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学术创新（十七）分析提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

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拐点，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众所纷纭、莫衷一是。

    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蔡昉认为，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蔡昉，2008）。张晓波等人在《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 一文中通过对甘肃农村的调查认为：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率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的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面剩余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张晓波、杨进、王生林，2012）。在《解析1965~2009年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一文中，魏征等学者认为：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主要归因于其非农业部门的快速发展，而非农业部门的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剩余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年均1.37%；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到2009年已经超过了二元结构理论所定义的制度工资，这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魏征、Marco G.  Ercolani、 郝睿，2012）。王美艳在《农民工还能返回农业吗？》一文中通过研究分析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认为，农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节约劳动的生产方式，对于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在城镇的就业受到冲击时，他们很难再返回到农业中来（王美艳，2012）。宋立刚、张永生认为，由于来自农业部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耗竭，工人工资上上升，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刘易斯拐点到来（宋立刚、张永生，2012）。

    另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到刘易斯拐点。Jane Golley和孟昕在《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枯竭了吗？》一文中认为，尽管某些证据显示在2000~2009年间，城镇地区非技术工人的名义工资有所上升，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是由于劳动力供应短缺造成的；中国农村仍然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且收入非常低的工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流动面临着独特的制度障碍和政策性障碍，阻碍众多农民工进入城市（Jane Golley、孟昕，2012）。在《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文中，作者认为：由于制度约束的存在，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现象，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仍有可能持续（约翰·奈特、邓曲恒、李实，2012）。在《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了吗？》一文中，作者通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省份数据，估计了每一年中国转移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并特别将刘易斯转折点纳入供给曲线的估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并未到来（姚洋、张可，2012）。葛苏勤、杨涛在《新古典理论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基于多方面数据的经验研究不支持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葛苏勤、杨涛，2012）。

    有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如巴曙松在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认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异常重要，目前的数据，确认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巴曙松，2011）。

    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则认为，刘易斯拐点将在7年后到来，也就是预计在2017、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

    另外，对于刘易斯拐点，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认为：所谓“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重大缺陷，是个可以被证伪的虚假概念，在一个虚假的概念上争来争去，肯定争不出个结果来；并且徐教授认为，“拐点陷阱”也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恶果。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是“人口拐点”，而非“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二元经济的问题，而是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中国如何解决好“人口拐点”及二元社会报酬结构不均衡的问题，需要采取综合对策。

注：具体详细论述见作者相关著作和论文

作者简介： 宋圭武，国家二级教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宋圭武整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