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章   竞争环境＝人格堕落？

 

（原作于2011年2月3日，标题已改动。）

春节，人们用不同方式祝福新春，我用此文祝福祖国科学发展的春天来临，且将持续迎来温暖的春天！

2010年，当河南省某官员面对为民生奔走呼吁的记者，发出“你是为共产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疑问时，我感到秋风萧瑟，如今县处以上官员文化水平都在大学以上，何以在民主进程中，其政治思想素质变得如此不堪？

当京城造假精英XX为自己拥有“打工皇帝”桂冠深感自豪且不惜做假账死守“皇帝宝座”时，我感到冬天来了，非民族脊梁的人格却拥有京城人杰名分还拥有优势话语权，而且不遗余力使劲召唤后来者：“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当主张“应该把中国分裂成至少七八个国家”的刘晓波被美国国会议员捧为“民主斗士”一再鼓动舆论追捧时，我感到冬夜漫长刺骨寒冷，中国有了刘晓波就有了真正的民主政治吗？人民应所向往的民主政治何以变成这般模样？

第一个论点：人格所面对的社会存在

我把上述三种人称之为：官奴、钱奴、洋奴。听起来有点尖刻但不妨听进去为好，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已是“名流精英”，还是正在努力晋身的“后备精英群体”，他们中能像钱学森、巴金、袁隆平等一生坚守独立人格的人只占极少数，尤其是当代。包括笔者在内也常自省是不是“奴根”未净的人？

不过，相比前述之“三奴”，笔者尚处在十字路口。我下过岗失过业，深知当今人才流动的高昂代价。维持生计必须在岗，所以，和许多人一样：不甘心也甘愿做“岗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不独立，之初就源于成长过程中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为求得一个体面岗位不得不做应试教育的“学奴”；求职后因人才流动成本过高又不得不做困守一职的“岗奴”；接着为了成家安居又耗尽财力争当“房奴”。

像我，目前就处在做“岗奴”已临近退休，做“房奴”则远未解套的“上升末期”。在身不由己的生存环境的竞争压力下，我，还有知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就很难保证自己有朝一日不扭曲身段，不被奴化，不出卖国格和人格。

人格独立，对社会环境有“条件”要求。当我把这个国家权力结构最真实的一面勾画出来时，请读者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下面的事实，既有当今时代的巨大进步也有封建阴影的重复再现，它在无形中造就了许多人奴性人格。对此，大不必悲悯时艰，太过敏感。笑谈危机重重，施政举重若轻。只要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正视现实，顺应民心，善于在改革中做“加减法”，一切可能激化的矛盾，都会在发展中消失。

中国现实权力结构并非中外学者判定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如今高层权力架构加速了党内民主建设与党内外法制建设，但中下层权力结构则停留在“裙带关系网”、“权钱交易网”和“西式精英网”“三网合一”的杂糅体制中。

健全的与变异的上下两种权力架构，前者代表多数人利益，后者代表少数人利益。在高层政体与部分中下层政体间，既相互联系也存在复杂交错的权力断层。这种权力体制断裂状态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六四”动乱发生之后。当时中央在匆匆交接权力时对高层做出果断的“政治安排”，但那时并未告诫全国：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安排”适用于全局政治稳定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类似安排只适用于特殊政治背景。

中国的国情，是这样一种不易改变的历史传承：上面有什么下面就立刻学什么。此后，连续10多年，中下层各级一把手都学会了为一己队伍轮番做“政治安排”。由此而形成了部分中下层权力结构“三网合一”的杂糅权力架构和体制。

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基层“小民主”传统一度丧失殆尽。民主评议干部、公开备选人出身背景、规避各种利益关系、选人用人坚持“五湖四海”——这些曾经有效的制度被废止。“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记忆中，曾经被“文革”践踏过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此时，已蜕变成“民众服从官员、下级服从顶头上司”两条纪律，且用到极致不少于10年。社会中下层以权力资源为核心的各种社会资源被日益集中到“三网体制”少数群体中，“三网”利益阶层日趋固化。

由于规则不完善、中央权力不通达，当代知识群体多数逐渐丧失话语权、管理权、参与权，而身处一种为权势、为岗位、为房贷所困的类似环境。许多人面对利益固化阶层宁可“对自己狠一点”，自损人格，趋炎附势，也要改变身份。

于是，体制中大批知识人甘愿做“人前风光人后落寞”的洋奴、官奴、钱奴。只有少数人视事业为崇高，忠守不渝以淡泊名利保持内心宁静。我大概介于两者之间：一面攒装修钱为“房奴”解套谨小慎微做“岗奴”，一面织“围脖”撰“博客”理直气壮描述中华复兴之路，书写真实空间的虚拟人格和虚拟空间的真实人格。

