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肇始于伏羲画卦以成《易》，发展于神农尝百草而成《神农本草经》，初步完善于黄帝问天师而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

　　 至此，可观《易》以顺天时、遵《神农本草经》以得地利、依《黄帝内经》与《黄帝外经》以处人和。

　　 如此，顺天时、得地利、处人和而三才皆安，则生民得以形与神俱、尽其天年以至于全德近道，可谓生而无憾矣！

　　 三皇，乃先贤所谓神而明之者也；三皇之书，乃古人所谓三坟也，皆𠄘载大道精微，实乃中华文化之根柢。

　　 欲修养性命、进德修业、乃至于入圣归道，则必宗之、重之、精研之。

　　 三皇之后，有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五圣帝，五帝之书是为五典，言治世之常道，惟尧典尚存，皆镇定上下之法度。

　　 此五典，乃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宗。

　　 夏商周而后，轴心时代来临，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一样，迎来了辉煌的成熟，老子、孔子二至圣擎天而立，庄孟荀墨诸圣众贤群峰耸峙，圣贤涌现而百家争鸣。

　　 另有八索，论述八卦数术之学，以究天文气数之变；九丘，记载九州山川之异，以明地理风物之异。

　　 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承载大道真意的大量典籍所形成的丰沃士壤上，老子凝炼作为中华文明之灵魂的道脉心口传承，为道德五千言，造化之道、天道、地道、人道，道德统之；孔子删述作为中华文化之根本的经世致用之学，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仁贯之。

　　 二至圣出世，奠定道、儒两教之基，如天行之日月照亮万古，文始、南华敷演道德之精微而开道之一脉传承，宗圣、亚圣发展仁爱之体用而续儒之一脉承。

　　 其他诸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大致算是近道之法，墨失于理想而孤高，法偏于现实而无情，名落于思辨而空泛，阴阳着于玄妙而幽奥，各有其适用层面，未能完全贯穿于造化三才与修齐治平，然皆足以参合以究大道；兵家、医家、农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皆为有道之术，择其善者而用之，亦足以为修身经世之用，乃至进于法而入道之门；其余诸家未得延续学说传承者，大致在道法术器四层次之术与器范畴。

　　 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两次洗礼之后，道入内里、儒为显表、法落实用，其余诸家皆隐入民间，墨传承于江湖任侠、阴阳流传于游方相士、兵家相续于武人，医家师传于杏林，不一而足。

　　 后世在历史舞台上于名或实上得以大用的诸子学说，也就惟有道、儒、法三家，而法家又难免于“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有”的恶性循环，时常失于峻法而堕于不得已而为用之术，失道、失德、失仁、失义而人心不古，无道德良知之约束而惟赖于僵死之律法，固非长久之道也。

　　 故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中，真正成为主流文化传承的，便只有道家、儒家以及两汉间逐步传入中国并与中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的佛家三脉传承。

　　 道家一脉，自文明肇始延绵而下，一盛于黄帝造内外经，再盛于老子过函谷关而传道德五千言，之后有函谷关令尹喜《文始真经》、庄子《南华经》继其绪，东华子王玄甫、正阳子钟离权嗣其传，祖天师张道陵创其教，纯阳子吕洞宾壮其脉。

　　 祖天师张道陵，开正一一脉传承，以《正一经》依止，主修雷法符篆，天师派为其主脉，茅山派、清微派等为其支脉。

　　 纯阳子吕洞宾，广传全真法脉，至重阳子王重阳立教全真，倡三教合一，以《道德经》、《孝经》、《心经》为依止，主张先修性而后修命、內修金丹而外修功行，马钰、丘处机等全真七子大宏其教，是为全真北脉。

　　 另一大脉，亦发端于纯阳吕祖，吕洞宾传海蟾子刘海蟾，刘海蟾传紫阳真人张伯端，张伯端著《悟真篇》，主张先修命后修性、大隐隐于市，后传石泰、泰传薛道光、道光传陈楠、楠传白玉蟾，白玉蟾演扬其教，是为全真南脉。

　　 至宋徽宗时，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受命总领三山符篆，正一派逐渐归于融合统一。

　　 到了元朝，三次佛道辩论皆以道教败绩落幕，道门声势大落，在佛教的压力下全真南北宗也逐渐融合。

　　 明朝时，道教为朝廷压制，复散为正一、茅山、清微、龙门、武当、遇仙、清静等数十脉，正一派仍以龙虎山天师府为尊；全真派则以龙门派最为昌盛。

　　 总而言之，道脉传承虽大都秘而不宣、口传心授，然道不轻传，且未得真传入不得法脉谱系，故其谱系干支分合清晰显见；而儒之一脉传承则不然，师承名分显见，共宗孔子与十三经，然师传一度中断，大多时期皆为依止经典而自修自悟，所达层次参差不齐而所持见解往往各执一端，反而不易论定其谱系。

