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及其产生

2019-4-1

“重商主义”概念是斯密（1723-1790）的首创。在《国富论》之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分析介绍了两个经济学体系，一是重商主义，二是重农学派。斯密眼里的重商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思潮或者理论体系，一是强调金银是财富的最重要形式，二是强调对外贸易是财富的主要来源。斯密的阐释有刻意妖魔化的嫌疑，因为重商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与他主张的自由放任是冲突的。就一般的理解而言，流行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后来被叫做“重商主义”的这一思潮或者体系，除了斯密提出的两个教条之外，还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强调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强调国家干预，强调积累国家财富，维护民族利益，强调发展工业，等等。

“重商主义”在十六世纪之后的流行和发展，是一系列社会经济事件发展的产物：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的文化氛围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性得到解放，人权得到尊重，现世的物质的幸福开始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科学得到发展，技术有了进步，炸药的发明和炮兵的使用加速了封建堡垒的崩溃，社会的流动和商品的流通得以加强；航海技术的进步，新大陆的发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欧洲的国际贸易从地中海走向了全世界；马丁·路德（1483-1546）推动的新教改革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民族国家建立的进程大大加快……这一切，都为重商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具体来说，重商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产生和发展是以下因素推动的结果。

第一，国际贸易中贸易逆差的扩大导致欧洲国家普遍的“黄金饥渴”。

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欧洲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中，逆差在不断扩大。尤其是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欧洲人对亚洲的香料，茶叶，瓷器等有着旺盛的需求，但亚洲人对欧洲的工业品却不是那么热心。这样，欧洲人从美洲运回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流往亚洲，进入中国。拥有更多的贵金属就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有更多更自由的选择，贵金属不断的流失就越发加剧了欧洲人的“黄金饥渴”。这是对重商主义强调贵金属作为财富的主要形式的传统的主流的解释。

凯恩斯（1883-1946）的解释更加开明一些，他并没有将重商主义强调货币流入的观念理解为一种变态的心理。凯恩斯认为，重商主义者强调贵金属作为财富的重要性，主张采取措施增加出口，增加顺差，增加货币流入，不是一种狭隘的崇尚金银的心理，而是出于扩大就业的需要。因为贸易顺差的增加导致货币的流入，而货币的流入将带来国内货币供给增加和利率下降，而利率的下降将降低投资成本从而推动投资，而投资规模的扩大将扩张就业。我读托马斯·孟（1571-1641）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利益》也发现了这一点。托马斯·孟是晚期重商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贸易差额论”的提出者，他的这本著作被马克思称为“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在孟的著作中，强调贸易顺差的目的在于货币的流入，而货币流入的好处就在于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

第二，工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对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要求。

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商人阶级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但这种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商人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改善。缺乏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商人的财产安全性就得不到保障。所以桑巴特说：“在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观念一直认为富人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所接纳。”（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16）桑巴特的著作中提到，那个时代的富商们为了提升社会地位，往往热衷于购买贵族的头衔，甚至与没落的贵族联姻。

商人阶级还有其他提升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办法，就是意识形态宣传。他们通过撰写小册子，来宣扬商业的重要和商人阶级的贡献。重商主义时代的很多小册子，强调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强调商人的逐利行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他们的作者很多就是工厂主或者贸易商。那个发明“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法国人蒙克列钦（1576-1621）就是一位五金制造商和贸易商，他写作出版《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歌颂了商人，歌颂了商业，还歌颂了自己生产的镰刀。重商主义者们大多将自己打扮成爱国主义者，以及民族利益的维护者，但他们发表言论的目的，大多是在为商人和商业辩护，有的甚至是赤裸裸地为本人或所在公司利益辩护。托马斯·孟（1571-1641）发表《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就是为其所在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政策做辩护。

第三，民族国家与商人阶级的相互需求。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欧洲的国家形态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欧洲的国家形态，主要表现为宗教国家。借助于罗马教廷的神权，宗教的统治覆盖在世俗权力之上，国家的疆域模糊了民族的界限。新教改革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教会的民族化。各个民族发展起自己的宗教机构，使教权分散开来，教会统治因此而逐渐削弱。与此同时，世俗权力向君主集中，君主的实权得到增强。在此基础上，以单一民族为主体，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国家形态发展起来。这就是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运转，需要财政的支持，而工商业的发展则是培育财政基础的重要途径。发展工商业离不开商人的作用，提升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既是商人阶级的需要，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商业，商业的发展也需要民族国家。商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市场，需要顺畅的流通，这就需要国家的干预。制定商业立法以保障商人利益，建设基础设施以降低商业成本，这些都是只有民族国家才能给予商业的支持。

第四，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强化了对黄金的需要。

按照马基雅维利（1469-1527）在《君主论》中的说法，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对外扩张。对外扩张不仅可以显示民族国家的实力，打消潜在侵略者的野心，同时也是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手段。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十六十七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持久。对外扩张就需要扩军备战，而扩军备战中最需要的就是黄金和白银。因为黄金和白银不仅可以买到一切可以买得到的武器，甚至还可以买到士兵，可以买到敌方将帅的意志。所以有人说，在战争之中，黄金是最锐利的武器。

总之，当历史进入十六十七世纪之后，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技术进步推动了航海贸易，新教改革催生了民族国家，这一切都为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一种新的经济思潮——强调商业和商人的重要，强调金银财富和对外贸易，强调国家干预和民族利益……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并流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