恰在此时（2010年）美中情局和台国安局对中国大陆的分离主义渗透方式完成了升级换代部署。据官方资料显示：过去那种传统的分裂行为已进化成“非典型分裂组织”和“非典型分离手段”。其在阻止和影响中共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文化施政效果时，使用某个组织、某一个人独担任务方式不复存在，所有具体任务指标都被“碎片化”。所有“碎片化”作为无一违反工作程序并可无风险达成分裂目标。

第二个论点：生存与荣辱的人格选择

在有生存压力、有隐秘对抗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与荣辱足以改变人格。生存问题可以摧毁人格，荣辱问题则可以把正直的人改造成“两面人”。

这就是现实！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治发展与完善之进程，需等待中等收入阶层人格完善的艰难成长。如果知识群体多数不能成为我国中等收入多数，如果中等收入多数是被掏空人格或财富的一副奴相，如果知识群体多数在其成长壮大过程中失于人格完整和人权完整，那么，任何民主政治模式被搬到中国都只是少数人的政治游戏。

中国民主进程的最艰难一步是唤醒中下层知识群体的人格独立。实现这一步除要求个人品格须挣脱封建制遗传的非独立人格习惯束缚外，制度方面需切实保障人生进入知识群体后不因权势而生就业忧患、岗位忧患以及被“猎头”无序搅乱的人才流动之忧患。让竞争充满阳光，使多数人既有条件进入、也能依赖制度巩固中等收入地位，即依靠做“加法”办法打破利益阶层固化，加快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而不是默认放任利益阶层固化的严峻现实，迫使国人永远在类似封建传统的竞争中拼爹、拼钱、拼奴性。

日本在保障基本生存方面，采取“结婚妇女全回家”的特殊办法，把发展机会均摊到每家每户，用“男尊女卑”换来了“机会公平”，中国做不到。尤其这样，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听得进哲学家的劝告：中国人口众多，她容不下超过15%的人拥有主动竞争和主动超越自我的强烈愿望。少数人在市场竞争中主动进取和超越，多数人处在被动或常态状态下，社会才能保持既有充分活力又大局稳定的局面。

否则，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全民“下海”，人人参与自由竞争，那便是社会动乱的开始。人口众多的中国，没有那么多资源和机会去保障超过15%的人“靠超越自我”去获得与他们的超常付出和愿望相称的回报。愿望多了会人气爆炸，人气爆炸自然机会不公，机会不公就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又导致丑事恶事腐败行为堆积如山。

在“机会与公平”不能均摊给千家万户而且竞争激烈的社会，唯有权力炙手可热，唯有手段恶劣和揽权租权者才可“胜者为王”。于是，贪腐和奴性成了“胜者为王”之信仰人的秉性操守。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竞争，是类似于“差额选举”一样的有差额、但差额并非恶性悬殊的良性竞争环境。祈愿能者进取，多干多得，效率优先；祈愿当多数人把机会让给少数人后，他们不被富人抛弃，能享有制度给予的公平。

对知识群体来说，“人格独立”指的是无媚骨、不逢迎、不依附的秉性操守。表现为不屈服于国际国内和眼前的任何强权势利而能独立思考。这种人格是勇立时代潮头、敢为阳光事业和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的人格，也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人格独立的人，与他国、与上司、与富人相处，始终秉持“和而不同”原则。对他国之长好学而不硬套，吸收而不照搬；对上峰指令服从而不盲从，受命而不唯命；对官位和金钱有意图而不贪图，可受之而不擭之；即便是对最崇敬的权威和师长，也同样不搞亲密无间的过从关系，尊重而不迷信，遵循而不教条。有独立人格的人在颂扬伟人丰功伟绩时也能看到差错；在敬仰先圣不朽思想时也能辨析先圣难免的缺陷。

独立的人格，是创新和创造性思维的人品基础。成大器者，必先人格独立，然后，他才能有原创成果。如果明明是一个依附权势的人，从媒体上也能看到他“取得”了学术成果，你不用调查考证，即可判断那是学术腐败，不屑便罢。

人格独立，又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关系、国与国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人与人、国与国只有“和而不同”才能相互尊重，只有相互尊重才能容忍分歧，在相向而行中逐步化解矛盾。国与国的关系是利与弊的综合考量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拥有值得他国追随的理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有长处无短处。

