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秀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考了十七次，曾国藩考了七次。其中的挫折和屈辱，旁人难以想象，即便没有沦落到孔乙己一般疯狂的境地，恐怕也接近其边缘了。谁要是能让这对憋屈的父子从这种泥潭深陷的处境中奇迹般瞬间脱身，那简直是救命稻草。
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三甲进士，而当时进士的平均年龄，为三十八岁。继而朝考，一等第三名。道光Emperor亲自阅卷，又将其名次改为第二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翰林大考，名列二等第一，升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道光二十七年，翰林大考，名列二等第四，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品。
曾国藩这都做了什么啊？有何卓越功勋？
Emperor亲自阅卷，就是Emperor赏识嘛！
更为奇葩的是，道光二十九年，再升为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在鸦片战争期间，深受臣下或坑蒙拐骗或大言误国之害的道光，不再过多的寄望于林则徐一类的老臣，也不再寄望于琦善一类的满洲老贵族，以及奕山、奕经、耆英、伊里布一类的宗室老臣，开始将眼光和希望放到了年轻一辈的汉人身上。
这一次，道光在衡量年轻的人才时所用标准，其实只有一个，就看你是否知行合一的真儒？是否真正讲究诚信忠义并能够实际做到这一点？这是元明清之所以用儒家内容的八股文遴选天下读书人的缘故。元代科举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所谓四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明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至成化时渐形成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明亡后，清顺治三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承袭明制。以儒家四书为内容的八股文科举，实际是一套洗脑程式，是一种批量制作同种型号活体人类大脑的模具。其所考察的，正是对Emperor的诚信忠义。
人都是忠于自己的利益。我为你的利益做了那么多，给了你那么多，就看你又为我的利益做点什么，回报给我什么！道光的破格恩赐，所谓知遇之恩，会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打下一个牢牢的、永久的心结。曾国藩若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回报于道光和他的后代子孙们，心中就会感觉亏欠。
毫无疑问，很多人会忘恩负义，但真正的儒家，是不会忘恩负义的。真正的儒家，所讲究的其实就是这一点。诚信忠义，是主子在他们那，所看到的有利、有用之处，也正是儒家赖以千年兴盛的根本缘故。
道光的恩德，曾国藩是如何报答的？
众所周知，后来曾国藩于咸丰一朝，救大清于危难；然后于同治一朝，全力辅佐君王，再次延续了大清命脉，可谓春蚕至死丝方尽。
曾国藩终其一生，整个的就是一愚忠于Emperor的死脑筋。
咸丰帝刚当上Emperor，新鲜劲头还没完全消减，曾国藩就给Emperor上了一道劈头盖脑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言不讳的是咸丰Emperor的三大缺点：“谨于小而忽于大”、“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咸丰自然是大怒，却又不便发作，固然记恨于心。“干犯天威”，固然是出于一片愚忠之心。
咸丰二年，咸丰Emperor任命了40余位团练大臣。当别的团练大臣，“实心任事者少，甚至土豪劣绅借名科敛”， “奉旨办团练之巨绅而潜踪他处”，“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苛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 （王先谦撰《东华续录》）；就连咸丰帝，最后也不免感叹这些人“随带多员，任意骚扰，有名无实，有害无利，” 只得“陆续裁撤”。只有曾国藩，夹缝求存，四处求捐，搞出一个逆袭而上、震动神州并挽狂澜于既倒的湘军。
在他大力推动下的洋务运动，又给清王朝延寿几十年。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兴办的江南制造局及其翻译馆。他所提携和造就的一大批人才，如胡林翼、左宗棠、沈葆桢、和李鸿章等，都是大清栋梁之材。他所支持的 “派遣留学生计划”，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扶大厦之将倾。
这让人不得不佩服道光的Emperor谋略。
如果当初道光所看重与恩赐的，是一个老态龙钟的曾国藩，这一个被连连提拔的老年曾国藩，还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救咸丰、助同治？
赌博，靠的就是眼光。道光赌对了。
但更多的人，却被忽略和漠视。这些人几乎完全没有了政治前程，如何还能有奋斗的意愿、意志和行动？所谓世事明如镜，前程暗似漆。于是乎，鸦片一进来，这些人遇到鸦片，就像是干柴遇到烈火。
在19世纪的天朝，鸦片其实是强国。鸦片可以让那些无志的、弱志的、缺乏自制力的天朝败类加速死亡，从而达到净化和优化的整体效果。然而，真正弱国的，不是鸦片，而是天朝那种大量用奴才与批量造奴才的System。哪怕鸦片灭绝了整整一代的无志的、弱志的、缺乏自制力的天朝败类，这种System必然还会造就出新一代的无志的、弱志的、缺乏自制力的天朝败类。
道光谋略的两大弊端，一是official年轻化，即official提拔在年龄方面的限制，道光倾向于提拔年轻的被赏识者，年轻，就是最大的优势；二是official提拔在类似authorized strength方面的限制，并非翰林院出身的进士，其政治发展前途有限。这两大弊端，实际是逼迫别人去当老油条。你本来已经不再年轻，你的authorized strength也不行，大家也都心明眼亮的看到了这个情况，不愿意尽心尽力的支持你，可是你还争霸着重要职位，表面看，是在体现你个人的人生价值，实际呢，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挡着别人的道。与其当个残忍的作恶者、坑人者，不如当个善良的老油条。尤其official提拔在年龄方面的限制，可能正是官本位的必然结果。这种限制，实际上对惯于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如和珅一类，是一种利益上的迎合与维护。因为卖出一个official的职位，实际也是卖出一个利益包裹。对于年龄偏大的竞争者，这个利益包裹就小了，其所竞价的同一顶帽子，相对于年龄偏大的竞争者，所能体现的价值较低。可是这些年龄偏大的竞争者，往往关系强硬，难免将官帽子的价值压低。对于这一类人，不如索性出台硬性标准，以此为依据，将他们给杠死。
