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健事件一波三折看中国式的政商环境(4月24日)
关键词:政商环境 传统思想
市场经济下,商的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中国,微商、电商、社交电商、直销的经销商,究竟属于商,还是民,就会让人“傻傻分不清楚”。在网络上,在生活中,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的广告已经泛滥到令人作呕的程度。
为了应对这些社会状况,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2018年开始,以权健风波为漩涡中心,对整个直销行业以及大健康领域展开了综合治理整顿,加大了对于各种“商群体”的打击力度,针对大健康领域和直销市场的力度之强,范围之广,使得中国式的政商环境与市场环境变得不那么包容与和谐,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怨声载道。
政府此举直接波及数以千万计人的就业问题,甚至引发了部分民众对政府的极度失望以及对未来的绝望之情。大家不能理解的是,难道那些抱怨直销与微商、社交电商之害处的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那些依靠微商、社交电商、直销而缓解生活压力,而必须每天面临养家糊口问题人就不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难道官方看不到打击直销和微商会给中国社会稳定带来的打击吗?
贾春宝希望通过本文,尝试从中国的官、民、商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之中,理清导致这样的矛盾与冲突的内因。
中国自古就有“重学轻商”的传统,称呼商人为“奸商”。因为商人需要经营智慧和头脑,需要有过人之处和前瞻性的眼光,所以被认为自古奸诈,所谓无商不奸,也有人说无奸不商,总之在中国人的基本认知领域,商人的天性就是耍心眼。
在中国人的语言环境中,“奸”真的不是什么好词,比如民间说一个人“馋懒奸猾坏,阴毒损黑狠”是极度恶毒的词汇,比如官方说“奸佞”也是大逆不道的,比如说婚外的男女私情称呼“奸情”是见不得人的,称呼人品“奸诈”是会带坏身边的朋友的,这些表达都没有任何好意,都是贬义。
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再走向了开放的市场经济,发现重农思想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重工也仅仅会成为别人的廉价劳动力,重学的过程也是逐渐脱离实际,变得与现实的柴米油盐发生冲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的主流方向指引之下,老百姓又发现了经商的诸多好处。
从官到民,越来越感受到,其实“商”也不是那么邪恶。至少经商不仅可以赚到第一桶金,为家庭压力分忧,而且可以拥有企业家之实力,为家乡父老做贡献,甚至可以跟资本结合,在某个细分市场中呼风唤雨,拥有相应的话语权,当然假如能从自己的收益中分出一部分,也可以做做慈善与公益,把自己从社会中得到的部分利益再捐回给社会,让那部分得到自己利益的人,对自己感恩戴德。
即使如此,但从民的视角,依然会以对立的态度去看待商,中国人坚信买卖是对立的矛盾,“买的没有卖的精”,说的是彼此的勾心斗角,而最终注定以卖方“推销成功”为结果,而那个结果会激发人在面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痛恨,对自己的劳动剩余价值被榨取之后所受到伤害的心理,甚至认为所做的慈善都是在把自己的“黑钱洗白”。似乎没有一个转化向善的概念,就是说自己在采购的时候,通过买到东西而让自己在某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及自己在心理角度所得到的收益。
但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卑微的弱势群体的自我定位,总是感觉自己是受到伤害,不管这个伤害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比如承受假冒伪劣产品的伤害,比如被施行双重标准的伤害,比如被剥夺平等权利的伤害,比如以大价钱买了别人看不上眼、被别人丢弃的产品,或者没有赶上占便宜的机会等等。
从政府的角度,我们需要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去缓解压力,但不希望人人自危,对是否属于“商”是有不同意义的,这中间有哪些差异呢?
首先是准入标准的制订与执行,毕竟即使做同样的事情,“商”的门槛要更高一些;其次是税收,“商”也要更高一些,再次是对“商”的态度,似乎不需要像对普通消费者那么友善。毕竟从某种意义讲“商不属于民”,甚至商是民的对立面,这才是官对商制度严苛,管理职能远远比服务职能重要得多的核心根源。
从这个核心根源引申出来,就是政府必须以抑制商业为主流工作的思维定式。官对商的高标准严要求,就是对民的保护;官对商课以重税,是“杀富济贫”,官对商的杀伐管理越狠,在民的心目中所建立的形象就越高大。
既然民与商是“对立”的矛盾两极,那么在官、民、商之间,到底是民在利用官,让商的发展不至于过于高调,还是官在利用民,缩小“商”的自由灵活范围?这个无须说得太深刻。只是,商与民之间,商与官之间,难道就真的那么水火不相容吗?
基本问题是:即使从改善国内市场的秩序,优化管理规范,迎接更为挑剔的企业机构与投资人的角度,都需要深层次地治理整顿市场环境,对商业群体施行高标准严要求。
中国人还有一种倾向性,那就是“矫枉必须过正”,否则就是没有力度,所以在倡导“大众创业”的大环境中,全民皆商与全民皆伤是一种举措的“双刃剑”,一方面管理会失控,另一方面会缓解就业压力,这就是官方的“两难选择”,或许基于诸多因素,“大众创业”逐渐仅仅成为一句口号,而难以落到实处,成为看上去很美却难以落地的憧憬。
所谓“全民皆商”是每个人都成为商人,虽然未必所有人最终都成为商人,但商人多了,就有可能会导致全民皆“伤”。正所谓全民皆商必然导致全民皆伤,商务环境放开,必然导致每个人都受伤。
其实从友善共存的角度,商是服务于民的,商也是缓解官的压力的,如果没有商的群体,物资的调配与流通压力都会回归官的身上,又会回归到计划经济的道路商区;如果没有商的群体,民将会失去很多选择余地,自己的切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也没有兴趣通过加大消费的方式去拉动经济;如果没有商的群体,官也会多很多需要去服务的民。
贾春宝认为,商的实质依然是民,只是相对独立的民,不需要官去提供就业机会,而“利益分享、风险自担”的一个群体。
通过以上分析,希望能让那些从商业市场从业者的角度,难以理解与接受的人,对来自政府的综合治理整顿范围与力度之中,多一些理解,少一些纠结。
贾春宝
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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