人格独立，是民主政治的人性之氛围。你观察：凡领导身边有这种氛围，才会有人敢讲真话，不怕犯颜，不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干部才可避免因小错失于警醒而酿成大错，因小贪失于明察而养成大贪。如今知识群体此氛围还有吗？

反过来，则是非人格独立的荣辱依附品格。在国际关系中屈服强权（霸者至上），在社会关系中屈服一己荣辱（个人前程至上），在人与人关系中逢迎势利（金钱至上）。见谁撒钱就媚眼向往，见谁势大就媚骨投地。这种“一边倒”的屈从并非“二合为一”而是“抑一从一”。它不是国与国、人与人的矛盾趋于良性互动的可靠关系，而是一种促成霸权意识膨胀、支撑长官权力肆虐、刺激贪图意识蔓延的“奴才伺主子”的庸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奴才越显奴性，主子越尊贵；奴才越是逢迎，主子越昏庸。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显达富贵不过三代”的魔咒，原因是什么？原因正是奴才以“奴性”伺候的结果。看看《半月谈》记载2003年竟有“官奴”在县府门前刷出大幅标语“政府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群众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你就能找到历代封建王朝“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的真正原因——是奴才的经典思想逢迎与香薰的结果！

承认“和而不同”，严守国格尊严，坚持人格独立，才能使社会或双方矛盾分歧摆在明处，并且坦诚相见，肝胆相照，求同存异。而以奴性逢迎权势抑一从一，百忍千忍，那就很容易掩盖一种真实存在且可愈藏愈烈的尖锐的矛盾冲突，那正是对抗性事件爆发的根源之一。所有奴才弑君、穷人造反的故事都是这样发生的。

第三个论点：社会脊梁决定社会存在

为存在决定意识补充一句：社会脊梁决定社会存在。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需注重渐进式推进民主政治，其中还要做出相应选择是什么？需要相辅相成配套成规的另一种抉择是：知识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应该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

不做洋奴官奴钱奴仅仅是成为“中国脊梁”的前提条件。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维护人民大众的生存发展利益。目前，我国基层民众多数在表达民主意愿方面并不具备知识群体所具备的主张能力和知识储备，如果脱离他们去搞“民主”，这个国家就只能是谁能说会道、谁的知识储备多、谁的学历文凭高谁才拥有民主参与权。

上述民主政治模式恰恰是西方国家初级形态的民主政治所经历的两百年曲折动荡之特征。即少数精英群体有知识有能力主张自己的权利，忽略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力和切身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和及时维护的不稳定的民主政治形态。

美国，迈过不稳定的“初级民主政治形态”阶段是在高等教育全面普及和中产阶层成长壮大以后。日本，则是采取“婚妇全回家”这种他国无法借鉴的特殊办法，把最基本的公平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均摊给了每家婚男，从而奠定了全民共享发展成果、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基础。中国，人口众多加上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若处理不当就难避免知识群体面对“强权”和“势利”，因洋而奴、因官而奴、因钱而奴。

因此，按照中国国情判断：首先，不能学美国搞民主政治不考虑多数人知识能力而从精英群体开盘，否则，陷入两极分化动荡局面将比美国更漫长；其次，不能学日本把婚妇赶回家。同时还要看到，中国基层民众即便是不善于主张民主权利，但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是不能被忽视的社会稳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始终在演示一个真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

人类社会原本就是“民本”为基。自然而然的人类史早已肯定顺应民心即为“天道”的社会发展之规律。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沉淀积累得最早。炎黄至今历朝历代，每当“民本”之基被权力肯定和维护时，也是这个朝代政通人和、欣欣向荣时期。相反，便是当朝衰落、分裂、社会弊端积重难返或积贫积弱或战乱不止时期。

由于封建制是以“皇家”为国家，导致中国历代王朝开国皇帝有的虽然来自民众、或者有的曾经贴近过民众，但这个皇家，却又都是一样不可避免很快脱离人民。尽管国之“民本”基础可在动乱后得以恢复，但却在恢复后又逐渐丧失。

千百年来，封建中国没有百姓说话的权力，造成基层民众历来不善于正确主张自己的生存发展权利，当走投无路时却善于揭竿而起。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和为再度建立另一姓氏王朝引发的社会动荡，集中反映了民间期望国家回归“民本”为基的一种重整山河的强烈愿望。问：为何重整山河的动荡会在中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不论封建中国怎样盛衰兴亡更迭，从历史中都能看清一条主线：只要各级权力作用力悖逆了基层民众利益必定酝酿各种动乱甚至分裂和战乱，也一定在不堪承受的动乱之后又重新回归国基理顺、再度安宁、再度强盛的良性发展局面。

