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我国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短板
袁兆亿
当前国际创新竞争风云变幻，为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积极姿态投身这场全球性的竞争之中，取得了积极成效。目前我国的各类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区、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众多。各级各类研发经费占比稳步提升，技术自给率日益提高，有效发明专利量持续攀升。我国各类人才计划的顺利实施，已成功引进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一大批，汇聚了越来越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我国取得的这些进步，为提升国际创新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尤其要看到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当前的全球科技竞争，关键核心技术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习近平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恰恰是顶尖的关键核心技术不足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短板，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逾越的一道坎。一个国家只有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才能真正在全球创新竞争中站稳脚跟，否则将很难在竞争博弈中获胜。综观世界上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垄断往往成为其赢得竞争优势的独门武器。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胜者全得”理论，在技术上领先一步者，总可以占有绝对优势而赢得该领域的大部分市场。面对激烈的国际创新竞争，中国是力争做领头羊？还是做跟随者？倘若要做领头羊，就必须在国际领先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占据优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挑战。
虽然近年来我国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喜人成效。但是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科技竞争就像短道速滑，我们在加速，人家也在加速”。在这种你追我赶的国际创新竞争中，我们离领头羊目标更近了呢？还是更远了？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各地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迅猛发展，但是其中拥有国际领先核心技术的企业有多少？其中的答案可从近期案例窥见一斑：深圳的中兴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但是却在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上被外国公司“卡脖子”，仅二零一七年中兴公司付给211家美国供应商共二十三亿美元，类似现象并不鲜见。面对严峻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如何弥补自身的产业短板？值得认真审视和反思。
一种历史现象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一个发展机遇的到来，国际创新竞争为我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新挑战，当前我国产业由模仿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最终将可能来自于国际领先关键核心技术的短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当前面临的历史机遇所引发的将会是一场危机，一场事关中国发展前途的创新危机，对此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形成庞大经济体量，可是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我们在高端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仍相对薄弱，其中存在的不少问题都与深层次改革有关。
创新是一种发展哲学，表现为新事物替代旧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其内在哲学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机制，根本目标在于推动价值创造和促进发展。站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我国在创新驱动方面所取得的众多成就，关键不在于其外观，而在于其实质内容，其中所包含的价值与理性的双重意义，集中体现了我国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一种精神面貌。
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创新本质上是一个态度问题。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中国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社会构建起良好的创新心态，努力激发和保持全社会的创新热情，营造出使人们最容易产生创新冲动和创新力量的环境。正如钱学森最欣赏的大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样，钱老说：“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而反观我们的大学，钱学森认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虽然创新也需要追求效益，但是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曾指出：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都是由观念支配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精神和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追求和目标，就能产生和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形成基本共识。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创新最需要关注的首先应该是制度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只有依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新才能获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剖析其中的逻辑脉络不难理解，我国要深化创新驱动发展，就必须在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这也是真正打开我国创新发展广阔空间的重要基础。
制度本身的最基本价值和意义在于能够转化出效率和效益，并由此体现出制度的生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制度的价值都不能简单地以优劣来评判，因为“好的制度”与“有效的制度”并不具有对应性。设计“好的制度”不难，设计“有效的制度”不易，只有“有效的制度”才能真正产生理想的创新效率和效益，从而体现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制度是以人为对象物的，因此制度创新要把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放在重要位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当前的创新驱动发展必须与人才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建立健全最能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才能为我国参与国际创新竞争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供最坚实支撑。实践证明，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激发人才资本能动性和无限创造力，使其突破和超越自身限制去考虑及实现对外界资源要素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这也是人才资本带来的创新力能够在动态上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奥秘所在。纵观全球，那些善于激发人才资本潜能的创新型国家，不仅具有强大原始创新力，而且具有可以突破性地吸收和消化外来科学技术的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改造和加速自身发展，并最终形成竞争优势。
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根基，也是支撑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石。基础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生一系列新技术和新发明，从而带动新兴产业崛起，促进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步，但还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尤其是相比于创新型国家，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仍然存在差距。