　　 不过，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多年里，除了极少一部分入了道家法脉与佛家法脉传承，绝大多数读书人都算是儒家门徒，只不过打的是儒学根基，却因着时势、用儒着的思维、宣扬着包括道与佛在内的诸家学说。

　　 儒家一脉，上追尧、舜、汤、文、武、周公，宗祖大成至圣孔子，曾子承孔子，子思承曾子，孟子承子思，是为主脉传承。

　　 战国末期，儒脉已分为八支，不过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受到极大打击。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写下《天人三策》、《春秋繁露》，建立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新儒学，开启了两汉以经学为主流的儒学独尊时代。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政治压迫和社会动荡，《老子》、《庄子》、《周易》这所谓三玄，成为人人追捧的圣典，儒士们的主要精力也便主要放在了以老庄无为思想阐释易经上，谈玄说道成为时代风潮，何晏、王弼为得其三昧者，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亦不失为其中典范。

　　 隋唐时期，文化开放而儒释道并立，佛学传播最为昌盛，道教地位最为尊崇，儒家则相对受到压抑，直到唐中期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改革文风、恢复儒学道统，儒学才有复兴之势。

　　 北宋时期，除了欧阳修、苏轼等延续古文运动的余绪，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开创了影响后世数百年的理学一脉，有越千载而承孔孟心传之誉。

　　 之后，理学分作两脉，在南宋朱熹手里大成的程朱理学，与到明朝王阳明才真正成熟的陆王心学。

　　 到了清朝，批判怀疑之风愈加严重，受西方文化影响渐增，儒学渐入枝末，惟初期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仍蔚为大观。

　　 至于佛家一脉，以达摩东渡而传下来的禅宗一脉为主，其它如天台、唯识等宗虽曾盛极一时，后来皆逐渐传承不继，惟禅之一脉，自初祖达摩传法二祖慧可，至六祖惠能广传法脉，而有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家绵延不绝。

　　 道家有道、经、师三宝之论，佛家有佛、法、僧三宝之说，而得道的真师或明师三宝俱备于身，故觅真师而虔心依止之，为修学身心性命以至得道成佛与内圣外王的第一等捷径。

　　 真师可遇而不可求，可求者惟真经、真法。

　　 就总纲而言，道则《清静经》，禅则《金钢经》，儒则《孝经》，言核心思想。

　　 就心法而言，道则《无上玉皇心印妙经》，禅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儒则《大学》，言修学之宗旨与路径之次第。

　　 就核心经典而言，道家则《道德经》、《南华经》，禅则《楞伽经》、《坛经》，儒则《论语》、《孟子》，皆契大道，内修性命与外致事功无不包纳。

　　 道与禅，直入空玄，起点颇高，非乘愿再来与根性极利者，不得真师提携，很难一蹴而入，即便勉强为之，也往往落于空淡而得不到身心性命之受用。

　　 故而，先亲近门槛低很多的儒之一脉，浸淫内圣外王之学，待明德自新以至于志定神安、意诚心正、身修德立，再止于至善之域多行砥砺、广修事功，以待真师之遇、大道之成，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道、禅之修，自有真师因缘相机而授，儒门之阶梯，则往往需要自行努力攀，以逐渐入门、登堂、入室、贯通。

　　 入门之后，初窥门径而眼界洞开，其实便不难觅得师友引领、指导；难的是如何得其门而入。

　　 有门内人领路，那自然是最好，然而这依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过还好，历代先贤不乏为这事儿操心的，千百年下来，基本算是描绘出了一条清晰完备的入门之路。

　　 男子八岁、女子七岁之前，心气渐充而肾气未实，先天神魂主事而后天思维未开，神魂乃清阳之气，宜养之清静，浸染以道德礼乐而任其自然，神乃强、魂乃安。

　　 男子八岁至二八、女子七岁至二七之间，肾气渐充而至于阴阳调和，后天精魄渐实而情志未开，前半断魂强魄弱，记性强而思维弱，先教以切要之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起居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自理、应对恭谨、言而有信、爱护生命、亲近师长之类，同时教之识字知数，而后使之依次诵《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与六经；后半段思维渐强，始为讲解义理，使学书计、六书，逐渐使之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男子二八至三八、女子二七至三七之间，阴阳和而魂魄定，筋骨渐充，记性减而情感萌，先教以常情，使咏《诗》以思无邪，使读《书》以明法度，使观《礼》以发乎情而止乎礼，次教以常理，使玩《易》以明天地造化之理，使观《春秋》与诸史，使明人世兴衰之理。

　　 男子三八至四八、女子三七至四七之间，筋骨已充而肌肉渐强，可从读万卷书过渡到行万里路，增长见闻、验证所学以融汇贯通。

　　 之后，于立业、事功上恒持前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日明其德、日日自新，则终将入于内圣外王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