然而，这种情况，却不仅仅是存在于清朝，也恐怕同样存在于唐朝。
长庆三年（823年）早春，前一年两次上任吏部侍郎的韩愈，邀同僚张籍游曲江，写下《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前两句，写的是早春。第三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是评述前言之早春。第四句，绝胜烟柳满皇都，是将早春与晚春进行对比。
我认为这首诗的原意不是春天景色，而是更有其深意。
此诗之明确意味，是对于张十八，也是对于自己的委婉的劝慰。
在诗中，韩愈表明其感情真挚的个人想法，自己已经年老，时日不多，相对于后辈，他们是前程无量的。
此诗是写景，更是借景抒情。乍一看，好像只是写景色，而且将早春写的恰到好处。其背后之深意，则须细心体会才行。
韩愈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很老了。张籍，也已经很老了。公元768年出生的韩愈，到公元823年的时候，已经五十六岁了。公元766年出生的张籍，到公元823年的时候，已经五十八岁了。五十六岁、五十八岁，在当今时代的人们看来，还可以穿着白跑鞋和红衬衫，拿着网球拍，活跃奔跑于运动场地之间，并不算老。但在唐代的时候，却已经很老了。那时候的人们，平均寿命也就四五十岁的样子。五十六岁的韩愈和五十八岁的张籍，已经是晚年，是风烛残年。而当时的后辈们，正活跃于官场。那时候没有提拔的年龄限制，然而，人生苦短，寿命有尽时，已经垂垂老矣的韩愈和张籍，都没有了官场和人生的更多的机会。
此诗作后之次年，韩愈即亡故。
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真诚的感受和理解，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年老Official对于老年的感叹和对于年轻后辈们之展望，及其对于官场之哲思，对于人生之哲思。但此诗所着重展露的，其实是一种忠君之心。韩愈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这官，做的可是很大了！这种深孚众望并深受皇恩的大官，其关于察人、用人的言论，对于后辈们的前途以及帝国的前景，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当Emperor的，未必都会有道光这种深谋远虑的眼光。这就需要具有这种眼光的臣子们，为他们谋划。说白了，这就是一首表露自身在吏部侍郎任上必当举贤任能、有所作为的忠君诗。
通过理解道光的谋略和韩愈的这首诗，才能对于儒家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和体现价值的机理，有着进一步的理解！真正的儒家，无非是看透了这一种机理，一切言行皆围绕这一种机理，方能为Emperor所重。
真正的儒家，其所维护的是Emperor的自利之心。真正的儒家，就是Emperor利益的维护者和Emperor利益的分享者，是Emperor System利益的共享者，是Emperor System的支撑者。真正的儒家，眼中和心中，既没有所谓的民族，也没有所谓的国家，有的只是皇家和忠诚于皇家的儒家。说白了，区别于伪儒的真正的儒家，所谓真儒，其实就是Emperor的忠仆与家奴。
Emperor System实际是帝儒共同利益的实现机制。历史上，那些被这一种利益实现机制所抛弃的人们，往往铤而走险选择了相反的道路。比如黄巢、洪秀全、孙中山。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洪秀全。黄巢5岁便可对诗，成年后却屡屡名落孙山，怒气冲天的写下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七岁入学，童生都考了三次，竟还没通过。那个时候已经25岁了，成了众人笑柄，郁郁寡欢之下，几乎病死。后来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以烧书焚庙宣泄满腔怒火，尤其是对于四书五经，可谓是眼不见为净！“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孙中山的事迹，也值得一提。1894年，孙中山满怀希望的向李鸿章呈递了一道精心构思的得意之作，以此寄望其引荐、重用，却连面都没见着。
这一种帝儒共同利益的实现机制，将帝儒打造为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自称孤家寡人的Emperor才有了可托付信任的臣下。Emperor的宝座，始终需要儒家抬着。
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儒家的时代，Emperor System，实际是不存在支撑力量的。
在一个没有真正的儒家作为支撑力量的体系中，存在着因内部反叛而随时溃败的内因。比如秦始皇和洪秀全。
只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种帝儒共同利益的实现机制，才能更为深刻的理解袁世凯在称帝前的一系列举动。1913年6月22日，发布《尊孔令》。1914年9月，颁发《祭孔令》。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3月11日，公布《褒扬条例》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袁世凯亲自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1914年5月，推出《袁氏记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10年，对任届无限制，并可指定三个新总统候选人。这个时候，总统与Emperor ，基本上差不多了，只是名称不一样罢了。1914年9月28日早晨6点半，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抵达孔庙，换上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至七点半，方礼毕回府。
故深刻理解历史和传统文化且反儒的Mao，或许从来就不是要当Emperor，仅仅只是想要利用这种无上的权力去达成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宏图大志。从Lin推崇儒家的那一刻开始，林毛之间，便种下了嫌隙。从儒家的两个历史细节，去分析历史的一种可能性，我们就能发现：Mao从来就不想要当Emperor，更不希望后人当Emperor。Mao对于Emperor System，是从内心深处深切反感和坚决反对的！