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章  分析哲学与哲学的原点（二）

　　

　　辩证逻辑面对概念与事实对应关系的思辨方法和思辨过程，意义在哪里？在于把同一个概念应所关联的诸多事实内涵的多向对应关系全部揭示出来。思维科学理论允许把遵守同一律原则的单一大前提概念定则放在适当位置，不认可把单一大前提设定提到绝对地位，只突出既定概念，忽视潜在的事实与既定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

　　由此判断：概念形式定则其本身天然包含着“偷藏事实不可免原则”。这是否揭开了概念形式难免存在缺陷的原理？形式逻辑为了克服许多概念给逻辑思维增添“玄虚混乱”的麻烦，它要求人们运用概念推理判断时必须共同遵守“同一律”。那么，更深入的问题是什么？人脑共同遵守“同一律”的保障条件是什么？答案是：必须事先共同遵守“偷藏事实合约原则”。后一个定理是基于前一个客观原理推导出来的公理。

　　即使你是权威，你的概念定则也需要在对方认可并达成“定则合约”时，“同一律”才有效。离开必须的合约保障，双方争执过程中所发生的“偷换概念”问题应该由概念形式定则的假定一方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忽略了概念定则“偷藏事实不可免原则”而未能与对方达成“定则合约”。在对方未接受合约时“同一律”无效。

　　现实社会中，许多法律条款和管理制度之所以执行起来有弹性、有难度？根本原因，在于概念形式定则“偷藏事实不可免”。概念本身存有难免的缺陷，客观上又绝无可能消除其与事实间相对应的不确定空间，这给法治社会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永无止境的困惑和疑难。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更明显，即制度和法律最终解释权归谁所有问题，成为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各方企望圆满解决而难以圆满的永恒追求。法律并非万能，法官独立审判并非万能，律师面对事实的能言巧辩并非万能，法治必须另有统一领导权。

　　笔者认为，概念辩证法擅长于“偷换概念”的思辨方式，也恰恰是黑格尔自发揭示概念形式定则难免“偷藏事实”的手段。他的自觉过程是概念思辨过程。自发的“偷换概念”和自觉的概念思辨，是争执双方使概念定则达成“偷藏事实合约”的必然进程。正如“对立”是“统一”的必由之路，“争执”也是“合约”的必由之路。

　　所以，概念思辨的作用是避免概念“偷藏事实”。请允许我们反观辩证法思想发展史想一想，辩证法大师们在人类漫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他们积极推进人脑思辨过程所建树的三座伟大里程碑：《易经》和老子的朴素自然观、黑格尔的“概念思辨”、马克思的“相互作用力指向辩证统一的唯物论思辨”。谁的思辨接近实践发展和科学发明呢？不管谁的哲学是谁的来源，顺着人脑思辨的进化线索来看，辩证法都来源于古代祖先，都源于自然的人脑进化规律。所以上述三位大师的辩证法都是原创，其原创价值均可依据时代背景来衡量。

　　人们赞赏“黑格尔兴趣”启迪人脑智慧，可是他毕竟是以概念形式为基点，以概念形式为思辨过程，也以概念形式为思辨归宿。他能证伪概念形式定则的能力，缘于自发适应了概念对应事实达不到“纯真”的必然性，他抓住了概念形式的痼疾和缺陷，他永远能胜辩于逻辑却注定输给实践。他终其一生没有离开概念思辨所限范围。

　　请读者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到尾再仔细地翻一翻，请你抱以最大“崇敬”之心积极寻找著作中究竟有哪一种“科学原理”指导我们创造了物质财富或推动了社会和谐与进步？“对立统一”等三大规律的初创可算在其中。然而，三大规律摆脱概念形式定则、被赋予主客观双向作用力对应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内涵，则始于马克思的哲学原创。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算一部与现实关联的著作。遗憾的是其面对实践作用力的思维表现却远没有他对法概念思辨那么智慧、那么精彩。与马克思所处的剧烈变动社会不同，黑格尔时代平淡无奇，唯有他的概念思辨能在其内心涌起千层波浪。

　　当然，笔者和读者都不能放弃继续搜寻。目前看到，黑格尔既著名又有才华的诸多哲理思想，偏偏都是那些体现概念辩证法的思辨性论断。例如：“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概念思辨中深深蕴藏着一种哲理思考。而正好这一名句恰恰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根。把此一名言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说：“好歹就这样了，你恼也没用！”

　　在网上，有知识网友不服笔者的上述评论。他们模仿笔者有关“老子自然顺变思想含有主动无为和被动作为双重哲理”的评价，说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思想也含有预示“现存一切都将灭亡”的发展眼光。黑格尔真的具备了唯物史观吗？