中国历史是一部厚重教科书。可令人更深刻领悟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它的深刻含义并非是简单照搬他国现成的民主政治模式问题。民主的本质，是维护人民利益并使各级权力意志持久保持不脱离基层广大民众意志。用制度保障权力与民意相互沟通、息息相通，保持与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协调一致，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内容。

但是，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其必由之路是要先造就和培养一支“中坚力量”做人民利益的“脊梁”、做联系沟通基层民众批评与呼声的“桥梁”。谁能担当起这一责任？只有知识群体中善与民众利益融为一体的先进分子才能担当。

这种“中坚力量”，必须与基层民众相结合，熟知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具备与百姓相近的思想和情感。他们乐意为不善于主张权利的基层民众主张权利，他们不畏权势并善于引导基层民众用法律手段有序化解关系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他们向往把自己的知识才能用在科技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他们甘于用自己的肩膀为民众担负起消灭贫困的责任，他们热衷于用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为基层民众架起致富的桥梁。

昨天，在网上读到一篇“大学生村官”写的“郁闷文章”。这位“村官”直陈心中的苦闷：“把大学生下派到农村，究竟是为什么？是为国家缓解就业压力，还是我们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把我下派到村里能有什么用场？……”种种郁闷，还差一种郁闷：何没想到你身边的农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相比你更难？

自孔子办教育两千年来，中国至今没有解决好如何办好教育、如何育人的问题。科举入仕、为官则荣、官贵民贱等习俗造就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思想、人格很难独立，也养成了视“势”而偏激摇摆的依附品格，这种秉性遗传长达数千年。改革开放前，“极左”路线对知识群体上述摇摆不定的人格采取歧视性改造，视其为“臭老九”；改革开放后，又一度宠为“天之骄子”，又不幸酿成脱离民众、脱离国情的精英情绪。

老话总是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恰恰应了这句话，使中华民族总是在兴而覆亡、亡而复兴中徘徊！笔者此前提到过，封建社会“树人”或治国的确只用了半部《论语》，即《论语》中先圣之言之行那一部分。

其实，《论语》所成就的伟大思想当属撰写人与孔子共同的智慧结晶，它的“另半部”并非先圣与权威言论，而是批评权威与圣人的不足和缺陷。一是类似于当今袁隆平的那位古代农业种植能手，曾经严厉批评孔子办教育连当时农村最需要的农业科技教育都没有，令士子们“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因《论语》中的孔子面对批评“无语”，导致此后两千年中国科学技术教育也“无语”——科技曾经落后的文化根源。

《论语》中那位老农比袁隆平更伟大，他在没有“科学”一词的时代对科学问题表述十分准确。分五谷与分基因、分元素、分矿石、分粒子一样是科学教育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轨迹正是从可见物质“分”起，一直分到超微粒子领域。

如果早有统治者如上述解读读懂了《论语》，中国科技创新何至于发力太晚？我记得直到1974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之后，农业科技站才普及到我插队的那个乡，这是共产党新中国的功劳。在两千多年封建史中，圣人与权威的话被奉若神明，而基层民众的呼声则被置若罔闻。权重言重、人微言轻的官奴价值观有否荡涤干净？

二是《论语》中也毫不忌讳记载了类如当今的“上访事件”。一干民众蛮横围攻孔子及学生。孔子最终没弄清楚民事冲突究竟与他周游列国何干？这恰恰显示出中国知识群体和名流精英只求自己为官显达，却脱离民众情绪的一种常态。

半部《论语》何以治天下？体恤民众的批评建议和权威思想两者相融合，才是政治家、教育家应所关注的《论语》之全部。相信那位郁闷大学生“村官”会找到与民众与实践相融合的奋斗目标。郁闷好！没有郁闷何以成熟？不过，有人在郁闷中消沉，有人在痛苦后涅槃重生。这里的关键在于，你除了为自己郁闷还为谁郁闷过？如果“郁闷”囿于自我群体，那么，你无疑是一位西式精英和西式民主政治的“后备选手”。

如果要问中国发展道路最难逾越的“障碍”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回答：民主政治中切实体现人民意愿问题。如果有人问中国民主进程中最大障碍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回答：知识群体尚未人格独立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到文尾，也好心寄语美国政府几句话：天下有许多难事，其中用美国300年文化底蕴阅读5000年中国国情则是天下最难最难的事。无视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刚刚摆脱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就无法理解她的民主政治使命的艰巨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