊博，同学们皆说老师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那会有如此成就。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见老师耐住寂寞，埋首著述，“益信向所想像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钱穆听后，因势利导地启发道：
向来只闻劝人读书，不闻劝人游山。但书中亦已劝人游山。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君试以此意再读孔子、朱子书，可自得之。太史公著《史记》，岂不告人彼早年已遍游山水。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如君今日，能从吾读书，又能从吾游山，此真吾友矣。从师交友，亦当如读书游山般，乃真乐也。
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为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
钱穆在与学生游山玩水、谈天说地时不经意间讲出的这一番读书为学的道理，对李埏今后的治学颇有影响，李埏随钱穆游山读书，也深有所悟，他说：“今日从师游山读书，真是生平第一大乐事。当慎记吾师今日之言。”
三学术传承
李埏一生以精治宋史驰名学界。李埏走上治宋史之路，学界一般谈得较多的是他受张荫麟的影响。其实，李埏走上宋史研究之路，也与钱穆有着极大的关系，钱穆也是他走向宋史研究的重要引路人。
钱穆对有宋一代的历史总体评价不高，他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开篇即言：“与秦汉隋唐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宋的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该书第31章即以“贫弱的新中央”为题，其下则用“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两节加以叙述。有学者指出自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以来，此四字就像一付千斤重担，压在它的头上，又像磁铁一样牢牢附在宋朝身上，一提起宋朝，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积贫积弱”四字，以为这就是宋代的最大特点，这其实是对宋史的误读，并不符合历史的实情。其实，把宋朝视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并非钱穆的独见，他的老师吕思勉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就已提出，该书第四章即以“北宋的积弱”为标题。而据一些学者研究，“积弱”一说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积弱”又往往包涵着现今指称“积贫积弱”的意义，也是元明清历代对宋朝的基本看法。钱穆对宋朝的历史总体评价不高，这并妨碍他对宋史有精深的研究、独到的见解。1942年11月，夏承焘读《国史大纲》，连续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下诸多夸赞之言，其中大部分与该书的宋史部分有关。《日记》云：“阅钱宾四《国史大纲》，论北宋士夫自觉一条甚好”（26日）。“阅《国史大纲》。谓王半山变法，有南北地域背景。主变法皆南人，新法亦利于南，有碍于北。此前人所未言（27日）。“阅《国史大纲》金元南史节，甚佩其创见。思依其体为宋史札记、文学史札记。”（28日）。“阅钱君《国史大纲》完。论宋学真棈神，谓唐人犹世族门弟观念，著书囿于家训典章。宋学主物我一体，辨义利，辨王霸，有大公思想，近平民化。此语甚创而待商。宾四甚可爱佩，读其书，使人思染手史学”（30日）。从这些赞语中不难看出《国史大纲》论宋史部分的独特魅力了。
李埏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的第二学期，正逢钱穆上中国通史课的下半段，从唐代安史之乱讲起。这正是李埏最感兴趣的部分。据他回忆：
当讲到庆历变政和熙丰变法何以发生、何以失败，以及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政见、学术、人品时；当讲到宗教文化，如禅宗、理学，及其代表人物慧能、神秀和程朱陆王等等时；当讲到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时……我都觉得闻所未闻，有一种茅塞顿开之乐。
李埏的回忆当有根据。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1939年秋他初至昆明，联大学生丁则良兴奋地告诉他：“年前钱穆（宾四）先生的中国通史，尤以唐宋间经济重心之南移，甚为精彩，其《国史大纲》即将问世，不可不读。”钱穆的老师吕思勉也盛赞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认为“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前述夏承焘在《日记》中称钱穆讲王安石变法有南北地域的背景，甚有创见，道人所未道。抗战时期，钱穆的文章多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刊发。夏承焘在该刊上读到钱穆《朱子学述评》一文时，发出了“甚可叹佩”的感叹。又“阅钱宾四《再论禅宗与理学》一文（《思想与时代》卅九期），谓禅宗乃佛教出世思想之反动，东土之宗教革命，六祖乃佛门之马丁路德，《坛经》则其革命宣言书，语新而确。灯下为札录一通。宾四为学皆能深入颖出，至为可爱，恨尚未识其人。《思想与时代》四十期有《三论禅宗与理学》，当求得快读。”著名学者金毓黻称《国史大纲》的长处在于“务去陈言，自申己见，戛戛独造，依傍一空”，“诚不愧国史之佳作”。当年钱穆在西南联大讲授通史，对宋史一段的讲述的确精彩绝伦，对初涉宋史领域的李埏以极大的震撼，引起了他深深的共鸣。这也是他按规定本可免修，但仍然选修，而且把它“定为自己着重努力的一门功课”的原因所在。那时钱穆的好友、当年在北平与他“共有志为通史之学”的张荫麟也正为联大历史系开宋史课，采取专题讲授方式，内容和通史课多不同。李埏同时选修，同样深受教益。他说：“我后来之所以研读宋代历史，不能不感激两先生诱导之赐。”可见，在李埏走上宋史研究的道路上，也有钱穆的一份功劳，凝聚了他的一番心血。
