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章  分析哲学与哲学的原点（三）

　　

　　以老子为代表的朴素自然观诞生后，中国历代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曾经用自己的智慧阐述过“两分法”的矛盾互动关系。由于对辩证法的理解不尽相同，历代杰出人物对辩证法的所想所为也大不相同。而在世界范围，明确把唯物辩证法确立为执政集团各级思维方式的做法，应该属于毛泽东的首创。为了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凝聚成“中国核心力量”的脑内智慧，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曾挥毫亲自撰写哲学著作。

　　但是，新中国毕竟是从战争中走来。战争思维的惯性总是“对立”大于“统一”、“矛盾”大于“和解”。况且，当新生民主政权还很幼弱时，直接威胁新生政权的内外对抗性矛盾表现得又是那样经常和激烈，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被动的必然选择，新中国不可能让脱胎于战争的对抗性矛盾戛然而止。当此背景下，自然天成的朴素辩证法难免不占上风，并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极左”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扩大化。

　　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之政体已名存实亡，“横向民主”消失。幸而那种“一元化”体制下覆盖面深广、关乎基层广大民众权益的“纵向民主”尚且存在，多数民众的主人翁地位受到当时多数干部自上而下自觉尊重和维护。客观评价“文革”10年，全国有占3％左右的群体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成了无辜“对立面”，他们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权利侵害和政治磨难，少数人含冤而死。

（2009年加注：可见老子的朴素自然观对中国影响至深。他在《道德经》中所主张的“自然顺变”含有主动无为和被动作为双重哲理。“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被动作为的客观理由，也是不怕矛盾激化的顺变勇气。公理认为：当一方处于被动选择时，运用朴素自然观所倡导的辩证法来应对现实矛盾，既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

（2010年加注：但问题在于被动应变的古训是否因思维惯性可影响对现实矛盾的评估？“哲学这种无用的东西恰恰拥有最真实的威力”。哲学，关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运以及人生寄托和未来走向。曾经享有“中国哲学导师”地位的当代著名哲学家XXX在其《告别革命》一书中否认《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阶级斗争史观。）

　　（2010年加注：先生寄望社会和谐发展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主张并不矛盾。但若想重建历史观是需要充足论据的。您能否用您的美学史观否认封建统治者和早期资本家曾施以暴敛手段成为阶级激烈对抗的根源？请问以先生之博学能否罔顾历史？先生精通美学甚好，但您是否比后生更清楚美学只是“形而上”的最高智慧结晶？）

　　（2010年加注：在中国哲学领域，美学史观一度高于唯物史观长达20年。人们渐渐淡漠了以往历史是一部无法避免阶级反抗的历史，根源是那些能够主动有为的统治阶级长期漠视经济是政治的前提，政治是战争的前提；根本不懂一切社会矛盾均可约定在避免阶级对抗的良性体制机制框架内。忘却历史就能改写唯物史观吗？）

　　（2009年加注：当今多数国家仍处在和平发展主动有为和被动作为交织的复杂环境中，只有个别国家占有可主导他国的强势地位。此种背景下老子的朴素自然观难免会部分生效。但是，一个肩负人民利益的执政集团当其面对主动领域考虑发展战略时，它必须超越朴素辩证法以“主动有为”来承担主导社会矛盾良性互动的责任。）

　　在辩证法学说体系中，朴素辩证法往往是被动适应“二分”而思辨的哲学。作为不能掌控他方只能认可“存在”的被动从属地位，它是以主体从属方式被动顺应客观状态的人脑智慧。而作为早就巩固了执政地位的领导集团，其面对社会发展的思维方法则应不同于自发跟从自然状态或被动服从客观规律的朴素辩证法。因为，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焦点问题，已经发生了处于主动地位还是被动地位的深刻变化。

　　此时，现代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只有被理解被融入执政队伍多数人头脑，执政集团才会“主动有为”，主动适应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制度改革的协调进程。如若不然，应验的仍然是老子朴素辩证法，即“一颗中国脑”将难以逆转“被动二分”。原本应该主动把握和科学运用的对立统一规律，却因人脑的放弃使社会重新回到了朴素的原始的自发的“阴阳二分”。社会运作体系将再度返回“被动二分”的自发从属地位。