稍等。让我们再看看他另一句盛传的经典格言：“我们从历史中所学到的唯一东西是没有人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同样表现出概念辩证法的深刻机巧。把此一名言用大白话来解释，类似于中国佛学被经常用于口头阐释的那些通俗哲理：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虚即是实，实也是虚。黑格尔上述名句的真实含义是：从历史中学到了等于没学到，没学到又何尝不是学到的结果？大师的哲理思辨与实践作用力关系相悖，与概念辩证法思辨传统相通。我们看到，概念辩证法极善于用概念形式诠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双向或多向对应关系，然后造句成章——如此概念组合之机巧，总是高深莫测，任你猜想！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深如幽潭，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我们不囿于概念形式的组合机巧理解，而换成概念指向实际含义的理解，如此即可从概念形式定则的曲折逻辑中“解套”了。他是想通过上述思辨结论告诉人们：历史毕竟是过去式，既然是过去的就不再是合理的，凡成为历史的都是不值得学习和留恋的。其核心思想依然是“存在即合理，合理即存在”的惯性思考。黑格尔的概念思辨距离唯物史观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一位因崇尚现实脑拥有“绝对精神”而不大尊重历史、也不考虑未来的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不思昨天，不想明天；不知道人类从哪里来，也从未有告知过世界应该发展到哪里去。

（2019年2月19日加注：相比之下，萨特的存在主义更缺少智慧，不仅不思昨天不想明天，不知道人从哪里来，而且主张人的意识永远拽死当下既得利益，死守现实存在，不管人类进步方向如何，存在很合理，好歹永远存在。一位知名学者提醒说：如今知识界分裂群体虽然不再坦率颂扬萨特，但为死守存在巧弄“概念辩证法”的行为依然频繁。）

　　本书质疑概念辩证法的功用，但也承认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是迄今为止使概念思辨机巧达到空前绝伦的思想成果。他的辩证法犹如用无数精巧的概念石砖精心砌设的逻辑迷宫，深刻的诱人，深刻的奇妙。又如同智力游戏一般深刻的富有情趣，深刻的充满魅力，深刻的只剩下了“绝对精神”，深刻的终于偏离了正确实践方向和实际用途。

所以说“黑格尔兴趣”是智慧的动力，也是智力的陷阱。

　　到马克思为止，古往今来的辩证法思辨成果已经走过了人类思想史的“三个标志性”重要发展阶段。一是以《易经》和老子朴素自然观为代表的自发体现并被动顺应自然法则的朴素辩证法；二是以黑格尔概念思辨为代表的自觉标榜“绝对精神”至上，本质则是自发体现人脑思维响应规则的主体辩证法；三是以马克思“主客观作用力思辨”为代表的自觉反映主客观对应关系，深刻反映物质运动主次对应关系的唯物辩证法。

　　三个阶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先哲们或自发或自觉、或客观立场、或主观立场、或双向对应立场各自阐述了人类智慧和辩证思维的基点。它使研究者发现：辩证法从自然天成的朴素方法论开始，即是针对形式逻辑单一大前提设定而寻找对等对立对应关系的人脑智慧。使研究者同时看到：人脑智慧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自发的也是自觉的，是事实上的也是概念中的，是哲学命题更是人脑进化问题。

　　在复杂曲折的人脑进化史演变过程中，发源于中国五千年以前的朴素方法论是全人类共同的“幼年智慧论”；黑格尔的主体方法论是狂放不羁的“少年智慧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充满朝气和旺盛生命力的正在成长完善的“青年智慧论”。

　　本书，是沿着古今中外先哲们指明了的既定方向，为创立辩证逻辑的显性知识点进行点滴探索，当然，它也必须保留思辩传统。有专家认为，本书的主要科研成果用20余万字表述足够了。当今学界形式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定义重于思辩，知识高于智慧，显性优于隐性，认知大于事实，概念胜于一切……已成为高等教育模式，人们普遍忽视了思辩过程和人文修养恰恰是砥砺思想、增进智慧和创造新知识点的必由途径。

　　直到2009年8月加写本章时，知识界仍然认为人脑的智慧表现只有“从知识点到思维”、“从有知识前提到有逻辑推理”一种路径，忽视了自发逻辑并不依赖既定概念或现有知识点而醒悟、而推动思维创新的人脑功能；忽略了知识与智慧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没有意识到人类祖先的意识起源并无上帝为其预先准备知识点，是人脑认识事物的那种自然的、朴素的逻辑方法引导智人先祖产生了意识并萌芽了知识点；更没有看到以知识点为前提条件的自觉逻辑思维主要体现为有语言文明史之后的思维现象和智慧表现。

　　意识萌芽与逻辑萌芽，自觉概念与自觉逻辑，思维响应与认知指向，知识积累与智慧提升，它们相互构成了人脑和谐统一的尖端机能。本书穿插的实验课题，即提供了确证或部分确证上述理论猜想的科研指向。人的思维方法的确需要有“同一律”约束下的一贯性和一致性，但如果“同一律”离开了创新思维末端就不应该是没有对应关系的同一，而是动态方向上的“同一”，此时，思维方法特别需要链接回路和互动机制。