从创新结构来看，近年来我国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发展较快，但是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短板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尽管中国的专利数量已位居国际前列，但在光鲜的表象之下，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顶尖专利却相对较少。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原始创新能力差强人意。另一方面，国内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支撑力度明显偏弱。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普遍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尤其是科技型跨国公司的研究机构更是规模庞大。在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无论是在企业现有研发机构数量，或是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设置率等方面均明显偏低。
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曾指出：“基础研究领域的差距直接影响到未来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如果一些中间领域的基础问题不能有效的解决，一些共性核心关键技术就不能突破，我国的产业将面临长期被锁定中低端的风险。”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是提升产业技术竞争力的重要源泉。我们应借鉴创新型国家经验，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投身基础技术研究，一方面可缩短产学研间的技术扩散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使基础研究更好地面向产业需求。
基础研究对于提升原始创新力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认识问题只是一方面，如何真正打通产学研链条，提升成果转化率则更为关键，有关问题仍是目前我国创新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难点。从现实情况看，相比于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达60％-70％的水平，我国的科技成果整体转化率依然偏低。面对客观存在的差距，我国如何完善转化激励机制，突破科技成果转化瓶颈，提高成果转化率，仍然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资本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支配力量，其高增值能力远超物质资本，如果缺乏人才资本的支撑，创新活动将难以为继，创新成果也无法获得，更谈不上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由于人才资本对创新发展的影响巨大，因此历来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样明显。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含人才资本）投资占GDP比重为12.0％，2020年我国规划目标达到15％。然而早在2006年美国已达到23.14％，法国为19.02％，德国为17.80％，新西兰为16.32％，英国为15.60％，日本为15.14％，澳大利亚为15.11％，意大利为14.47％,韩国为13.76％。
教育是衡量人才资本投资最具说服力的指标，2010年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与总人力资本存量中人才资本的比例基本对应）为12.5％,然而早在2005年美国已达到55.8％,日本为54.9％,加拿大为54.0％,英国为38.2％,澳大利亚为37.5％,法国为35.7％,德国为33.9％,意大利为32.6％,韩国为27.6％。理论研究表明，人才资本水平与创新活动呈正相关关系，创新型国家的人才贡献率大多在60％-70％之间，这些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而我国的人才贡献率大体为35％左右，与创新型国家的水平落差明显。中国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应该在大力提升人才资本水平上不惜余力，惟此才能夯实我国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基础。
众所周知，参与国际创新竞争是一个既“烧钱”又“烧脑”的过程，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升科技创新投入，在“烧钱”方面已比较接近创新型国家水平，但在“烧脑”方面仍然差距突出，尤其在推进人才资本价值有效转化方面依然问题不少，而这才是更为关键的。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如果“烧钱”有余而“烧脑”不足，那么创新竞争力的构建，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都将难以达到理想效果。
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实力大增，在“烧钱”方面相对不成问题，因为可凭借体制优势，通过行政力量推动资金的持续高投入。然而在“烧脑”方面可没这么简单，它涉及到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问题，解决起来要比金钱投入更为复杂，因为在这方面行政权力是难以强求的，惟有通过科学合理的途径调动人才积极性才是正道。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防止倾向性的偏差，改变过去那种偏重于研究如何“烧钱”的时候多，而研究如何“烧脑”则相对不足的状况，只有兼顾好“烧钱”和“烧脑”的均衡发展，才能使我国在参与国际创新竞争中获得足够后劲。
根据对称性管理理论，在创新问题上“烧钱”与“烧脑”应形成对称意义上的和谐，两者缺一不可。也许大量“烧钱”能够“短平快”地解决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的问题，然而只有加大“烧脑”力度才能更好地解决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问题，前后两者存在着创新规律上的差异。原始创新不同于一般创新，必须以人才的创新智慧和创新潜能的极致发挥为支撑，只有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优秀人才的原创性潜能，原始创新才能获得理想成效。那种急功近利，认为只要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掀起一场创新运动就可以把原始创新搞上去的想法和做法，是不科学也不符合创新规律的，很不利于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们在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成效相对显著，而在原始创新方面进步缓慢的原因之一。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灵魂和不竭动力，近年来全球大规模兴起的创新潮流，大大激化了国际竞争的强度和难度。当前我国正处在创新驱动的重要转型期，面临的形势复杂多变，为此必须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以更高标准明确自身定位，着力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创新竞争的能力，努力形成独具中国创新特色的竞争优势。
创新需要正确思想指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习近平强调，要提高技术认知力。只有认识客观世界，掌握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创新才能有所突破。创新作为一种处于境域化结构中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发生在任何地域和时域环境中，都要求创新者必须超越特定的情境而达成科学真理上的共识，并基于科学实践的认识论立场，合理化地给出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从而使其自觉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这是一项无止境的事业。虽然创新的认知机制仍是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创新者而言，具有科学精神和良好心态是首当其冲的，全社会都应对此加以爱护和保护，并为其营造更为宽松的氛围和更加自由的环境，使创新者乐于大胆探索、敢于追求真理、勇攀科技高峰。
由于创新不是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而是遵循非线性演化方式，其中难免会有各种失败和挫折，因此对于创新者应给予更多包容和足够的自由空间。要深入认识创新基本规律，充分尊重创新的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等特点，给予创新者足够的理解与信任，鼓励和支持其在原始创新领域潜心钻研和开展长期持续研究。同时应建立健全惠及全民的创新价值共享机制，通过形成互利共赢的成果分享格局，使全社会真心实意地尊重人才，尊重创新，为我国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培育良好的社会土壤。