　　（2014年7月7日加注：上述脑科学理论直接关乎国家政治体制之顶层制度设计原则。它被反过来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顶层领导集体若是一颗“主动有为”的辩证头脑，其所领导的国家将永无可能陷入“被动二分”政治运作体制。）

（2014年11月16日加注：世界充满矛盾。任何国家若想在矛盾中求发展，就必须遵循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规律。如果某国某区政治家没有马克思头脑，那就难免要遵循多党头脑，“外挂”对立统一机制被动适应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

（2014年11月16日加注：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适应了社会矛盾运动的自然状态且有同一方向的制度约束。在政体上直接依靠辩证头脑驾驭社会矛盾，相比西方“外挂”多党头脑治国减少了党争环节，中国发展道路顺应了脑科学优势。）

（2014年11月16日加注：中国没有忘记鲜明的历史对比：“中华民国”是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的基础上约定了“统一”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铲除旧根基重建新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生政权。两者执政基础施政作风大相径庭。）

（2014年11月16日加注：毋庸讳言，“党争”谋略是国民党政治集团的长远胜算和核心实力，群众路线是共产党执政的长远胜算和优良传统。中共很清楚保持发展优势不仅需要完善人民监督，更要防止各种境外式的党争手段侵害肌体。）

　　双向思维、良性互动、主动有为的人脑响应机制能否统一为“中国核心力量”的一颗智慧头脑，这无疑是中国现行创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多元经济体制迈向成功的关键条件。我们赞赏老子面对客观世界顺其自然、被动从属、主动无为的智慧有合理一面，但必须清楚，运用老子智慧是以进入被动状态和处于被动地位为前提条件的。

　　现代辩证法与朴素辩证法的区别是：人脑是否以主观能动性把握对立统一规律？在哲学中，马克思的“对立统一”可译为“对立同一”。当处于被动二分地位时，运用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分为二”中所包含的“二分”优先，即人脑被动接受“自然二分”并以此为思辨基础；当处于社会主动地位时，运用现代辩证法则是以“一分为二”中所包含的“同一”优先，它是在“二分”互动的运作机制中把握并坚持“同一”方向。

　　“同一”与“二分”相互支撑，是对立统一的精准含义。

　　在此，本书诚挚而严肃提醒哲学界同仁：寻求“同一”且“二分”互动，是“一分为二”的精髓。只有“同一”或只有“二分”均不符合“一分为二”之要义。当你强调合作、同一和统一时，不是无条件投入他方怀抱。达成“合作”、“同一”或“统一”必须经历“二分”的互动过程。把“同一”视为目的和方向同时善于把握“二分”过程，体现了以主动地位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完整含义。它是“中国力量”的至深内涵。

　　（2010年5月加注：中国文明史源远流长。那些历经数千年传承和积累、凝聚而沉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其最具软实力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儒学伦理观和朴素自然观即朴素辩证法。前者确认理念，后者提供智慧；前者长于指方向，后者重在方法论。正如当代发展观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支撑一样，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崇高思想境界也始终在自发接受朴素辩证法的思维方法论引导。）

　　（2010年5月加注：若问既然中国软实力那么优秀，为什么过去几千年里它却未能把中华民族率先领向现代文明？为什么朴素辩证法曾推动封建中国数次达到世界鼎盛，却始终未能摆脱亡而复兴与盛极又衰、休养生息却两极分化、安定繁荣又战乱四起的周期律？答案是：朴素辩证法自身需要变，然在数千年文明史中没有变。）

　　（2010年5月加注：老子“自然顺变”哲理在中国根深蒂固透入人心，成为代代遗传的文化基因。而它面对客观的被动性和从属性仅有益于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却并不适应经济政治领域主动变革、不适应科学领域主动探索发现。包括《易经》在内，一部专门论“变”的学说，然自己的乾坤八卦盘算法却“盘算”数千年不变。）

　　（2010年5月加注：中国守望自然经济、满足自给自足、轻吟田园牧歌、崇尚家族治理、甘于封闭循环的散漫缓慢的社会发展进程相比西方国家改革发展期多出数百年。回望那段凝重漫长的历史，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儒学理念的高远明净，却看不到主动探索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照亮中国和世界前程。）