▲西南联大校门
钱穆离开西南联大回苏州省亲期间，李埏由张荫麟指导钻研宋史，学业精进，其本科毕业论文《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深得张氏的认可。当李埏去信给钱穆汇报随张氏学宋史的情况时，钱穆甚为满意，当即回信道：“张荫麟先生年来专意宋史。弟论文经其指导，殊佳！在此无书，抑短扎不足剖竭，不能有所匡率矣。”流露出了不能在身边亲自加以指导的遗憾。1940年秋，李埏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继续学业。此时，钱穆已移居成都华西坝。当李埏给老师写信汇报学习情况，流露出以宋代学术为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时，深得钱穆的赞同。前述钱穆对宋代的历史地位整体评价不高，以“积贫积弱”视之，但他对宋代学术，尤其是宋儒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有极高的评价。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的学术文化必将是“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钱穆也有类似的见解，他称“讲中国学术史，宋代是一个极盛时期。上比唐代，下比明代，都来得像样。”近人常拿清代学术比拟西方的文艺复兴，其实宋代才是我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提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在《国史大纲》中，他对宋学为疏陋之学、“至清始务笃实”的观点大加批驳，称“自宋以下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钱穆早年喜陆王心学，于理学各家中，“偏嗜阳明”。抗战时在南岳衡山，读王龙溪、罗念庵二人文集，“于王学得失特有启悟”。居华西坝时，细读《朱子语类》《指月录》两书，“于朱学深有体悟”。以后发表《二程学术述评》《朱子学术述评》《朱子心学略》《周程朱子学脉论》《朱熹学述》《朱子读书法》《朱子与校勘学》《朱子之辨伪学》等文，晚年更是写出了“综六艺以尊朱”的巨著《朱子新学案》，对宋代理学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宋代学术，尤其是宋代儒学这一研究领域，他较之其他学者当有更大的发言权。所以，当李埏在昆明给钱穆写信表达要以宋儒学术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时，钱穆深表赞同，多次去信加以点拨。他说：“弟有志治宋史，极佳。所需《续资治通鉴长编》，当代访觅。……又，私意治宋史必通宋儒学术；有志于国史之深造者，更不当不究心先秦及宋、明之儒学。”又说：“弟能研讨宋儒学术，此大佳事。鄙意不徒治宋史必通宋学，实为治国史必通知本国文化精意，而此事必于研精学术思想入门，弟正可自宋代发其端也。欧、范两家皆甚关重要。惟论学术方面，欧集包孕较广。弟天姿不甚迟，私意即欧集亦可泛览大意。不如于宋学初期，在周、程以前，作一包括之探究。大体以全氏《学案》安定、泰山、高平、庐陵四家为主，或可下及荆公、温公。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从信中可以看出，钱穆对李埏治宋儒学术抱有极大的期许，希望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勇猛精进，为宋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贡献。
1943年3月，钱穆离开遵义返成都。临别前，曾手书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一诗赠与李埏。诗云：“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想见，批豁对吾真。”钱穆一生对门下弟子的称许颇有分寸，在他看来过度的夸赞会使他们骄傲，妨碍其学业的进步，影响其将来的发展。像如上这样借用杜诗“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来夸赞学生的，在他一生中的确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在钱穆的心中，李埏应是他理想的学术传人。钱穆认为历史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三大主干，由于他始终坚持学术思想为历史“最中层之干柱”，它决定着“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远比“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重要，因而他历史论著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他学问研究的重心在学术思想史上。