　　思维有回路可互动，能对应链接或双向或多向响应，人脑之慎独、之宁静、之和谐、之统一才能发自内心，而并非外力。也可以说，一个善于双向对应或多向链接响应的头脑，其脑内便自然构成了良性矛盾和良性互动机制。辩证头脑既是一颗容易活跃起来产生创新智慧的头脑，也是一颗容易发自内心实现精神世界和谐统一的大脑。

　　与此相反，那种没有链接回路、没有内在良性互动机制的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则是“天之骄子”和“幸运天使”们才可享用一生的头脑。对于多数人，上述头脑的黄金期仅适用于应试教育和外语考试阶段。它一旦面对复杂社会意识形态，那颗“不矛盾的大脑”就难以把持，就得依靠外力或超强意志力避免易折、崩溃抑或死守极端。

　　中国有13亿颗大脑，宁可要求多数人脑构造良性矛盾使其拥有自然互动机制，却不敢面对13亿颗大脑只能通过外部作用力干预或依靠“千忍百忍”的超级意志力来构成内心世界趋于稳定的制衡机制。当今社会，人们通常把意志和忍耐力的自控强度等心理素质条件看作是人才最高标准，其内在原因恰恰是人脑链接回路缺失。

国家的和谐统一，如同人脑健康状态。如果高等教育培育出来的多数人脑拥有脑内良性互动的机制，或拥有敏于多向链接响应的包容性功能，这个国家就只需要一个执政党的“智慧头脑”，通过高层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通过领导集体组成“一颗大脑”统帅下的政体和体制内的制约机制，即可保证全社会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反过来，如果高等教育培育的多数人脑只善于单一形式逻辑思维，那将使众多社会成员在无外力干预时就难以避免“极左”“极右”思想行为。此时，国家势必裂变出两个以上对等分立的“决策大脑”且成为社会运作平衡机制，两党制和多党制将在所难免。政治家和教育家应该懂得社会和谐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涉及脑科学问题。

　　衡量和评估单一形式逻辑头脑造诣较深的人，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特点：通常情况下其大脑从不认为权威大前提下的概念推理和判断会有错误。显然，不是人品人格问题，而是思维方法问题。他们一丝不苟严格遵守了概念定则，严格遵循了“同一律”所规范的推理演绎，逻辑本身的确没有一丝一毫差错，逻辑本身自检也无概念判断缺陷。然其真正的差错，则发生在概念定则被偷藏事实而致长远实践偏移的缓慢过程中。

　　但凡出现上述错误，若寄望于令其自我修正，往往为时已晚。其制衡机制需要依靠另一颗“大脑”强力对冲。如果是“执政党”的错误，就只能依靠拥有对等地位的“反对党”的作用力给予猛烈攻击并将其“弹劾”，才能校正并帮助社会从偏移状态中回归。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曾发生的许多积重难返问题，大都与影响社会舆论、影响各级决策的学界权威拥有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大前提设定的思维方法和判断规则有关。

　　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可操作条件和技术末端的精准追求。这对专门从事技术创新专家来说是好事，是应所具备的严谨作风和科学态度，要坚守。但如果是那些长期在位的各级领导者，有此种头脑则问题严重。它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是：经常迷失总的方向感和关键突破口，忽视动态调整和双向协调之方法相比技术末端明确敲定的数字化，更具备远距离逻辑延伸的动态校准定向的优势。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前途的总设计。他不懂技术操作和技术精准要求，但却深知改革突破方向的选择和把握，且有举重若轻的政治家风度。一句“要搞特区实验”的话，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全系统的准确定位，中国30年对外开放成果均与“特区实验”有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即渐次并全面铺开了多元经济起步、直到计划经济最终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国30年市场经济发展成果都与“先富起来的人”有关。当然，即便是十分杰出的全局设计仍然不能放弃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中不断运用对等概念互动调整，才能持久保持基准方向不变的健康有序发展。

　　用战略眼光看，与单一形式逻辑头脑有显著不同响应机制的，正是善于双向对应思辨的辩证逻辑头脑。它不仅有坚定正确的发展方向，且拥有能在发展过程中及时发现和果敢修正决策偏差的敏锐响应能力。其所主张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舆论监督与内部监督的制衡作用力，可防范于大错未然和矛盾激化之前。动态调整的辩证思维和综合平衡的协调能力被统一于一个智慧“大脑”或集中表现在一个执政集团的思想路线中。

　　虽然，统一于一个“大脑”所自觉把握的社会发展规律，相比被动分裂成两个“大脑”的自发互动制衡，两者均未违背自然法则，但从新中国60年总体发展成果来看，前者的决策效率和稳健发展业绩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令世界惊叹。

　　当今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如何选择的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中。一方面，由于长期疏于强调社会主流阶层需具备辩证思维能力，是现有政体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单一形式逻辑头脑已经深入普及到广大主流阶层，社会弊端又部分促成了人们企盼中国分裂出两个“大脑”形成自发制衡机制。在此关键时刻，也是执政党对其多数成员应该坚守并娴熟于何种思维方法和思想路线的关键引导时期，是不能犹豫的最紧要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