创新竞争以人为本。习近平强调，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最关键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环境下的创新力概念不仅是对科技经济状态的一种反映，也是对新型科技经济关系整体结构所发生变化的一种描述，突显了以人为本的创新型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我国要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首先必须补齐人才短板，要真正解决源头活水问题，不但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更要把人才用好用活，充分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否则创新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将难以实现。人才竞争以用为本，人才的价值只能在使用中体现，我国在推动创新发展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人才以用为本的理念，把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注意力聚焦到如何用好用活人才这一关键问题上，着力破解阻碍人才积极性发挥的深层次矛盾，彻底解决人才资本价值发挥不充分的难题，让人才各得其所、用当其时、才尽其用，实现人才资本价值的高质高效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才资本短缺与人才使用浪费并存的困境。
人才资本既是个体主动型资本，也是体制被动型资本，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人才资本价值转化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人才资本作为一种可活化资本，其活化程度是体制变量的函数，只有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才能把人才的创新潜能充分激发出来。站在对称性管理的角度，应高度关注人才资本所具有的显隐双性，认真研究人才资本的显/隐转换机制，防止那种只注重显性人才资本，而忽视隐性人才资本的弊端，要以用好用活人才为出发点，既要防止显性人才资本隐性化，又要激发隐性人才资本的充分显现和释放。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要重点对那些起关键激励作用的制度因素加以创新，让人才愿意创新、主动创新、积极创新，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人才资本的特殊战略资源作用，使其成为支撑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发动机。
文化是无形之物，但是非常重要。创新文化不仅涉及创新本身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层面和精神意识等方面问题。根据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经过一连串的因果链条，看似缺少关联的事物可以为彼此带来巨大影响。由此启示我们必须从理性层面深刻认识创新文化的意义，避免对创新文化本质的片面理解而带来不良后果。创新文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元素，繁荣的创新文化不仅能为我国带来希望，而且能确保我国在创新竞争中更具持久活力。因此要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创新文化健康发展的氛围，把弘扬创新文化日益转化为全社会具体的自觉行为，并形成一种日益成熟的社会理性，从而唤起不可估计的创新能量和创新热情，推动我国实现更高层次的创新目标。
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源头，但是由于基础研究的特殊性，更需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氛围为其保驾护航。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扩散效应和放大作用，其对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并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持久而深远影响。基础研究作为探索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人类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行为过程，反映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非预设的，是依靠科学精神和自觉意识来推动的。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基础研究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明显，为此必须大力培育重视基础研究的创新文化，要用系统工程思维抓好创新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真正形成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崭新局面。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层次越来越高，创新竞争所包含的基础研究成分也越来越丰富，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显。事实上，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席卷性地迅速颠覆人类社会发展形态，也正是由于众多基础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而致。这些发展奇迹的发生和发展，如果缺少基础研究的支撑是绝对办不到的，为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及其成果转化，并以此加快推动自身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习近平强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目前我国已经具备相当的基础研究力量，并且已经形成一支门类较齐全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应该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方面有更大作为。基础研究不是孤立的，必须与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相结合，把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重点，把创新成果转化作为检验基础研究的重要衡标。为了强化基础研究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支撑，应努力畅通产学研链条，进一步探索产学研结合新机制，促进基础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融合，使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地与产业对接，加快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
（五）以基础技术研究带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中国要在国际创新竞争中做到先发制人和占据优势高地，就必须解决基础技术研究薄弱的薄弱环节。习近平指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是企业的“命门”所在。企业必须在核心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掌控产业发展主导权。实践证明，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首先必须在基础技术研究方面走在前面，否则将难以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并随时被人反制的尴尬局面。我们在反思自身关键核心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同时，应加快强化自身的产业创新体系建设，发挥企业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上的主体作用，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发投入，依据产业重点加强基础性前沿性核心技术研究攻关，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扎扎实实提升我国的基础技术研究水平，力争在时机成熟时实现飞跃式突破。
为此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一方面，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设立产业技术创新中心等机构，以主攻基础技术研究为重点，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市场化的发展链条；另一方面，要针对目前企业对基础技术研究缺乏兴趣的状况，政府应出台更有推动力的激励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推动基础技术研究水平迈上新台阶。环视发达国家的知名企业历来都非常重视基础技术研究，其科研部门不但汇聚了数量庞大的科研人才队伍，而且对基础技术研究的投入也非常巨大，有力地确保其在创新竞争中跻身世界前列。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应把加强基础技术研究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早日摆脱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