尽管他在经济史、制度史的研究上也下过功夫，写过一些著作，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经济史》讲义（叶龙整理），但与学术思想史这一领域相比，的确不可同日而语。换一句话说，经济史是钱穆学术领域中相对薄弱的环节，而这一薄弱环节最终被他的弟子李埏给弥补了。李埏在1940年代就对宋代经济史猛下功夫，写出了《北宋交子的起源》《宋代四川交子兑界考》《北宋楮币起源考》等一批重要论文，尤其是1943年发表的《北宋楮币起源考》一文，引用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的材料，推断出交子产生时间的上限，把过去一直悬而未决的交子产生的时间问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深得学界好评。1949年以后，李埏把经济史的研究领域由宋代延伸到整个中国古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下了《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等长篇论文，对土地所有制、古史分期、商品经济等重大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讨论，提出了重要的学术创见，被公认为中国土地国有制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改革开放后，李埏老当益壮，学术生命再一次得到焕发，发表了《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北宋楮币史述论》《论南宋东南会子的起源》《再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孟子的井田说与分工论》《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等论文，出版了《中国封建经济史研究》《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宋金楮币史系年》《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等著作，对唐宋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品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升华，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大批光照后人、嘉惠学林的学术珍品，书写了人生的辉煌。当年钱穆以“专精仍不妨博涉”教导弟子，从李埏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实践来看，他完全践行了乃师的治学理念。
当年钱穆对李埏治宋儒学术抱有极大的期许，但弟子并未追随老师的脚步完全跟进。尽管在宋儒学术的研究上，他也写过《高平学案》《欧史徐注纠谬》等文，他晚年也常常让学生读《朱子语类》，用朱子的治学方法启迪后学，但在宋代学术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的确是屈指可数，这对老师钱穆而言，或许留下了些许遗憾。不过李埏晚年，为了探寻中国商品经济史的源头，他再一次将学术视角从他所擅长的唐宋上溯至秦汉、先秦，转入了《史记·货殖列传》的研究，穷数年之力，写成《〈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论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兴起——读〈史记·货殖列传〉札记》《〈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史记·货殖列传〉对老子语的评论》《〈史〉〈汉〉论子贡货殖考异》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当年他初入钱门，听钱穆讲秦汉史，现在又重新回归了钱穆的研究领域、重新进入了钱穆的学术世界。
1949年以后的李埏信奉马列，服膺唯物史观，在个人的学术生命中了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角色转换。这时的李埏治的不是钱学，钱穆的影响也渐渐变得模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完全忘记了当年老师的教导，将其治学理念和方法抛诸脑后。因为钱穆当年的谆谆教诲，早已潜移默化深入其脑髓，只不过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里一直“隐而不彰”而已。
钱穆与李埏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在李埏学术成长的关键时期，钱穆的言传身教和治学方法的启迪对他个人生命的塑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学术贵在薪火相传。我们重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师生俩那一段令人羡慕的学缘关系和师生高谊，探寻师生俩在学术上薪火相传的印迹，对于加深20世纪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的认识和理解，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本文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