　　（2009年加注：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容不得分析哲学“来一次彻底洗礼”，且要充分肯定老子尊重自然的伟大情怀、承认自然的就是科学的。另一方面，还须深刻理解人类自然观有“朴素自然观”与“现代自然观”之分，前者须在传承与创新中进化。虽然“天人合一”理念可以照亮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高度统一的进程，但“无为”主张对“天人合一”的被动从属选择，则暗淡了中国前程；“有为”主张才是积极探索并且主动顺应自然法则的先进理念。前者是朴素辩证法，后者是唯物辩证法。）

　　（2009年加注：为主客观关系提出“主观能动性”命题的唯物辩证法，彰显了马克思在“天人合一”进程中主动有为的主张。与此同时，他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定位于相比客观规律的第二性地位，又强调了主动有为是顺应自然、顺应客观规律的有为，不是夸大人的作用力的有为。忽视主客观相互统一、融合是违背“天人合一”；否认人脑进化将拥有科学意识的能动性等于否认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演变进程，也违背“天人合一”。人类文明史展示出人与自然与社会相处的三个重要阶段：低能适应阶段——曲折探索阶段——全面顺应阶段，可谓全球共同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人脑进化线索。）

　　拥有主观能动性并主动顺应客观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马克思不同于先哲的杰出思想。他的智慧，代表着这个星球上物质高级运动方式的提升和进化结果，代表着现代的以及未来的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主动探索方向和主动努力方向。被注入主观能动性同时强调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现代辩证法为人类发展承担着相比朴素辩证法和概念辩证法更加智慧、更为主动、更适应自然规律、适应人脑进化前途的伟大使命。

　　在比较阐述三位先哲辩证法思想将结束时，需要再次回到哲学的“原点”。

　　询问：智人种群为什么会有哲学？答曰：人是万物之灵不是单纯的自在物；因为他有意识，可独立，可自为，必须思考自己何来何往，必须伴随发端于蒙昧时代到古文明再到现代文明之进程，去不断地寻找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客观位置。

    这种自我定位的最高“求是”原则，也就是自然人生的关系。即人从哪里来？生活在哪个星球上？地球处在星云界哪个位置？自然资源可否保障人类永续？宇宙是否永存？接着自然人生又延伸为社会人生的关系，延伸为国与国的关系。

　　哲学，正是千千万万个体人生在其自我定位的过程中诞生的。

　　尊重事实、尊重客观、尊重历史的自我定位就是哲学的原点。

　　有了哲学原点，人的精神命运才有方向感。远古人精神命运的方向感源自“上帝中心论”，在中国为“老天中心论”。他们相信上帝或天意安排了万物和人的一切，自然要被动尊从自然、服从上帝、听从天意，如此才有神灵护佑。那是远古人无力改变现状的低能时代必须接受的客观定位。其顺应自然的方向感，引导着祖先们为祈愿神佑而逆来顺受大自然的一切灾变和恩赐，从而支撑了智人种群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后来，伴随科学发现与哲学的进步，人的精神命运又被哲学流派演绎成各不相同的寄托与向往。但不论方向感如何变化，凡是尊重自然顺应客观的精神向往，其人生才能孕育成功；凡是精神寄托深远的，其前程才无可限量。在哲学家眼里，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运如同一人，只有在方向感明确时，该民族才能聚力生辉显出大智慧。

　　民族的方向感决定民族凝聚力，也决定民族精神的传承或失落；民族的方法论决定方向感依托过程中的智慧选择，也使其命运走向或趋于成功、或归于失败。两者的关系所酝酿的结果是多样的。有的民族虽一时成功却容易迷失方向，他们没有永世不灭的民族精神；有的民族虽暂时落后却有薪火相传的民族之魂，早晚会成功。

　　中国是一个哲学底蕴厚重的国家，其精神命运犹如桃花源闪耀的和谐之光，虽千年磨难却千古不泯。然其被动从属的方法论却长期拖延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其精神命运才获得解放，从此开始用新方法论聚力生辉。

　　日本是一个没有深厚哲学史的国家，其民族命运的方向感主要来自借鉴与模仿。由于20世纪多数时间世界处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鲜明对垒的热战冷战时期，西方阵营把铲除私有制的“共产”国家视为强敌死敌，因此而凝聚了私有制国家精神使命和拚搏方向，促使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和财富积累全面提速。

　　冷战时期，是私有制国家发展壮大最快时期，也是针对红色阵营搞经济封锁的有效时期，更是与红色阵营之间贸易往来低潮时期。其深刻原因，就是因为恐惧“共产”而有了方向感。私有化最大优势是微观效率，最大难题是不能使分散的自由资本随时凝聚成同一精神使命。尤其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以其强大实力和“极左”路线对私有制咄咄逼人的喊杀声，客观上帮助私有制国家化解了最大难题。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到了20世纪末，前苏联“解体”，另一说法是“改旗易帜”。接着“红色中国”也建立了包括民营的私有制在内的多元经济体制。再看此时的日本，首相更迭日益频繁，换届不满一年的下台首相已累计4人；政治智慧日益贫乏，不论谁上台，谁都找不到可以凝聚民族力量的正确方向。未来日本或将继续承受方向感迷失的煎熬。

　　（2019年加注：2013年以前，日本安倍首相曾借钓鱼岛挑起事端，散布“中国威胁论”并以此凝聚本国战略方向，这同样是民族方向感的迷失和错乱。不过此后不久，相传安倍首相很赞赏“政治家回到原点”的中国哲学思想。也在此后，日本伴随国际社会开始发生深刻变动。今天的日本，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超越美国单纯收集和模拟杰出智能样本的研发模式，重点关注智人大脑完善的思维路径，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已悄然领先。）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可以说出千条万条，唯有一条谁也推翻不了，这就是：中国在其30年发展进程中，不论遇到何种困难，她所凝聚的发展方向没有变。1991年，“苏共解散”，“政权易帜”，这使当时中国的未来走向面临着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许多人的信仰到了崩溃边缘，而国家掌舵人的精神使命却是那样坚定，他仅用“善于守拙”等数个词汇就阐释了一切，凝聚了高层，稳住了阵脚。

　　显然，那四个字和数个汉字词组绝非数理逻辑运算结果，它是国家方向感在坚守过程中的方法论选择，属于典型的非分析哲学方法。它遵循“居中律”，既不刺激别人，也不动摇自己；既不对外张扬，也不刻意清晰。其深意，是自己人自然清晰领悟，是局外人自然听着糊涂；你心有灵犀就一点即通，若心无灵犀就不可思议。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它的语言常要拒绝分析梳理，它使同道者豁然开朗，致不同道者长效迷茫。

　　当今世界，以惧怕“共产”和捍卫私有制的短浅目光为奋斗使命的国家，正在纷纷迷失曾经有过的方向感，只剩下个别国家尚在为“一国独大”的定位撕破脸皮争斗。然而，那种“方向感”实际是托付给了错乱的精神命运，注定不可持续。

　　美国，是一个没有哲学史的国家，然其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方向却并不模糊。这种“奇迹”难免动摇中国哲学家的信念。但若仔细考察此种“哲学现象”，却发现美利坚合众国正在创造自己的“哲学史”。原来，它的哲学原点并非自然人生社会人生的崇高事实原则，而是基于被扭曲的“老大”定位然后又千方百计扭曲各国认知。

　　它长期依靠“假想敌”凝聚本国方向感，依靠“他国威胁论”调整本国战略方向；它不停地在世界各国寻找对立面，并通过恶魔化他国以赋予本民族的精神使命，同时把早已确认的扩张方向转变成民族意志。它把方向感留给自己，把分析哲学与科技崇拜捆在一起传播给全世界，寄望所有国家都迷失方向或接受“美国中心论”。人们不禁要问：假造哲学原点，任意自我定位，并由此获得方向感的霸权哲学究竟能走多远？

　　当人们沉迷于分析哲学且脱离哲学原点来“理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时，其所面对的“世界”不仅是扭曲的，而且越来越来扭曲；其所面对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无序的，而且越来越混乱。人们给予自己的定位不再实事求是，而转为实力崇拜、舆论崇拜、权威崇拜和人为造势所赋予的逻辑方向。这种单边主义，它理顺了数字，理不顺事实；它理顺了语言，理不顺行为；它理顺了别人，理不顺自己；它理顺了弱者，理不顺强者。

　　不过，哲学是神奇的，她从原点走向分支流派，从方向感发展到数理逻辑后，还必须要求人脑思维重新回到哲学原点；哲学也是智慧的，她早已为试图永久抛弃哲学原点的思维才干提前设置了迷宫疑阵，任你偏离了人间正道，浪迹行踪，她却以从容的睿智和悠然的耐心等待着浪子回头。哲学最懂得：智者顺势而为，愚者逆时而动。

　　她相信人类最终回到哲学原点校准方向，然后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